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母亲的依赖不仅转移到他太太身上，也转移到一些男人身上。年龄比他大的如布鲁尔，同代的如弗利斯，学生荣格。但弗洛伊德非常自负于他的独立性，因此，极不愿意自己做一个被保护者。他的自负不允许他察觉到自己的依赖，而当他的朋友不能完全实现母亲的任务时，他便断然跟他们绝交，以此来否认他的依赖。因此，他的伟大的友情都是按着一定的节奏发展的：有几年的时间，友情十分强烈，然后完全破裂，通常都到达厌恨的程度。他跟朋友布鲁尔、弗利斯、荣格、阿德勒、兰克的友情都落入这种命运，甚至他跟弗兰兹的关系最后完全绝裂，这真是他这个忠心的学生所未想到的事，因为弗兰兹从没有想要离开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运动。
布鲁尔比弗洛伊德年纪大，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在研究上有成就。他向弗洛伊德提供的观念，成为心埋分析学的种子。布鲁尔曾经治疗过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发现每当把她催眠，让她说出她的苦恼时，她就解除了她的病症（沮丧和烦乱）。布鲁尔了解到，这些病征是这个女人在照顾她生病的父亲时因情绪的骚乱引起的，同时也了解到，如果懂了这些病症的起源，则这些看起来不合理的病症都是有含义的。因此，布鲁尔给弗洛伊德的提示实在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契机，构成了他心理分析学的中心观念的基础。再者，布鲁尔对弗洛伊德的友情有点父亲的成分，在物质上的帮助也不算小。这一份友情竟何以结束呢？确实，他们两人在学说上有些不同的发展，因为布鲁尔没有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性学说。但这种学说上的不一致按道理不会导致友情的绝裂，更不要说弗洛伊德所感到的那种厌恶了。钟士也说：弗洛伊德在19世纪90年代给弗利斯的信件中对布鲁尔所表示的苛烈情感，只从科学上的不同看法不足以解释。布鲁尔在89年代对他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对弗洛伊德慷慨，了解，同情，而且一种欢乐之情和智慧的启发性从他身上发射出来；想到这些，后来的变化令人吃惊。
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布鲁尔，钟士把这些话在“弗洛伊德传”中引述了下来。1886年2月9日，弗洛伊德写道，“跟布鲁尔再相处下去是不可能的。”一年之后（1897年2月29日），他写道，“只要看到他（布鲁尔）我就想搬走。”钟士注道：“这个话说得不客气得很，比这更不客气的还有，但用不着抄出来。”可是布鲁尔对弗洛伊德的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大的反击，当弗洛伊德要还布鲁尔钱时，布鲁尔说，弗洛伊德曾给布鲁尔的一个亲戚治病，这个钱，就折合弗洛伊德的医药费用好了。
弗洛伊德对布鲁尔由爱至恨，我们如何解释？弗洛伊德有自己的说法，而钟士也步其后，做着正统心理分析派的典型解释。弗洛伊德认为他这种爱恶的变化是他幼时经验的延续与反复，他小时候跟他侄子（比他大一些）的关系就是如此。但这种解释只说明后期的发展是早期模式的反复，却把这种行为模式的真正意义忽略了。前面曾经说过，弗洛伊德有依赖他人的倾向，但他又耻于他的依赖性，恨不能扫除到他的生活以外去，厌恶他，用这种方法来否定自己的依赖。钟士看到了弗洛伊德这种强烈的肮脏依赖愿望，也强调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对弗洛伊德有偶像化的倾向，又由于正统心理分析理论的不足，他便忽视了弗洛伊德性格中的依赖性。一个人既可以实际上有接受性的依赖，又有骄傲的愿望希望独立，而这两者是互相冲突的。钟士却没有看出这一点。
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关系也经历类似的阶段。他们的友情开始于1887年，而最令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弗洛伊德对弗利斯的依赖。在这段友情最高峰的时期，弗洛伊德把他的思想、希望与忧愁都向弗利斯倾泻，而且总是期望着弗利斯是关心他的、对这些话都感兴趣的听众。
下面举一些这类的例子。1899年1月9日，他给弗利斯写道：“一直到你出现以前，我都生活在沉闷黑暗之中，然后我得以向倾泻我一切的怨言，在你稳定的火焰上点燃我内烁的光，重又觉得美好。”1896年6月30日，他写道：
我现在的心境相当沉闷，惟一能够说的只是盼望我们的会议[弗洛伊德把他们的见面称为“会议”]，就是盼望着饥渴的消除。我们带去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两支耳朵，张得开开的。我也期望着对我大有益处的事。我对我的抑制说产生了一些怀疑，盼望着你的建议能够给我解决——就像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男性经期又有女性经期的建议一样。焦虑、化学因素等等——或许你可以提供我稳固的基础，使我可以放弃用心理学解释某些事情的方法，而开始在生理学中去找寻稳固的基础。
现在看起来，这封信特别有趣的地方是它的语气；弗利斯会解除他的“饥渴”，这是“口腔——接受性”的依赖性格无意识间的典型表现。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弗洛伊德表示希望在生理学上找到一个了解精神官能症的基础，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出弗洛伊德仍旧没有忘怀以往对生理学的爱好——但我们也不可把它看得太认真。弗洛伊德并不真正依赖弗利斯，想让弗利斯向他启发新的观念。弗洛伊德已经证明了自己具有超凡的创造力，因此，信中所表达的那种意识层面的想法，纯粹是为了让情绪上的依赖感得到满足。弗洛伊德所需要的是一个肯定他、安慰他、鼓励他、听他诉说，甚至喂他的人——而弗利斯好几年的时间所发挥的正是这个功用。
就以关怀的对象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单面的。我们几乎无法不注意到，这些年的信件中，几乎完全都在谈他自己和他的想法，根本不谈弗利斯。有时候对弗利斯的生活也表示了礼貌上的兴趣，但那几乎都是敷衍的，弗洛伊德自己也察觉蓟这一点，1900年2月12日他写道：“给你的信只谈我自己，使我几乎感到可耻。”弗利斯似乎也向弗洛伊德抱怨过，说他缺乏反应，因为1897年10月3日，弗洛伊德曾有一封信说，“但你一定不要预期我每件事都回答，而且，我希望，在我的许多回答中，你一定看出我在你的那些题材上所知有限，超出了我的范围。”
弗洛伊德跟弗利斯的关系和他同布鲁尔的关系相似，经过了几年非常亲密的交往而中断，中断的理由则完全符合“口腔——接受性”性格的矛盾情感。钟士的说法是，“我们不确切知道”这次冲突是怎么产生的。“弗利斯事后的说法是，弗洛伊德突然对他发动强烈的而出乎意料的攻击；这真让人难以相信。”（弗洛伊德对朋友的矛盾情感不仅弗洛伊德自己承认，连钟士也是承认的；弗洛伊德对弗利斯的这种攻击似乎并没有让人难以相信之处。）但这种攻击的性质不论是哪一种，在他们的书件中我们都看出两个十分显然的冲突理由来。其一，弗利斯批评弗洛伊德，说他以自己的想法为患者的想法。弗洛伊德从来就不愿意接受批评的，现在当然更不愿意弗利斯的这个批评，因为这个朋友的主要功能是在肯定他，鼓历他和赞美他。另一个原因是弗洛伊德的反应，从他的反应，我们对接受性性格得到更进一步的了解。弗利斯的基本发现是每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两性的。
1900年夏天，在阿钦西的最后一次会议，弗洛伊德把它（所有的人都有两性体质）当做一个新的观念向弗利斯宣布，弗利斯吃惊地回答说：“但是在布勒斯劳那一天傍晚散步时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个观念，但你拒绝接受。”弗洛伊德完全忘记了这段谈话，否认弗利斯曾经跟他说过这个观念；一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才回忆起来。
钟士在一则注脚上写道：
严重的健忘！一年以前他还写道：“关于两性体的观念，你当然是对的。我也已经习惯把每一件性的行为都看成四个个体之间的事”（1899年8月1日），更早一年他则热烈的表示道：“我开始重视两性体的概念，是自你对‘防卫’的观念以后，对我的工作最有意义的观念”（1898年1月4日）。
钟士并没有想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弗洛伊德的健忘。然而，答案却十分清楚。弗洛伊德的倾向是接受和吞食，因此他易于相信他朋友（尤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的观念是他自己的观念，而实则他十分清楚那是他朋友的。他们在阿钦西最后一次见面以后，约一年，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一封信更让我们看清了他这种机转作用。这封信的日期是1901年8月7日，上面写道：“无可讳言我们相互间有点距离了。从这一点和那一点，我可以看出多么……在这一点上，你到达了你透视力的界限，你站在反对我的一边，告诉我‘人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认为就是别人的想法。’因此把我的工作的一切价值都剥除了。”对弗利斯表示了这番愤怒以后，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惊人的宣布：
现在说说最重要的事情。我的下一本书，就以我现在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要叫做“人的两性体性”。它把问题做根本的解决，说出我对这个问题最后的话——最后的，也是最深的。……观念本身是你的。你大概记得，好些年前，当你还是一个鼻科专家和外科医生的时候，我对你说过，问题的解答在性的方面。多年以后你修正我，说解答在二性体上，而我看出来你是对的。因此，或许我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借助于你，或许我不得不诚实地请你在我的书上签上你的名字；这意谓解剖学——生物学部分的推展，而这件事在我一个人的手里是辨不到的。我的目的是探讨二性体的心智层面，并对精神官能症的方面做解释。那么，这就是下一个计划了，我寄望能够圆满地把我们两个在科学的事物上重新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