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完全相反的，一个爱好和平的农业部落，其中如有一人具有出外杀戮和抢劫其他部落成员的冲动，其情形正好与上例完全相反。此人或许也不会让人知晓他这种冲动，但他却可能产生一种症候——也许是强烈的恐惧，予以取而代之。再举一例：在大都市里，必然有着不少商店老板，这些老板也许有这么一个顾客，急需——比如——一套衣服，但他却穷得连一套最廉价的也买不起。在这些商店老板中，不乏一两位具有自然的人性冲动，愿意以这位顾客所能付出的代价售给他一套所需要的衣服。但此等老板中究竟有多少知晓此种冲动呢？据我估计，极为稀有。大部分都会加以压抑。因此，我们或可发现他们中有人对这位顾客发生某些冒失的行为，以掩饰此种潜意识的冲动，或在当夜的一个梦中，将它表现出来。
在我陈述与社会相违的内容不容进入知晓境域这一论题时，引出了另外两个问题：其一是，某些内容何以不与某些社会相合？其次是，人们对于此等被禁的内容何以如此畏惧？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必须叙述有关“社会特性”的概念。为了求存，任何社会都必须以它特有的方法塑造其成员的个性，使他去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使他们的社会职能内化，变成他们觉得要做而非被迫去做的事情。一个社会之所以不容其成员背离此种模式，是因为这种“社会特性”一旦失去它的凝聚力和团结性时，许多人便会不再去行社会期望他们去行的事情；而这个以其特有的形式求存的社会，也就陷入了危险之境。自然，各国社会用以加强其社会特性的限制和用以维护此种特性的法律监督各有不同，但所有社会无不有其法律，故凡破坏此种法律的人，都有招致排斥的危险。
至于第二个问题：一个人何以要那样恐惧此种隐含排斥的危险，甚至不让他自己觉察到那个“被禁的”冲动？我也必须述及我在别处所作的详尽论述。简单地说，一个人除了精神错乱，他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使他自己与他人发生关连；如果他完全与他人脱离了关系，他就会踏上疯狂的边缘。只要他一天是动物，他就会极端恐惧死亡；只要他一天是人类，他就会非常害怕孤独。此种恐惧，正如弗洛伊德所想的，不比阉割，而是不容觉晓禁忌的感情与思想的精明密探。
至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意识与潜意识都受社会的制约。我们所觉晓到的一切情感与思想，都是容许通过社会制约的三重滤器的——语言的，逻辑的和禁忌的（社会特性）。所有不容通过的体验，均被留置在知晓的境域之外；这也就是说，仍然没有被意识到。
关于潜意识的社会性，尚有两个限制需加说明。颇为显然的一个是：除了社会法律之外，尚有微细的个人禁忌，这是因各人的家庭不同而有差别的。一个由于觉晓个人禁忌而怕被父母“抛弃”的儿童，除了社会的一般压抑之外，同时也需压抑那些因滤器个别面的阻隔而不能觉晓的情感。从另一方面来说，内心开放而很少“压制”的父母都有一种倾向；以他们本身的影响去使社会滤器（以及超我）稍为放宽，以免太难通过。
另外一个限制，涉及到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我们不仅压抑那些与社会思想模型不合的欲望，而对于那些与整个人类结构和生长原则相违，与“人性的良知”，也就是与我们充分发展名义不合的欲求，也有予以抑制的倾向。
毁灭的冲动，退回子宫或返回死亡的冲动，吃掉那些我欲与接近者的冲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回归性的冲动，不论是否与社会特性相违，都与人类发展的固有目标不合。当一个婴儿要受哺乳时，那是正常的；换句话说，这与婴儿所处的发展状况是相符的。但当一个成人也有同样的要求时，那便是病态的了；只要他受过去和附着干他整个结构之内的固有目标所驱使，他便会在他现有与应有的状况之间感到矛盾，此处所用“应有”的“应”字，其意并非某种命令上的道德，而是指附着在他所由发生的染色体间的内在发展目标，尽此等发展目标，正如他未来的体格结构和他眼睛的颜色等一样，早就“出现”在他的染色体之中。
一个人如果与他生活的社会集团失去了关连，他就恐惧完全孤立；又因为此种恐惧，就不敢去想那些“不许想”的事。但除此之外，我们另外还有一种恐惧——恐惧与在他心中和代表他良知的人性完全分离。因为，我们如果完全不合人性，也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正如历史证据所指的，其可怕的程度没有被社会排斥之甚——假如整个社会都以不合人性的行为作为准则的话。一个社会与人性的生活准则距离越近，社会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越小。社会与人性目标间的矛盾越大，其个人在这两个分离的极端之间被扯裂得越甚。不需多说的是：一个人，以其自身的智力及精神的发展而言，越能感觉到他与人性一致，越能忍受社会的排斥，反过来也是一样。一个人能否依照他的良知行事，端视他能否超越社会限制和变为世界公民——“大同主义者”而定。
一个人若不被允许去觉晓与他文化模式相违的思想和情感，他就不得不去压抑它们。所以从形式上来说，什么都能被意识到与什么不能被意识到，除了个别的家庭限制因素和人性的良知影响之外，全视社会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情感与思想模式如何而定。至于潜意识的内容究竟如何，就不是一般化的概念所能说明。但有一点不妨予以陈述：它总是代表着那个完整的人，包括所有光明与黑暗的一切潜能；它总是包含着人类对存在问题所能解答的各种答案的基础。以最为退转的，一心倾向于返回动物式生活的文化作一极端的例子而言，当所有欲从此层出现的一切欲望都被压抑之后，则此种欲望的本身便占取优势而被意识所觉察。但在一个已经从退转的目标转向精神进化目标的文化中，则代表黑暗的那些势力就不会被意识所察知。不过，大凡人类，不论其所处的文化如何，无不具有这一切潜能：他是原人，是猛兽，是食人者，也是偶像崇拜者；他是富有理性、爱与正义的造物。因此，潜意识是非善非恶，既非合理亦非背理；它是两者；它是人性的一切。潜意识是一个完整的人——除去他与社会相合的那一部分。意识代表社会的人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设置的各种外在限制。潜意识代表宇宙的人，植根在宇宙之中的完人；它代表他里面的植物，他里面的动物，和他里面的精神；代表他的过去，溯至人类生活的黎明时期；也代表他的未来，直到人类完全成熟而自然也像人的“自然化”一样人性化之日。
我们将意识与潜意识作了如上的界定之后，那么，所谓使潜意识化为意识，使压制变为解脱，其意究竟是指什么呢？
以弗洛伊德的概念而言，使潜意识化为意识，作用颇为有限，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潜意识是由被压制了的本能欲望所构成，而此等欲望是为文化生活所不容的。他所处理的只是乱伦冲动，阉割恐惧，阳具嫉妒等等本能的欲望，且认为这些欲望的觉晓是被压抑在个人的历史之中的。但他认为觉晓此等被压抑的冲动，对于战胜的自我驾驭具有指导作用。如果我们撇开弗氏此种关于潜意识的有限概念而采取前述看法的话，则弗氏的目标——使潜意识化成意识，便有了更大更深的意义。使潜意识转成意识，即是将人类的纯粹普遍性观念化成普遍性活的体验；它是人本主义体验上的实际体现。
弗洛伊德对于压抑作用如何干扰我们的现实感，以及压抑解除后又如何对现实产生一种新的认识，看得非常清楚。他将由潜意识欲望引起的扭曲作用称作“转移”；后来苏利梵则称此种现象为“罗列的歪曲”。弗氏起初曾在分析者与患者的关系中发现：患者并非以分析者的现实状况去看分析者，而是将他（分析者）视作他本人（患者）在童年时代所形成的期望，欲求，以及焦虑的投影。患者只有在认识了他的潜意识内容之后，才能克服由他自己所造成的扭曲，如实地见到分析者和他父母的庐山真面。
此处弗氏所发现的一个事实是：我们以扭曲的方式去看现实的事物。自以为是如实地去看一个人，但看到的，实际上只是我们对那人的投影，只是不察而已。弗氏不仅看出了此种转移的歪曲影响，同时也看到了其他许多由压抑而起的扭曲情况。一个人如果被他所不知和跟意识思想（代表社会的现实要求）相对的冲动所驱使时，他就会将他本身的潜意识欲望投射到别人身上，并以为这些欲望是在他人心中（“投射”）而愤怒起来，却不知它们是发自他自己的内心。要不然，他就为那些出处全然不同的冲动编造合理的理由，弗氏称之为“合理化作用”，只是为动机不明的目的所作的一种辩护而已。且不论我们说它是转移，是投射，或是合理化作用，患者所意识到的，大都是一些虚妄想像；而他所压抑着的（潜意识的）内含，才是真情实况。
将以上所述有关社会的矛盾影响作了一番说明，并进一步将我们对潜意识构成的广泛概念作了一番考量之后，对于使潜意识转成意识的概念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首先，我们不妨说：一般人自以为醒着时，其实仍在“半睡”状态之中。我所谓的“半睡”状态，是指一个人对现实的认识，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认识；他对他的内心或外界所相信的事实，大都是由他的心境所虚构的一套想像。他对现实的认识只能达到社会职能对他所需的程度。他所以认识他的同类，是因为他必须与他们合作；他所以认识有关物质和社会的事实，是因为他必须运用它们。他对于真际的认识，只以达到求存目的所需要的程度为限（对照来说，我们在睡眠状态中，对于外界的认识即行中止，惟必要时极易恢复；但在精神错乱时，对于外界的认知即欠充分，且不论如何紧急，也难恢复。）。一般人的意识大都是些“假意识”，是由虚妄想像所构成，而他所全然不知的，倒是真实不虚。我们不妨如此去鉴别什么是一个人“原本”意识到的和什么是他“变为”意识到的东西。他“原本”意识到的，大都是些虚妄想像；他“变为”变识到的，则是这些虚妄想像背面的事实。
关于潜意识，此外还有一点是跟着前面所述的前题发生的。因为意识所代表的只是社会模式化了的一小部分体验，而潜意识所代表的却有宇宙人一般丰富和深密，故压抑的状态结果造成一个事实：我这个偶然的社会人与那个完整的人分开了。我对我本人是个陌生人；同样的，其他每一个人对我也是如此。我被从人性体验的广大领域隔断，只剩了人类的一个破片，一个只能体验到人里面一小部分实情的残缺者。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谈到扭曲的压抑作用；此外还有一面需要述及，这虽不会导致扭曲，但却会因“脑作用”而使体验失真。不妨借用一个事例来指明这点：我相信我看到了什么，但我所看到的只是这些文字；我想我感到了什么，但我所感到的只是关于这些感觉。受脑作用的人，是分离了的人；此人正如柏拉图所引喻的洞中人一样，他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影子，然而他却将影子认作事物的本身。
此种脑作用，与语言的含糊性有关。我一将事物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其间立即发生了离析作用，而那个完整的体验也跟着被语言所取代。事实上，那个完整的体验只存在到被表现在语言之中那一瞬间为止。此种脑化的一般作用，在现代文化中可能较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普遍而且强烈得多。只因为科学与工艺是以智知为条件之一而获得成就，所以与它相关的现代知识与教育也都日渐侧重于此，而语言也就逐渐取代了体验。但当事者本人却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他想他看到了什么；他感到了什么；然而除了记忆与思想之外，他什么也没有体验到。当他想到他已抓住了事实，那个抓住此种“事实”的，只是他的脑，而他——那个完整的人，他的眼，他的手，他的心，他的肚子，却什么也没有抓住——事实上，他并未参与他相信属于他的那个体验。
那么，在潜意识化为意识的过程中，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呢？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换一个方式来说。世上并无“意识”与“潜意识”这种东西，有的只是意识——知晓与潜意识——不晓之间种种程度上的差别。因此，我们不如这样问：当我知晓了我以前未曾知晓的什么时，将会怎样？为了与前述各节取得一致起见，对于此一问题的答案是：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向了解我们所谓“正常”意识的虚幻不实的性质方面前进。使它意识到意识不到的东西，去扩大我们意识境域之意，即是使它与真实接触，而在这一点上，也就是使它与真理（在知与情上）接触。所谓扩大意识境域，即是清醒过来，揭开帷幕，走出洞穴，让光明照破黑暗。
这种体验与禅者的“开悟”是否相同呢？
在未答复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进一步把心理分析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使潜意识化为意识的悟力与知识的性质，先行讨论一下。毫无疑问的是，在弗洛伊德作心理分析研究的最初几年中，他所持的信念是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信念，也就是知识是知性和理论的知识。他认为只要向患者说明某些发展产生的原因，并将分析者在他潜意识中所发现的东西告诉他，即已足够。此种称为“解释法”的知性知识，曾被认为是可以改变患者的方式。但不久之后，弗氏以及其他一些分析家不得不承认斯宾诺莎的话是对的：知性的知识只有在它同时也是情意的知识时，始能导致改变。显然的，此种知性的知识并不产生任何变化——除了用它去控制一个人潜意识的欲望也许较为方便之外，但那是属于伦理学的，而非心理分析的目标。只要患者保持科学观察者的那种客观态度，将他自己当做他所观察的一个客体去看，他便无法认识到他的潜意识——除了想到有关它的一切之外，他并未体会到他自身之内的那种更大更深的实况。就实说来，发掘一个人的潜意识并不是一种知性的行为，而是一种难以形于言辞的情意上的体验。但这并不是说沉思冥想不能为发掘的行动铺路，而是说此种发掘的行为本身并非一种整体的经验。所谓“整体”是指以整个的人去体验之意；它是一种以自发与突发为特征的经验。一个人两眼突然张开；他本人与世界出现在一个不同的光景之中，被人从一个不同的观点所见。在这种现象产生之前，通常都有一种不小的焦躁，随后则有一种新的坚强与着实之感出现。发掘潜意识的过程可被描述为一连串逐渐扩大的经验；这种经验虽可被我们深切地感觉到，但却是超越理论和知性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