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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拳之心彪炳青史
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推动和促进了张国焘北上。会合之前，张国焘虽已向中央表示六月底出动北上，但他的意图不是和党中央会合，而是向夏河、洮州（临潭）西北行动，企图到青海、甘肃、新疆等边缘地区独树一帜。因此六月十九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因为甘南敌人兵力较弱，蒋抽调胡宗南部南下向广西用兵，连空军也大部调去，松潘、甘南一带兵力空虚，仅剩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对红二、四方面军出甘南非常有利。如果出动到靠近青海的夏洮地区，马步芳各部将与甘南王、毛、鲁等部集结于一个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非常困难。在朱德和徐向前的促进下，六月二十八日，动摇状态中的张国焘发布了《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到甘孜后，大家一致主张按中央指示的方向北上，张国焘处境孤立，终于同意北上了。这时，两个方面军分作三路先后出动。七月二日，徐向前的中央纵队率先离开炉霍向毛儿盖、包座前进。红二方面军由贺龙、关向应等率领，马不停蹄地沿左纵队的进军路线跟进。任弼时则遵照朱德、刘伯承的意见随红军总部和朱、张一起行动。几经曲折后，两个方面军终于按党中央的意图进军了。
在过草地时，任弼时分别和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交谈，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路线认识趋于一致。徐向前说：“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在徐向前的记忆中，当时任弼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在乐观的气氛中，任弼时致力于进一步促进党内团结的工作。
七月十日，任弼时致电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邓发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
“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北进，一方面军亦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玉阶两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
电中还向中央报告，两军会合后“部队战斗情绪极高”，对“党内争论问题尚未讨论”，但是“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对任弼时的建议，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两天以后，张闻天电复任弼时并告红四方面军：
“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俟国际回示并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确定。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
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中说：“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六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至于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尽管任弼时、贺龙等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达十个月之久，尽管朱德“受国焘挟制”长达一年多，其间与张国焘的斗争复杂曲折，但是时间和空间丝毫没有影响中共中央对朱德、任弼时等在政治上的完全信任。“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是中央对他们的党性的评价，可谓一语千金！
从甘孜到阿坝是茫茫草地，天地相接，一望无垠，渺无人烟。据说这里每年无霜期只有五天，七月的气温是摄氏十度多一点，因此人们说这里没有夏天，只有延长的冬天。红军进入时正是草原雨季，时而细雨蒙蒙，时而大雨滂沱，部队露宿草地，帐篷不够，只好用床单撑着挡雨，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度过寒夜。特别困难的是粮食，部队出发时，最多的只带半个月的干粮，少的只有七八天。行抵阿坝时，开始断粮了，大家只好挖野菜、钓鱼来充饥。彭富九回忆说：到噶曲河（又称白河）时，我们没有吃的了。找弼时同志，他给了我们一口袋粮食，让我们和着野菜吃。正在困难之际，一个生命呱呱落地了，陈琮英生了一个女儿。眼看产妇没有粮吃，婴儿没有奶吸，朱德便钓了鱼熬汤给陈琮英喝，虽然找不到盐巴，淡而无味的鱼汤却较野菜富有营养，母女俩就此渡过困难。任弼时给女儿起名“远征”，以纪念这次不平凡的行军。
走在左纵队后面的红二方面军困难就更大了。前面的队伍把可吃的野菜挖尽了，他们连野菜都难于找到，只好把身上的皮带，帽沿上甚至草鞋上的牛皮收集起来，割碎、煮熟用来果腹。饥饿、疲惫、风雨雪雹交替出现的气候折磨着战士们，体力每况愈下，疾病、掉队、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七月二十二日，一日雨雪，仅六师抵达绒玉之夜，死亡的人数就达一百四十人。从阿坝往西的五六天行程里，走的是一段水草地，遍地是混浊的污水，长年累月的腐草积成的沼泽地，人在上面行走，一步一摇晃，像是走在摆动的浮桥上，稍一不慎，人马踩入腐草坑，立即就陷了下去，越挣扎陷得越快，终至不能自拔，多少红军战士为此葬身沼泽！但是大家前赴后继，怀着共同的信念：“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七月下旬，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集结在包座、巴西、救济寺一带。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得知两个方面军走出草地，中央八月一日来电表示“无限欣慰”。为了避免敌人封锁岷西线，部队北上发生困难，来电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尽管刚出草地的指战员们体质赢弱，形容憔悴，朱德_、张国焘、任弼时联名电复中央：“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部为目的来配合你军。”中共中央对两个方面军不顾疲劳和牺牲，连续行军作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为赞赏。八月三日来电说：“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完全是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这时，蒋介石的重庆行营急忙命令在甘南的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构筑从西固到洮州、兰州到天水两道封锁线，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并从川、康两省抽兵“分途追击”；由于两广事变已经解决，蒋令胡宗南返师北上，参加甘南战役，力图凭借天然险要和碉堡线封锁，消灭红二、四方面军于川、康、青、甘边境。中共中央鉴于敌军仓促布防，主力集中需要时日，岷州地区仅鲁大昌的六个团，毛炳文到岷州需七天以上行程，而胡宗南部尚在长沙，远不济急，八月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红二、四方面军：“以一部速占腊子口天险则进出便利。”五日，西北局救济寺会议通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以红四方面军为第一、二纵队，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从包座地区向甘南挺进，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九日，一纵队抢占腊子口；十日，占哈达铺、大草滩，随即包围岷州；二十日，第二纵队占洮州旧城。第三纵队策应一、二纵队到哈达铺后，向礼县、西和、徽县、两当、略阳地区发展。至九月七日，红军先后占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县城及岷州、临洮、陇西、武山等广大地区，为大军北进打开了道路。
三军大会合指曰可待，任弼时写长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及陈伯钧、王震、张子意等。
“……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为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任弼时的长信，给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以极大的鼓舞，八月十日，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任弼时拳拳此心，彪炳史册！
陈云后来评价说：“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的（对张国焘）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会合，统一党与红军。他与许多四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的弟兄，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占洮州、通渭等地区后，中共中央派聂荣臻、左权、陈赓率一个师南下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不料张国焘又一次企图改变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会合，八月二十二日，张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主力大部准备在永靖西渡黄河，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这不但违反甘孜会议决议，脱离目前政治形势，影响红一、红二两方面军的行动，而且事实上也无可能。因为冰封以前，要西渡黄河既无桥梁，造船又费时日，将使敌军有先机控制兰州到西宁间的湟河和黄河北岸之可能。届时，红军前临黄、湟天险，后有王均、毛炳文等部及川军的压迫，红四方面军将再度陷入困境。因此，彭德怀对张国焘的这一主张称之谓：“鬼话。”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来电制止张国焘西渡。八月三十日，中央提出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准备三军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将到甘南的胡宗南部。具体部署是：红一方面军南下占西兰大道以北的海原、固原地区；红四、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岷州、武山等地区后继续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毛炳文部；红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西南部，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牵制与迟滞车运到陕甘边的胡宗南部钟松旅，隔开他与西北其他国民党军的联系。这一计划的发展，便能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合，先机控制西兰大道，进而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部，巩固与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因此，中央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
为着执行中央交付的“最重要”的战斗任务，任弼时离开西北局，回到红二方面军，九月八日，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等在哈达铺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定不顾疲劳，立即出动，使“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刘伯承也到红二方面军和任、贺等一起工作。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告红二、红四方面军：关于战略方针“彼此意见大体一致”，为滞阻胡宗南西进，对东路敌军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二方面的支队“直出宝鸡、都县以东”，红四方面“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红一方面军“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第二天，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电朱、张、任，恳切地希望“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东北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在抗日民族革命形势的鼓舞下，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等率红二方面军兵分三路迅速按计划挺进。至九月十九日，先后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接着又以一部兵进攻凤县，并立即发动群众在以徽县为中心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