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爬过了千山万水——回顾我的文学路
杨黎光
一
自从1999年第一次八卷本的《杨黎光文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七年多了，整理一下这七年来发表的作品，发现不知不觉中又写了这么多。
1996年的6月我做了一个手术，术后的一天傍晚在医院的走廊上散步，突然，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虚弱，生命好像就维系在那不断的呼吸中，如果呼吸停止了，也许生命就结束了。疲劳的我靠在窗台上凭栏远眺，远处是深圳著名的国贸大厦，门前的人流如过江之鲫呈现着勃勃生机。仿佛经过一次生死考验的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写了这么多年，该是有一个交代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的念头。但出版文集并非易事，直到1999年，八卷本的《杨黎光文集》才得以出版。
抱着厚厚一摞文集，当时我想，对自己的写作生涯也算有了一个交代，今后也许再也写不了什么了，也不知道老天爷还会给我什么样的安排。
不知不觉中，许多往事就浮现在眼前。
二
我并非出身书香人家，父亲是一个几乎目不识丁的工人，母亲虽有文化，其程度也只是能算算账，写写字。但是，父亲忠厚善良，母亲精明能干。这些对于我后来的成长，必然都有一定的影响。
我的家乡在长江岸边——安徽省安庆市，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在中国近代史上，你能找到一连串发生在安庆的重大历史事件。许多历史风云人物都在安庆这座历史舞台上表演过。家乡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她的文化氛围。安庆人喜欢读书，崇尚读书。因为他们知道要改变生存环境只有读书。安庆的民风，也讲究读书，哪怕你读闲书。故乡的这块土壤把我这个贫民的儿子引入了文学的殿堂。
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一点文学的基因，那么，我又是怎样爱上文学的呢？
想想，真正给我直接影响的应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我儿时的一位邻居。上小学的时候，我在舅舅的单身宿舍里住过一阵子，最早接触过舅舅那些现在看来应算少得可怜的藏书，开始对读书感兴趣。至今，我还珍藏着一本1958年版的《新华字典》和一本《哲学词典》，都是舅舅的藏书。可是，舅舅并不喜欢文学，他的藏书中，几乎没有文学书籍，只是跟着舅舅我开始喜欢读书。
小时候，我的家住在一幢清朝时期留下来的大宅子里，这幢有着“三进三堂”的大宅子里面住了近二十户人家。有一个邻居的儿子，比我大五六岁，人很聪明。在他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停学顶替他父亲工作。那时候我喜欢跟在他后面玩，他是大孩子，又参加了工作。我跟在他后面，想看一看校门之外的精彩世界。校门之外的精彩，主要是可以谈恋爱。写情书需要华丽的辞藻和一些名人名言。这些从哪里来？只能从文学书籍中抄。我想，不少青年喜欢文学恐怕都跟这一点有关，在文学中寻找爱情，用文学去抒发爱情。当时我还小，还不懂恋爱的滋味。我的这位兄长，爱上了一个女同学。他当时谈恋爱的方式，主要是写信。为了把这些信写好，他借了一些唐诗宋词之类的书，然后在那里现抄现卖，用来给他所爱的女同学写信。他做这些都不避我，还喜欢和我一道分享。当时，诗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的美。当时还是在“文革”之中，一个“大破一切旧文化”的时代，很难看到这些收录有唐诗宋词的书籍。所以，偷偷地看这些诗词，特别是那些歌颂爱情的诗，想象的空间特别大，显得很刺激。于是我就向他借来看、抄、背。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意境之美，抒发情感之美。于是，我渐渐地爱上了文学。
记得那时候，小小的我常常在黄昏独自一人坐在长江的大堤上，脚下是一望无际的芦苇。长江从夕阳里流出，流出一江波光粼粼的金水，我情不自禁地吟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真有一种大文学家的抱负。
从那以后，我千方百计地找中外文学名著来读。每天睡觉前必须要读书才能入睡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我的文学基础，恐怕也是那时候奠定的。后来上了大学，在大学里，我学的是中文，这才系统地接受了文学的熏陶。
三
我的创作成熟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考验，包括我自己。人们在遍尝诱惑之苦后，又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把这个精神家园物化成一个“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能睡着的“枕头”，我希望人人都有。
我认为，文学是我生命的一种延续。我热爱文学，是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留住时间，留住历史，留住生命。历史并不仅仅是史学家们记录的，还有我们文学家的责任。
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重要体现。但要想真正搞好文学，作家必须吃得苦涩。我多年来的体会是：文学是一种积累，创作是一门苦学。
出版了八卷本的文集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走进了中年，淡泊生活，工作之余，又觉得无所事事，于是不知不觉中又拿起笔，七年来又写下这么多，其中尤其以五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和记述2003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抗击“非典”的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写作最为艰巨，前者让我第二次获得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后者让我第三次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
于是2006年又增补出版了十三卷本的《杨黎光文集》，这让我的创作又延续了长长的一段。
四
在十三卷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怀疑：写了这么多，可到底是为什么而写作？
写了给谁看？
还有谁在看文学书籍？
十四年前，我南下深圳之际，写完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混沌》的最后一章，那天清晨窗外白雪静卧，只有麻雀飞过，却并无降落之心。七年前，我抱着一摞文集，茫然地走入人流之中，心里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十三卷本的文集出版，却突然感叹人生，感叹岁月，无论勤奋者、懒惰者、贫穷者、富贵者，或者我这已经抱不下自己全部出版文集的写作者，都是殊途同归。因为回首时，岁月不会再重头来一次。
文集出版之际想到时间的流逝，正是思考生命价值的一次机会。虽然你想不透生命的玄机，但仍然会增添一份对岁月的珍怜。
我想用一杆秤，称称自己的分量，盘算是否对得起时间，对得起岁月。人生我已经走过一半，这一半中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在干一件事，那就是写作，十三卷本的文集是对我最大的回报。可在人生最精华的一段时间里干的事情，真的如自己自小就认为的那样，有意义吗？
爬格子，是写作者自嘲的一句最形象的话。一个字，一个格子。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就是十三卷的文集，也远不是我这些年写的全部，那么我已爬过了千山万水。我的青春，我壮年最黄金的岁月，就是在孤灯只影下不停地“爬”着度过的。
生活的质量到底有多高？
五
我们把写作看得太神圣，写作者也把自己看得太神圣，甚至有“神圣”的写作者把自己当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实在是太抬举写作者了。
其实，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职业，不能成为职业者，就是一种业余爱好，我属于后者。
中国有以作家的身份来给作家定位的习惯，如工人出身的叫工人作家，农民出身的叫农民作家，知青出身的叫知青作家……他们的作品题材也往往与自己的职业相近，因为源于生活的体验。
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知青，我算什么作家？
我的职业是报人，我属于记者作家？可没有当记者前我的创作算什么呢？
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了十几本书，突然不知道将自己的写作如何归类，十三卷的作品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这也许是我的创作特点之一。
重要的不是自己属于什么，而是写了什么。
我对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曾灌输一种自以为得意的成功体会：一个人一生只能做成一件事，言下之意，我连续获得了三届“鲁迅文学奖”，这表明我一生做成了一件事。
夜深人静之际，我突然对一种新想法感到不寒而栗：如果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那该是多么的悲哀，一旦到了晚年，到了他因退休而不能再做其他事的时候，他将会如何地茫然不知所从？
六
有人说，我宁愿自己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而不愿被一千个人读一遍。我真羡慕说这话人的自信。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将我的十三卷文集读一遍，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坚持阅读，特别是读文学作品。
那么，下一步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想了很久，最后不得不无奈地回答，恐怕还是得写。因为，选择写作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十几年的写作生涯，让我已经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习惯。
如果不写，我还会干什么？
去年的除夕，我下决心这天一定不写作，因为按照家乡的习惯，年三十如果还在劳作，那么将表明你会一年劳作到头，这些年写得实在太累了，我想歇一歇。
可看了一半闹哄哄的“春节晚会”，还是和以往的除夕一样又走进了书房，还是下意识地打开了电脑，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写作。
这样，不知不觉中把十几年前就开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竟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又“爬”出来了，竟然“爬”了四十多万字。这部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也许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又一个时代。
这也表明：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就像安徒生童话《红舞鞋》里的那位小姑娘一样，一旦穿上了红舞鞋，就会不停地旋转，直到她再也转不动了。
2.文学的真诚
吴启泰
提起杨黎光，想到两个字：干净——从灵魂到作品。
这种干净，来自他执着于内心经过提纯的真情。他脸上从不书写虚伪，高兴时阳光灿烂，激动时脸红脖子粗。他不会心怀鬼胎窃窃私语，更不会耍阴谋诡计。他坦坦荡荡，有什么说什么，高门大嗓，中气十足，有时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他充满激情，喜形于色。朋友们视他为透明人，活得痛快淋漓。但很少有人理解他内心深处的孤独。这往往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特殊的情感方式。与朋友们一起聊天，海阔天空。偶尔，他会冷不丁地对你说出内心煎熬已久的某些人物、情节，包括一些创作意念和构思，然后困兽般的眼神盯着你，期待着灵魂的相互碰撞，在心灵游走的孤独中突围。
他内心紧紧地守护着一些他视为珍贵的东西。他的心简单、强烈。简单是一种人性回归，而强烈恰恰出于柔软、敏感、细腻、腼腆，狂暴和粗犷，往往坚守的是他心中的美。为了捍卫这种美，在坚硬的现实中，他的柔情变成了文学。因此，他的作品无不与当下现实息息相关。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个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文学文本。写作于他，是必然。性格即命运。
命运使他在世纪之交来到深圳，成为一个报人。历史，在这座移民城市中，呈现给他的世界如此错综复杂，如此多姿多彩。
越是灯红酒绿、光怪陆离，越是刺激他的处子之心。来到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巨大的精神物质反差，使他狂热地去采访、研究那些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疯狂的人。他以一竿子插到底的风格，拨开纷乱错位的欲望，用人性解读人性，用灵魂追逐灵魂，用原始的美还原混沌。他与他的人物一起挣扎、一起追寻，渐渐形成了作品中某种风格和特殊个性：真诚。人性的真实，以及作家诚挚的人性关怀，成为他作品的主旋律。这种真诚，传播到读者那里，读者不仅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也传达了他对人类的脉脉温情。他揭露性的报告文学，在欲望城市中，温暖了许多读者的心。
长期以来，黎光视报人为自己第一职业，将写作当作“业余爱好”。他以一个记者的眼睛关注现实，深入思考，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由于“业余爱好”，他只能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人，成为一个工作狂，办报之余的写作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报人，就应该是他这种人，心中始终有杆秤。无论什么，也不能收买他的善良、真诚、悲悯和血性。报人的职业令他与社会方方面面保持着紧密联系，令他视野更加开阔，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关注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潜心研究人们内心一道道难以破解的谜。
2005年他创作了《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为了完成这部反映“非典”时期广东地区人们与SARS病毒的抗争经历。他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医学科学和生物科学等，最终以难得的专业知识和生动的细节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充分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思辨和人文关怀。
《没有家园的灵魂》是杨黎光崭露头角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报告文学中，他以细腻的人物内心探微，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充分展现了个体生命面对现实和欲望的迷惘。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以及后来发表的《打捞失落的岁月》《梦醒魂不归》《惊天铁案》等多部报告文学，述说技巧日趋成熟。
我曾多次涉及报告文学，深知人物内心述说是个难点。作者是述说事件的第三者，如何才能恰当地表现人物内心的想法。即便当事人亲口对你说的，如何界定其真实性？如果你一定要跳出来代表他们说心里话，必然有想当然的尴尬。如果省略不计，人物深度势必受到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