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梦中所表现的爱的贫瘠，也从他实际的生活中清楚表现出来，那就是他的情爱，性欲和性能力的问题。说起来奇怪，弗洛伊德是一个对女人不大感兴趣的人，性驱使力也相当小。钟士说，“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涯中，他太太确实是他惟一的女人，”而她在他心中“总是站在第一位。”这是千真万确的。但钟士也指出来，“热情的一面在他心中似乎比许多人下降得都早。”钟士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找到几个事实做证据。弗洛伊德41岁的时候写信给弗利斯，抱怨自己的情绪不佳，然后说：“性的兴奋对我这样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用了。”很清楚，在这个年龄，他的性生活已经多少有些告终了。另外一件事也足以为证：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提到一件他四十几岁的事：他肉体上感到被一个年轻的女人所吸引，于是半自动的轻轻去碰了她一下。他注解道，他吃惊于“仍旧”发现有这种被吸引的可能性。五十六岁的时候，他写信给宾斯文吉说，“自然啦，今天这老人的欲力已经被钱的困扰消耗殆尽。”即使在这个年龄，也只有那种性生活没有什么强度的人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欲力已经放弃了性的目标。
根据我的了解，弗洛伊德的学说也证明了他的性生活是受到抑制的。他曾反复强调，性交所能给文明人的只是有限的满足，“文明人的性生活能力严重地被剥夺”，“甚至可以假定，性生活给人的快乐感——也就是作为一种实现生命目的的工具——已经明显的减低”。他的解释是说，要想充分的满足，性器官成熟以前的欲望，嗅觉的欲望和种种其他“倒错的”欲望都必须不要受到压抑，他甚至认为，“不仅是文化的压抑否定了我们充分的满足，促使我们走向其他方向，而且“性”功能的本性中也有这么一种东西”。
再者，弗洛伊德认为在“结婚三年或四五年以后，婚姻就不再提供它所应允的性满足，因为各种避孕办法妨害了性的享受，骚乱了两人敏锐的感受，甚至成了疾病的直接原因”。
把弗洛伊德谈论他自己性生活的话做过一番考虑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猜想，就是，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观点，是他自己性生活的合理化借口。无疑的，在他那个社会阶级，他那个时代，他那个文化中，一定还有许多四十多岁的男人并不觉得性生活的快乐期已经过去，尽管有避孕带来的困扰。他们也不见得像他那样认为婚后几年性生活的快乐便不复存在。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猜想到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学说也有合理化借口的成分，那就是文明与文化是本能受到压抑所产生的结果。他这个学说虽然篇幅甚长，但他所要表示的意思却只有一句：因为我是这么关心思想与真理，我对性的兴趣当然很小。弗洛伊德常常把他个人的经验普遍化，在此处也是一样。他的性生活受到了抑制，这是真的，但并不是因为他那么深刻的关心着创造思想，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性欲的地位占得很重，而他的性生活竟是受到抑制的，听起来令人诧异。但事实就是如此。许多的思想家都写一些他们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并且想为他们自己——或别人——去求取它。再者，弗洛伊德这个表现清教徒态度的人，正因为深信自己在这方面是那么“好”，才敢于坦白的谈论和写作性的问题。
弗洛伊德不但缺乏跟女人的密切关系，对女人的了解也少得很，而这两者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他对女人的理论完全是天真的借口，表现了男人的偏见，尤其是那种惧怕女人，因此必须控制女人的人的偏见。弗洛伊德对女人的不了解，不只见之于他的学说，也见之于他的谈话。有一次他就相当坦白的说：“有一个大问题从来没有人解答过，而我探索女人的灵魂虽然有30年之久，却仍旧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女人要什么？”
谈到弗洛伊德的爱，我们还不能只谈他的情爱。弗洛伊德对一般人的爱也很少。在征服的热情熄灭以后，他对他太太只是一个忠实但有距离的丈夫。他跟他的男性朋友和他忠心的学生的关系也是有距离的，包括布鲁艾，弗利斯和荣格。钟士与萨克斯虽然把他偶像化，但仍旧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弗洛伊德没有强烈的爱。他给弗利斯的信件，他对荣格的反应，以致他最后对弗兰兹的反应，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他的学说则更使我们坚定了这种看法。关于兄弟爱（友爱，仁爱），他说：
它的线索可以在文明社会的一个所谓理想和标准中找到，那就是，“你当爱你的邻人如同自己。”这是一句全世界都知道的名言。基督教把它当作是最值得自豪的教训，但无疑这句话比基督教出现得还早，但也不会太早；历史上有许多时代还不知道它。现在我们姑且用一种天真的态度来看它，就好像这是第一次听说一样。于是我们会发现一种禁不住的惊奇，就好像它是一种不近情理的东西似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做呢？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而且，我们如何能够做得到？怎么可能做到？对我来说，我的爱似乎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我没有权利不加思索就抛掉。它加了责任给我，我为了实现它，必须准备做一些牺牲。如果我爱某个人，他一定要有值得我爱的地方。（现在不考虑她对我有什么用处，也不考虑她是否可能成为我的性目标，因为这跟此处所说的兄弟爱没有关系。）如果他在某些重要的地方那么像我，以致我在爱他之中也可以爱我自己，则她是值得的；如果他那么完美，以致在爱她之中可以爱到我自己的理想，则她是值得的；如果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我一定要爱他，因为，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意外，我朋友所感到的痛苦就会是我的痛苦——我必须分担。但是，如果他是一个陌生人，他自己本身既没有任何价值可以吸引我，在我的情感中又没有取得什么地位，叫我爱他就变得困难。我爱他甚至是错的；因为所有那些属于我的人都把我的爱视为他们的特权，如果我把一个陌生人放在跟他们平等的地位，对他们来说是不公道的。但是，如果我爱他（用那种普遍的爱）只因为他是地球上的一个居民，就像一只昆虫，蚯蚓或草蛇一样，则我怕只有一小点点的爱可以分到他身上，而且从种种理性法则来说，我给他的爱也不可能像我有权自己保留的爱那么多。既然理性并不认可这种教训，则用这等的庄严来鼓吹它又有什么意思？
弗洛伊德这位性的伟大发言人，实际上是个典型的清教徒。在他来说，文明人的生活目的在于压制情感冲动和性冲动，并以此为代价，来过文明生活。只有那没有文明的乌合之众才不能够做这种牺牲。知识分子是跟这种民众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有能力不去满足他们的冲动，并因此而把它们升华。文化就是本能冲动不获满足，而产生的结果。
令人吃惊的倒是他老早就有了这些观念。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研究过历史和升华的问题，但这些观念竟已经在他心中活生生的存在。在“卡门”上演的时候，他心中产生了一连串的念头，他把这些念头写信告诉他的未婚妻。他写道，“乌合之众。”
发泄他们的冲动，而我们则剥夺自己这种发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我们的健康，我们享乐的能耐和我们的力量：我们为了什么在节省，可是并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这种不断的压制自然本能的习惯，使我们的性格变得精致。我们的感受也比较深刻，因此不敢对自己多做要求。为什么我们不喝醉呢？因为宿醉的不舒服和羞耻所给我们的“不快乐”比喝酒给我们的快乐还多。为什么我们不跟每个人做朋友呢？因为失去了他或他遭遇的任何不幸都会让我们感到辛涩。因此，我们为逃避痛苦而做的努力，比为制造享乐而做的努力更大。当这种努力成功的时候，那剥夺了自己欢乐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了，受着生死的约束，忍受着穷困，互相渴望着，以便保持我们的信誓，如果命运的重击夺去了我们最亲爱的人，必然无法承当：我们只是像阿斯拉一样的人，终生只能爱一次。我们一生的行为都假定了我们可以免于最悲惨的贫困，会日渐从社会的种种邪恶中挣脱出来。那贫穷的人，那普通的人，如果不皮厚，不随遇而安就无法生存下去。当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忧困苦恼都对着他们所爱的人侵袭过来，他们为什么要强烈的感到他们的愿望呢？当他们一无期盼的时候，为什么要看不起短暂的欢乐呢？贫穷的人太没有力量了，太没有保障了，因此不能像我们一样做。当我看到他们尽可能不亏待自己，把所有严重的心情抛开一边，我便想到这是他们为自己所做的补偿，因为他们太没有保障了，税捐、时疫、疾病以及我们社会组织中的一切邪恶的力量统统冲向他们。这些思绪我不再说下去，只提一件，就是为什么这些民众的判断，信仰、希望与工作都与我们很不一样。普通人有一种心理，是和我们不同的。这些人比我们更有团体感：只有他们感觉到一个生命是另一个生命的延续，而我们呢，却在每个人死的时候世界跟着他一齐消失。
年轻的弗洛伊德在27岁写的这一封信，在好几个方面都很有意义。这封信预言了他后来学说，表示了他“清教徒的——贵族的”指向，这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他认为：剥夺自己的享受，节省自己享乐的能耐，是升华的必须条件，是优异分子赖以形成的基础。但除此以外，弗洛伊德还展示了一个观点，很多年以后，这个观点发展成他最重要的学说之一。信里他写到他惧怕感情的伤害。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爱，因为分离是痛苦的；我们不能跟每个人都做朋友，因为失去一个朋友会让我们悲伤。生活的方向是逃避痛苦，而不是体验欢乐。弗洛伊德说得很清楚：“因此我们为逃避痛苦而做的努力比为创造快乐而做的努力更大。”在这一句话里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后来的“快乐原则”——所谓快乐，只是把不快乐、把痛苦的紧张驱散消除，而不是积极的享受。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后期的学说里变成了普遍有效的一个原则，甚至是人类动机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但这个观点竟在他年青时即已存在，而且是从他个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格中发展出来的，是由于他惧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以当前的例子来说，是怕失去爱情的对象和爱情的情感）——和生命。这一种态度是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们把“有什么”看得比“是什么”还重要。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深受这种“有什么”的社会指向所影响，因此，在他来说，最深的恐惧就是怕失去他所“拥有”的什么东西——爱的对象也好，情感也好，生殖器也好。（在这一方面，他对中产阶级的拥有心没有提出反抗，和歌德等人的哲学不同。）
这封信上另有一段我们必定会注意到。弗洛伊德说普通人“比我们”更有团体感。“只有他们才明显感觉到一个生命是另一个生命的延续，而我们呢，却在每个人死的时候世界跟着他一齐消失。”中产阶级不像工人阶级那么有一体感，这一点弗洛伊德确实看得很正确；但我们不可忘掉，即使在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中，仍旧有许多人具有深刻的人类一体感，不论在社会主义者中，无政府主义者中还是真正有宗教心灵的人士中，这种人都不在少数。弗洛伊德却很少有这种情感，甚至没有。他关心他的人，他的家，他的观念，就像一般的中产阶级一样。17年以后1900年的新年，他给弗利斯写信，还是从相同的心态出发，他写道：“这个新的世纪——对我们来说，它最有趣的地方，我敢说是它包含着我们死的日期——除了愚蠢的回顾以外，什么也没有带给我。”在这里我们又同样发现他那自我中心的态度；他关心他自己的死，可是并没有一点普遍感和一体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