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存在的特征是孤独和与世界隔离；但人又不能停留在这种与世界隔离的状态中，他被迫寻求一种联系和同一性。能满足这一需要的方式不只一种，但他要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无损地生存下去却只有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要在各种关系之中拓展自己的力量只有一种方式。人既寻求与他人的密切联系，又寻求自己的独立性，既寻求与他人的同一性，又力求保持住自己的独特个性，这是人生存的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解答只有生产性能够完成。
人可以通过活动和理解与世界发生生产性的联系。人生产物品，在这种创造活动中，他对质料施加力量。人通过理性和爱从精神上和情感上理解世界。人的理性力量使他能在与对象的实际接触时通过表面现象去把握住对象的本质。人的爱的力量能使他打破立于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墙去理解他人。既然爱和理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形式，既然两者可以互不包含时，它们就是人的两种不同的力量——情感与思维——的表现，因而就须分别加以讨论。
生产性的爱这种概念与通常所说的爱截然不同。几乎可以说再没有比“爱”这个词更为含混和模糊不清的了。它甚至也用来指仇恨憎恶这类爆发式的情感。它包括从对冰淇淋的喜爱到对交响音乐的喜爱、从平和的同情感到最为强烈的亲密感在内的种种情感。一旦人“迷恋”上了某一个人，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爱上了这个人。这被称为依恋性的爱，也是一种占有感。事实上，他们觉得，爱是最为容易的事，难就难在要找到一个合意的对象。他们把没有幸福的爱归因于在寻找合意的伴侣时运气不佳。这些都不过是些糊涂观念和异想天开的想法。与此相反，爱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每一个人都具有爱的能力，爱的实现是最为艰难的成就之一。真正的爱是植根于生产性之中的，所以，把它称为“生产性的爱”是很恰当的。不管是母亲对子女的爱，我们对他人的爱，还是两性个体之间的性爱，在本质上都是如此。对别人的爱和对我们自身的爱在本质上也是如此。尽管爱的对象不同从而爱的强度和性质也不同，但其基本成分仍可以说是生产性的爱的各种形态的特征。这就是：关切、责任感、尊重和了解。
关切和责任感是指，爱是种活动，而不是使人失去理智的激情，也不是使人“心荡神摇”的情感。圣经中的《约纳书》对生产性的爱中的关切和责任感曾做过明确的描述。神派约纳去尼尼微警告那里的居民，如果他们不离开恶道，便将降灾尼尼微。约纳违命潜逃，因为他怕尼尼微的人们悔改后神会宽恕他们。约纳是一个有强烈秩序感和法律感而没有爱的人。结果，他在逃跑时被大鱼吞进肚里，这象征着他由于缺乏爱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陷入孤立和监禁的境地。后来神解救了他，他才去尼尼微，并向那里的居民宣示了神谕。他所害怕的事发生了。尼尼微人改邪归正，神宽恕了他们，不再降灾尼尼微城。约纳十分懊恼，失望。他原希望的是：“惩治”而不是怜悯。最后，他在一棵神为他培植用来给他遮太阳的树荫下找到了些微安慰。但这时上帝却让大树枯死。约纳感到万分沮丧，并激愤地向神抱怨。神回答说：“你关怀一下葫芦吧，你既没有为它而劳作，也没有促它生长；它在一夜之间萌生，又在一夜之间腐烂。难道我不该宽恕尼尼微？这样大一座城，有六千多人分不清自己的左右手；难道我不该宽恕这么多的芸芸众生？”神对约纳的回答须象征性地理解。神向约纳解释说，爱的本质是为某物“劳作”，“使它生长”，爱与劳作是不可分割的。你爱你为之付出辛劳的东西，你为你所爱的东西而辛劳。
约纳的故事还揭示我们，爱与责任感不可分割。约纳对他的兄弟们的生命就没有责任感。他像亚当的长子该隐一样甚至这样问道：“我难道是我弟弟的保护人？”责任感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的职责，而是对我所关切的恳求的反应。责任感与反应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反应即“回答”，承担责任也就是准备反应。
母爱是最常见最易理解的生产性爱的例子；母爱的主要本质就是关切和责任心。婴孩诞生时，母亲的身体为婴孩而“劳作”，婴孩诞生后，母爱继续致力于哺育他。母爱并不以孩子长大后会爱母亲为前提条件，她是无条件的，仅仅依据孩子的恳求和母亲的反应。所以，母爱成为艺术和宗教中爱的最高形式的象征是毫不奇怪的。用来指称神对人的爱和人们对邻人的爱。
关切与责任感与个体爱的关联就不那么明显了。一般认为，沉迷于爱之中已算是爱的高潮，而实际上这才仅仅是开始，仅仅是获得爱的一个机会。一般认为，爱情是两个人互相吸引的一种神秘的体验结果，它是毫不费劲的事。确实，人的孤独和性欲使人很容易沉溺于爱情，这丝毫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但它倒是极易获得也极易失落的东西。一个人不是偶然地被爱上的，这是他自己爱的力量所生产出的爱，恰如他对某人感兴趣使他能引起他人的兴趣。人们往往只是一个劲地考虑自己是否有诱人的魅力，而忘了诱人魅力的本质就是他们自己爱的能力。生产性地爱一个人就是指关切他，对他的生命负有责任；不仅对他的肉体存在负有责任感，而且对他的全部。人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是与在爱一个人的生活中做一个旁观者水火不相容的；生产性地爱就是劳作，关心对象成长，对此负有责任感。
尽管西方神教的思想早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药剂，“人人生来平等”这类进步的政治理想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然而，对人类的爱仍未成为人人共有的情感。对人类的爱被看成是在个体爱满足以后才予以考虑的事，再不然就把它视为只有在未来才可能实现的一个抽象概念。但是，对个别人的爱怎么能与对一般人的泛爱分割开呢。生产性地爱一个人就意味着与其人的本质发生关系，与代表着整个人类特性的他发生关系。对个人的爱一旦与对全体人的爱相分离，就只能成肤浅的、偶然性的爱，就必然会流于浅薄。不过可以说，对一般人的爱与母爱是有区别的，因为儿童是柔弱的，而我们的同伴们却并非如此。当然，这种区别只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的。实际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需要依赖他人。人类的休戚相关是个体拓展的必要前提。
关切和责任感是爱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对所爱人的尊重和了解，爱就会变成支配和占有。尊重不等于畏惧和屈服，它是指对人如实了解，并充分意识到对象的个性和独特性的能力。要尊重对象不可能不对他有所了解；关切和责任感如果不以对所爱人的个性的了解为前导就会具有盲目性。
对生产性思维的了解首要的一步是要考察理性和智力的区别。
智力是人达到实践目的的工具，以便揭示事物的各方面，获得运用操作这些事物所必需的知识。“智力”思维的目的或者说前提不过就是获利，它本身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不是。智力的特殊性质在妄想狂人的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比如，他老是想别人都在算计他，这显然是错误的，他的思维路子就以这种错误的妄想为出发点，但他的思维本身却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智力。他为了证实自己妄想便把各种观察联系起来，理出一个逻辑的秩序，这一秩序往往是极有说服力的，使他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妄想的合理性。当然，这些智力的运用仍然属于病理现象。我们的大部分思维都不得不集中于获取实践上的成果，因而都停留在现象的各个数量上和“表面”的方面，没有进一步去探究有关目的与前提的有效性，没有想到去理解现象的本质和属性。
理性涉及第三维即深度，它触及到事物过程的本质。虽然理性不能同生活的实践目的分开，它却不是一种仅仅用于直接行动的工具。理性的功能是认识、领悟、把握，通过全面认识事物来使自己的主观与事物相符。它通过事物的表面去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隐藏着的关系和深层的含义，去揭示事物的“理性”。用尼采的术语说，这是“透视”，而不是简单的二度平面；也就是说，理性所把握的是事物可以想像得到的全部联系和方面，而不仅仅涉及实践的那一方面。关注事物的本质并不就等于关注隐藏于事物“之后”的东西，但关注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关注一般的、普遍的和属类的东西，也就是关注现象的最一般突出的特征，进而就抛开了现象的表面的和偶然的（无逻辑关联的）各方面。
现在我们来考察生产性思维的一些更为特殊的性质。在生产性的思维中，主体并不是对自己的对象漠不关心，相反，主体是由对象所激起，并全神贯注于对象。主体把对象体验为有生命的东西，在体验对象时与自己本身和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也就是它，主体并不是以一种自我孤立的方式去思考对象，而是对思维对象抱有浓烈的兴趣；主体与自己思维对象的关系越亲密，其思维的成果就越大。正是主体与其对象的这样一种关系首先激活了主体的思维。对他来说，某个人或某一现象成了他的思维对象是因为这对象是他所感兴趣的对象，从他个人生活以及人存在的观点看是休戚相关的对象。关于这一点，佛陀发现“四谛”的故事作了极为精彩的说明。佛陀年轻的时候看见一个死人、一个病弱的人和一个老人，也为这些人人无法逃避的命运所深深地触动了。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对观察到这些现象的反应是，促使自己去思考，这些思考的成果就成了他关于生存的本质以及人的解脱之路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佛陀的反应并不是惟一可能的反应。一位现代内科医生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反应也许是去思考该如何与死亡、疾病和年老作斗争，但他的思维仍然是受他对自己对象的整个反应所制约。
在生产性的思维中，思维者被他对对象的兴趣驱动着；思维者被对象激发进而对它产生反应；他关切它，对它承担责任。但生产性思维也有客观性的特征，思维者尊重自己的思维对象，并能按客观对象的本来面目去观察它，而不是按他所希望的样子去观察它。这种主观与客观的两极对立恰是生产性思维的特征，也是生产性的一般的特征。
只有做到尊重所观察的对象，保持客观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须把种种思维对象视为独特的东西和相互关联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尊重与我们讨论爱时所说的尊重完全不同；要想认识某一事物，须把事物看作是为自己的本质而存在的；这一点适合于一切思维对象，它构成人性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问题。
在对有生命的对象和无生命的对象的生产性思维中还有另一种客观性，那就是从现象的整体去观察它。如果观察者孤立地把握对象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从整体上着眼，他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他所研究的那一个方面。韦特海默把这一点视为生产性思维的最重要的因素。他写道：“生产性思维常常有这样一种性质：意欲获得真实的理解时，真实的观测和真实的调查才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某一个部分就变得极为关键，因而使观察者全神贯注于它；但这并不就是把这一至关紧要的部分孤立起来。于是就产生出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情境结构观，它牵涉到项目的功能意义、分类等等。情境结构对关键部分的要求指引我们作出合理的预测，这要直接的或间接的印证。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引导：把握住整体一贯的画面，并观察整体结构对各个部分的要求”。
客观性不仅仅是要求客观地看待对象，而且还需求客观地看待主体自身，这就是说要意识到自己是处在一个与被观察的对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网络中的观察者。因而，生产性思维就受到对象的性质和在思维过程中与对象紧密联系着的主体的性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这两种决定因素形成了生产性思维的客观性。思维不受对象制约的那种主观性是错误的，它只会带来偏见、幻想和异想天开。但客观性也并不是所谓“科学的”客观性之类的糊涂观念，客观性并不是不偏不倚的同义语，它与兴趣和关心密切相关。要是一个没有蓬勃充沛的驱使着他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的兴趣，那他怎么能通过事物含混的表面深入到它们的因果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去呢？撇开人的兴趣，那人的探究目的又从何说起呢？客观性不是不偏不倚，而是尊重；这就是说对事物、对他人、对我们自己都不能有丝毫的篡改和歪曲。诘难者问，观察者身上的主体因素（他的兴趣）不恰恰会导致歪曲他意欲获得客观效应的思维吗？排除个人的兴趣不正是科学探究的前提吗？认为排除个人兴趣是认识真理的前提这一观点是虚妄的。思维者没有兴趣的激发很难有什么富有意义的发现和洞见。总之，无论如何得有兴趣，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兴趣，它与真理的关系如何。凡是生产性的思维都是由兴趣激活的，只不过这些兴趣是与真理密不可分，与被观察物的本质发现紧密相联的。
生产性是人类天生固有的能力。这一命题驳斥了人天性懒惰以及人是被迫才行动等种种谬论。这已不是新鲜的说法。当摩西要法老领着犹太人去“侍奉被遗弃的神”时，法老说，“你真懒，再懒不过了。”对法老来说，当牛做马的劳动等于有所作为，膜拜神就是懒惰。那些只想从别人的活动中获得好处而废置自己生产性的人，都接受了这类观点。他们从不去拓展自己的生产性。
人的文化似乎提供了与此相反的证据。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迷上了劳动的观念，迫切需要经常不断地活动。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懒惰。这种对比还仅仅是表面上的。懒惰与强迫性活动并不是对立的，它们都是人的正常功能失调的病症。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我们常可发现这种对工作的无能为力，这正是患者的主要病症；在正常人身上，我们常看到的却是对贪图舒服和闲暇的无能为力。强迫性活动并不是懒惰的对立面，而是懒惰的补充。
生产性活动的丧失，既会引起懒惰，也可以带来过火的行为，饥饿和权威绝不是生产性活动的前提条件。相反，自由、经济保障，以及那种把工作看作是人的各种功能的重要表现的社会组织，才是人生产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这种人的本质倾向的主要因素。生产性活动的特征是活动与休息有节奏地交替。但只有当一个人必须完全成为他自己，成为独立的自我，生产性的工作、爱和思维才有可能。能够听从自己是听从他人的先决条件；充分地理解自己是使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必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