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任弼时等在积极完成“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交付的“最重要者”。先是在九月十八目的岷州会议上再次提出西渡黄河，然后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甘肃西北部。被朱德、陈昌浩等否定后，二十一日，他回到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又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制定的《通（渭）、庄（浪）、会（宁）、静（宁）、战役计划》。二十四日，兵撤通渭，执意西去。经中共中央明令制止，才表示“决不再改变”。这时，中央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提出了静宁、会宁作战方案，集中三个方面军打击进入西北的胡宗南部，要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静宁和会宁地区，红二方面军在外翼制敌。
张国焘的反复无常，使积极拥护党中央路线的同志感到难于容忍。九月十九日，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联名致辞电中央，建议由朱德、张国焘、贺龙、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同一天，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三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商量态度不便作战。”可谓所见略同。中央当即回电：“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当时，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中央决定，“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
二十一日子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立即向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表示同意：
“静会战役计划已收到。我们认为这不独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的正确决定，而且是一、四方面军有会合后，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我们同意毛、周、彭所提议六个军委主席团组织，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为着配合一、四方面军之行动，我们拟六军全部开出都宝地区，策应你们，并号召全体庆贺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之大会合。”
张国焘率军西撤的反复，给胡宗南西进获得了时间。九月中，胡的四个师从长沙、衡阳乘火车赶到咸阳。十月初，先头十余个团将进到清水、秦安一带与在天水的毛炳文部靠近，从北面威胁红二方面军所在地域；南面王均的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九月底袭占成县，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到康县一带，使红二方面军腹背受敌，有被隔断于西兰大道和渭河以南陷于孤军作战之危险。十月三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急电红二方面军“宜乘胡敌尚未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任弼时、贺龙等决定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分左右两纵队经盐官，从天水向西北移。这时，蒋介石令胡宗南进占隆德西北的将台堡，准备发起通渭、会静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令红二方面迅速集中到通渭，在隆（德）、静（宁）大道以外和红四方面军一起“抗击胡敌”。
十月七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左纵队，兼程向盐关进军。右纵队行进时，突然遭敌人陆空袭击，第六师（十六师）师长张辉阵亡，政委晏福生和六师的第十七团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十日，左右两路军分别涉过渭河，在红四方面军的掩护下北上，准备经界石堡转靖远、静宁、固原、隆德之间，牵制胡宗南部的侧翼，滞其西进，并接替红一方面军固原以北的防务。
这时，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将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合。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由于中央策略的正确，红二方面军的赞助，全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大部分是拥护中央路线的，是有诚意的。会议决定派林育英前往红四方面军传达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
一九三六年十月金秋，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经过史无前例的长征，终于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在会宁县青江驿和隆德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一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红二方面指挥部在隆德西北的平丰镇与左权、聂荣臻等红一方面军第一团领导人会合；次日，两个方面军主力在隆德将台堡会师。中革军委宣布：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十一月七日，召开庆祝红军大会师、誓师抗日及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
在伟大的长征中，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拉开长征的帷幕，之后在贺龙率领的红三（二）军会合，在湘鄂川黔创建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一年后继续长途远征，到三军会师，先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在中华大地跨越赣、湘、桂、黔、滇、康、川、青、甘等省，纵横两万三千九百多里，大小战斗一百十余次，先后占领县城三十九座，历尽了艰险。三军会合前夕，红二方面军仍保持约一万二千余人（其中第三十二军一千三百余人）。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祝贺：“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时，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摘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任弼时传》）
成徽两康战役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我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初进到甘肃南部岷州附近的哈达铺以后，全军指战员带着征服雪山草地的胜利心情，随即为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赋予的新的战斗任务而紧急行动起来。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非常有利，民族革命高潮正在急剧发展；党的抗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重大成效，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及杨虎城西北军已经实现了停战；由于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走出了草地，从而与由陕甘宁根据地向西发展攻势的一方面军形成了会合之势。这一空前有利的形势，大大兴奋了红军与全国人民，震惊了敌人。当时国民党在陕甘两省地区直接与红军作战的部队，除了位于固原、平凉、兰州之线的东北军以外，蒋系部队主要的有毛炳文三十七军（十二个团，位于定西、陇西、武山之线），王均第三军（十二个团，位于天水、秦安、甘谷、武都之线）。这些敌人分兵据城，处处薄弱，在我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南北夹击之下，异常恐慌。此时，蒋介石震惊于红军西北会师的形势，一方面集中主要注意力，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力图以毛炳文、王均等部阻止我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同时，准备迅速将其反动嫡系胡宗南调往陕甘，作为对付红军的主要力量，并压迫张学良执行其“剿共”命令，企图撤换张学良，分化东北军，一俟两广事件解决，随即调转头来，集中力量进攻我一、二、四方面军。
为了更有力地促进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二、四方面军八月出草地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计划。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的靖远、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分兵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通渭、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毛炳文。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陕甘交界，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宝鸡地区，以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并准备牵制与迟滞胡宗南对西北的进攻，隔开胡宗南与张学良的联系。计划预定，随着这一行动的发展，即实行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先机控制西兰大道，巩固与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准备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逼迫蒋介石不得不向我妥协，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
由于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和全国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鼓舞，我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战斗热情高涨，不顾刚刚走出草地，减员很大，体力虚弱等困难，坚决地迎接了这一任务。部队深入地进行了战斗动员和各种准备。1936年9月11、12日，我二方面军从哈达铺分三个纵队向陕甘交界出动。我军行动秘密迅速，进攻方向又恰是王均与川敌孙震的中间地区，守敌薄弱，进展甚为顺利。9月17、19两日，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歼敌一部，并继续进攻凤县。成徽两康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我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第一步的任务，在陕甘交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与一、四方面军形成了一个互相策应的有利局面。攻占成徽两康以后，我二方面军，一方面集中主力数次打击由武都向成县进攻的王均部，并准备以六军团一个师伸出宝鸡地区活动。同时，抽出力量发动群众，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积极整补部队。半个月即扩大了两千多名新战士。
与我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的同时，一方面军亦于9月13日由同心城南下，经海原、固原地区进至西兰大道，9月17日占界石铺。但不料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其逃跑主义路线，拒绝执行中央计划，按兵不动，致使中央消灭毛炳文的计划未能实现。
9月初，胡宗南在两广事件接近解决时，已由湖南北调，投入西北战场。针对这种新的情况，9月13日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制定了一个在静宁会宁地区以三个方面军会师打击胡宗南为目的的《静会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正在开始执行的时候，张国焘竟又擅自带部队在青海的永靖、循化西渡黄河，退却逃跑，再一次破坏了中央计划。由于四方面军部队干部战士的反对以及渡河困难，张国焘不得不又把部队拉回来。张国焘这一次破坏活动，不仅使毛炳文、王均等得以改变其原来被动孤立的态势，而且胡宗南五个师也乘机进到了清水、秦安、庄浪一带，使整个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鉴于敌情的严重，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迅速实行三个方面军的会师，集中力量，整理队伍，蓄积锐气，选择有利时机，坚决给胡敌以打击。根据这一方针，中央考虑我二方面军所处的地域情况和部队需要休整，不宜留在渭水以南单独活动，因此，10月2日指示我二方面军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北进。
由于张国焘破坏中央作战计划所造成的不利局面，我二方面军此次由成徽两康向北转移的行动十分仓促被动。我二方面军接到中央指示的时候，部队正分布在徽县、两当、康县地区，成县已被王均占领，川敌孙震正从武都向康县逼进。为了乘胡宗南尚未展开抢渡渭水和摆脱当面敌人的压迫，我军主力于10月4日先行出动。由于情况紧急，收拢不及，六师的十七团在康县白马关地区遭王均截击，受到损失。在向北转移中，中央为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密切配合，曾多次命令张国焘派兵切实控制甘谷、武山地区，掩护二方面军前进。但是张国焘北进中却又命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在甘肃的靖远渡过黄河，继续向甘肃西部逃跑，而根本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当时，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敌充分觉察和利用了我军在整个行动中由张国焘所造成的种种错误和弱点，全力进行堵截追击。我二方面军向北转移时，前有胡宗南的截击侧击，后有王均的追击，处境极为不利，其严重程度竟超过长征的任何时期。我军通过渭水封锁线时，在甘谷以南的盐关镇受到敌人的伏击，六军团损失一部。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二方面军再接再厉，夺路前进，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堵截，战胜了敌人骑兵、飞机的袭扰，经过连续半个月的行军战斗，经通渭，越西兰大道，继一、四方面军10月8日会宁会师以后，10月20日，我二方面军，亦于会宁以北的将台堡胜利会师了。至此，我二方面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伟大长征。
（摘自陇南地委党史办编著《红军长征在陇南》）
攻克两当 威逼天水
八月一日，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补充粮饷，纪念八一建军节，进行出击甘肃两当的准备工作。次日即从该地出发，经杨店抵两当县灵官殿后，分南、北、中三路行军，进至两当县城附近的祖师山、七里坪、西山堡一带，包围了县城。
两当位于甘陕两省交界处，是由陕南进入甘肃的咽喉要道。当时城内驻有敌保安队七十五人，伪警察二十多人，有步枪二十二支，子弹二千余发。，手榴弹三百余枚。伪县长兼保安大队长朱志和闻知红军要来攻城，遂偕政府官员及土豪劣绅逃离了县城。城内只留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乔玉亮率保安队把守县城东、西两山的四个碉堡，企图以卵击石，阻挡红军进城。
三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开始攻打两当县城。一时杀声震天，枪声响成一片，保安队看见红军来势凶猛，惊恐异常，东曲和西山三个碉堡的守敌尽皆弃堡而逃，唯有乔玉亮和分队长朱玉川等二十五人死守野狐咀碉堡，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做垂死的挣扎。红军即以一部兵力迂回包围了野狐咀碉堡，以猛烈的火力摧毁了敌碉，俘虏了乔玉亮、朱玉川以下二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尔后，红军进占县城，随即打开县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三十余名群众，接着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宣传革命主张。随后，在县城东门外河滩上枪决了乔玉亮和朱玉川，并给俘虏每人发了五块大洋，资助其返家。当晚八时，红军离开两当县城，向天水进发。次日拂晓到达两当县以北太阳寺、前川一带。稍事休息之后，红军走向田间，帮助群众抢收庄稼。一些群众带领红军抓获了两当县司法厅厅长丁伟，恶霸魏兴堂、罗朝年、张公森。经过审讯，认定丁伟等四人，罪大恶极，民愤很大，就地予以处决，受到当地群众称赞。
八月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天水县利桥一带，击溃了该地民团，占领利桥。此后，红二十五军沿党川、麦积、甘泉、马跑泉一带，进逼天水县城（今天水市）。在马跑泉，红军了解到伪保长张世清、联保主任杨琦依官仗势，横行乡里，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即派出部队予以捉拿并执行枪决，为民除害。八月九日晚上，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陇南重镇——天水。
天水是甘、陕、川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也是陇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周代称戎邑，秦置上邦县，之后曾有秦州、天水、清水、成纪等郡县名称，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敌王均、于学忠部为堵击我中央红军北上，将其主力西调至甘谷、武山、漳县一带，而接防部队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未到，城内守敌仅有两个工兵连和一些团警。但是由于敌人多年来苦心经营，城防工事较为完备，伪县长庄以绥和伪营长尹继勋督工兵及团警凭城据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