八月十七日，我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接着翻越六盘山，在马莲铺以东，冒雨将追敌三十五师一部打垮。二十一日，由泾川县城以西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汭河。部队刚过一半，山洪暴发，河水突涨，军直属队和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被阻于汭河北岸。就在这时，敌三十五师千余人从塬上向我突然袭击。我后卫部队在塬上四坡村与敌展开激战。我先头渡河部队难以回援，后卫部队处于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正准备过河的吴焕先政委见此情景，立即带百余人冲上塬头，直插敌人的腰部。他向战士们高呼：“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战士们不顾泥泞路滑，从侧后向敌人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塬上部队也实行反击，在我夹击之下，敌人纷纷溃散。战斗中，吴焕先政委壮烈牺牲。这一噩耗，更激起全军指战员的无比愤怒，奋起拼搏，顽强猛扑，将敌人全部消灭。吴焕先同志，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组织领导人之一，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重建红二十五军的主持人，在领导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子华、海东同志负伤后，他独挑重担，主持全面工作，任鄂豫陕省委书记，迅速地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发展了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并在获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动向后，毅然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西进甘肃、北上陕北的决策。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在红二十五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牺牲，全体指战员无不悲痛落泪。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鼓舞着广大指战员继续战斗。
九月七日，我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保安（志丹）县的豹子川，鄂豫陕省委在此开会，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十五日，在陕甘边领导和群众的欢迎声中，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至此，红二十五军经过多次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行程四千余里，胜利完成了长征，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分两个阶段进行，历时十个月，行程近六千里。它的长征，是有准备、有步骤的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留下红二十八军，坚持了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这支三千人的武装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撤离鄂豫陕根据地时，留下的武装组建为红七十四师，坚持了鄂豫陕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八月，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不久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迎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到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举行了“奠基礼”，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
历史证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我党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证明，鄂豫皖和鄂豫陕省委，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制定和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战斗历程，载入了红军长征的史册。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三军大会师》）
红二、六军团长征记
[肖克：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上将军衔。]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全国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驻陕甘的国民党东北军及西北军，由于中央政策的正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进行工作，影响很大，实际上他们近于停战状态。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则命令驻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驻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一、二、四方面军。
在这重要的战略关头，中央军委于九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即岷县）、武山等地区，继继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但张国焘继续执行逃跑主义路线，按兵不动。结果，毛炳文部没有消灭，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调到了西北地区。这时，中央军委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九月十八日，又提出了集中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匪帮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省南部积极活动，钳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队的行动。
静会战役计划下发后，我二方面军对于三个方面军作战行动的统一，感到极大的欢欣，随即投入战役准备，当时，二方面军领导人还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够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二方面军即决定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当时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同志不巧这时生病，为了不间断指挥力量，朱德同志派我接替他）。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北渡黄河，准备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这时，朱德同志从后方赶到漳县之三十里铺，在西北局会议上，坚持北上，但并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仍继续西撤，进至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部队回头。但因队伍拉来拉去，耽搁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均靠拢起来。鉴于敌情严重，二方面军单独留在甘南有被敌隔断、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经请示中央同意于十月四日向北转移。这样，全军人员以极大的勇毅，艰苦奋战，终于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兰大道，继一、四方面军于十月八日在会宁会师以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也胜利地会师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任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基干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千百万人民创造的历史，红军创造的历吏。
（摘自陇南地委党史办编著《红军长征在陇南》）
从甘肃到陕西
杨定华
[杨定华：时为巴黎《救国时报》记者。]
红军战略的神妙，常出敌军意外。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待机，扬言继续向东行动，即出天水佯动，以迷惑敌军。敌军信以为真，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以待迎击，同时占领渭河北岸之武山、漳县，以防红军北上。但红军侦探灵活迅速，战略神妙，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立刻发挥其特长，以一天工夫走了九十里，进入一个不大的村庄宿营（可惜地名忘记了）。该村庄虽然不大，但别有风味。村内没有一个独立房子，都是一二十家一个集团。房子周围建筑着一两丈高的大土墙，墙外且挖了壕沟，深约丈余。进口处只有一桥，如果抽出桥板，民团再加以抗拒，那就不易进去。老百姓耗费了如许人力，造此“金城汤池”，据说是为了防备土匪。当我们接近该城堡时，人民都站在城墙上远望。红军怕引起民团误会，故先派代表接洽交涉。人民知道不是土匪，立刻开门迎接红军。待我们进入宿营地之后，政治工作人员立即分头活动，向人民说明北上抗日的主张，于是人民都乐意帮助红军。
次晨就从该地向新寺前进，行程一百三十里，除了中午休息三十分钟之外，简直没有休息。照红军行军速度，晚上八时就可赶到新寺。无奈天空敌机作怪，以致延误时刻，时届黄昏，路程只走了一半。我们当时想，大概可望不赶到新寺而获休息。但忽然司令部从先头传来命令：“各部队不顾一切，星夜赶到新寺。”战士们听了当然没有感到什么困难，但许多新请来的民工听到，都伸出舌头，有点“少见多怪”。行了不久，忽然疑云欲雨，浓雾密布，星月又好像害羞似的，竟依靠黑云来遮着。我们又无火把，队上马灯虽有几个，但无点滴洋油。我们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五步一停，十步一歇，逢桥过水，前后便失去联络，一直走到次晨拂晓，才走到新寺附近，但落伍人员及收容队尚未赶到。天才微明，出发命令又到，开水也来不及烧，集合号又响了，各人只吃了一碗冷水和干粮，又赶了四十里到达鸳鸯嘴附近才停下来。一昼一夜和一个半天，才吃了两顿饭，又没睡觉，一直走一百七十里，若不是红军，我想任何部队也不能这样干。
我们到鸳鸯嘴之后，除先头部队派出警戒之外，所有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到炕上或地下都睡得呜呜大叫。战士们确实疲劳到极点了，大家睡着了连吃饭也忘记了，到傍晚各部队才开始烧饭，晚饭吃完之后又睡。战士们经过半天一夜的休息、睡觉，精神都恢复了。
拂晓我们接到命令，限上午九时前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都如生龙活虎一样，大家都充满着惊奇和喜悦的心情。大概战士们想到姜太公钓鱼的渭水，一定有什么古迹奇景或军事险要罢？驻地到渭河岸边只有二十里，队伍分成两路纵队，连走带跑，浩浩荡荡如潮水一般拥向渭水河边。因时已到秋末冬初，河面虽阔，但河水却不深，一般的只到大腿上，既用不着工兵搭架浮桥，也不要摇船架浆，所以分成好几路纵队同时渡涉。因渡河时大家团集在一块，在各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两种情绪，一方面觉得顺利地渡过了渭水，为胜利而表示欣悦，另一方面却表示很失望。战士们失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姜太公钓鱼的渭水，既无古迹奇景来开开眼界，又不像金沙江、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倒壁那样险要，而是极平凡的平坦的河岸和缓缓的流水。战士们以军事战略眼光来看渭河，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故此对于前两天的急行军，赶得不亦乐乎，自然有点失望。战士们都说：“这样一条河，有什么了不得？”
当部队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刚感到失望而发生“既无敌人何必赶路”的争论的时候，忽然左右两翼机关枪，像雄鸡见着母鸡一样，咕咕咕，叫得怪起劲，追击炮也来凑热闹似的乱吼乱叫。战士们一闻枪炮声，不胜兴奋雀跃。有些说：“唔！你知道我们没有子弹了罢？”意思是有仗打可以补充子弹。有的还连说带笑地说：“他妈的！老子过了河你才来，迟了啦！”另一个故意说：“不是迫击炮、机关枪，是老百姓放爆竹欢迎咱们。”明明是敌人枪炮打来，战士们仍然你一句来我一句往，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红军作战的沉着由此亦可想见。不一会枪炮声越来越密了，司令部军号一响，战士们立即集合起来，我们电台即开始上山。我们在山上看见了彭德怀带着两个传令兵站在路边，叫我们暂时休息一会。我看他态度镇静得很，并不介意这枪炮声，不到五分钟，毛泽东也从后面来，了。彭将军即问毛泽东：“毛主席，情况怎样？”毛主席亦很自然地答道：“让他打好了，随便派二连人出去放几响冷枪吓吓他，他不敢来的。”当时我听到毛主席的话，心里想，真有点开玩笑。但事实竟不出毛主席所料，两翼夹击红军之敌，都被冷枪吓住了。于是战士们便都从容地继续向山上前进了。红军即这样大摇大摆、太平无事地渡过了渭河，通过了武山、漳县。扛我们电台的一位老民工在山上时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娘的！又想打又不敢来。”我当时觉得他说话太骄傲了，我就冲撞他一句：“假如敌人追来了你又怎样办？”他好像生气似的回答我：“他来了，我们扛电台的还不是走快一点。”现在我回想起来，假如他不是一个民工，而是一位文人的话，亦可称他“幽默大家”了。
武山、漳县两翼之敌军既不敢出来夹攻，自然不敢乘夜追击，因此红军到离开渭河三十余里的山上，就在一些零星的村庄里布置宿营。我们到了宿营地很安静地休息了，不过政治工作人员却有点吃力，因老百姓闻得下午的枪炮声，大部分都离开了家，所以政治工作人员，都到山上去招呼老百姓回来。后来我们问回来的老百姓为什么跑，他们说：“我们不是怕你们（指红军），我们是怕打仗，所以上山避开。”老百姓同红军交谈之后，一些青年和壮年都自愿地帮红军购买食粮和柴火，各伙食单位弄羊肉面条，大家吃得是满舒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