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
一、发现、发掘经过简述
1929年春，广汉农民燕道成、燕青保父子在广汉月亮湾车水挖沟时发现一坑四百余件精美的玉石器，一时间，“广汉玉器”声名鹊起，燕家父子未曾想到，他们已无意中碰醒了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文明，从而拉开了持续近八十年的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三星堆遗址发掘时间之长，出土遗物之丰富，在中国除了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址外，恐怕没有哪个遗址可以与之相比了。近八十年间，三星堆考古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
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加拿大人，美籍教授）和副馆长林名均等人在1929年玉石器坑出土地点附近进行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百余平方米，出土、采集了六百余件玉石器和陶器。1936年，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上发表《汉州发掘最初报告》（APreliminaryReportoftheHanchowExcavation）；1942年，林名均在《说文月刊》第3卷7期上发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这次被郭沫若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的发掘研究工作，对三星堆玉石器坑及其附近遗存的出土情形、地层、时代、性质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这批遗存的时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为周代初期，并认识到“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郭沫若语）。1946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郑德坤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发表辟有《广汉文化》专章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使“广汉文化”见诸于世。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文博单位在三星堆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并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现月亮湾地点和三星堆地点都有古文化遗存，出土、采集到一批玉石器、青铜器、骨器和陶器标本，进一步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四川省博物馆馆长、着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和着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根据三星堆遗址历年来出土的玉石器、半成品和石坯，首次提出手工业作坊就在遗址范围以内。1958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学家王家佑、江甸潮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上发表调查研究报告《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1963年，冯汉骥先生选定三星堆遗址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首届学生考古发掘实习的地点，进行了面积约15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工作。当年冯先生曾站在月亮湾的台地上，遥指对面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着名的人文景观。后来的发掘证实，这三个土堆实际上是一道长条形的城墙遭后期人类活动破坏后形成的三个堆子），很有预见地指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三星堆考古因“文革”陷于停顿。
从1980年起，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及四川大学、广汉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连续25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正式命名了三星堆遗址，确立了三星堆文化。25年间，几代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北、中共七个发掘区进行了14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近9000平方米，确定了遗址的东、西、南三道外廓城墙和月亮湾、三星堆等地点的内城墙，发现了“祭祀坑”、大型居住区和公共墓地，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一个湮没近五千年的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已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延续时间最长的蜀文化遗址，四川盆地4800~26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年代标尺
三星堆遗址近八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科学发掘所获得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实物资料和C-14测年标本，使我们可以较为科学、准确地判定三星堆遗址的年代。
可以确定，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范围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前后不间断地延续了2200年左右，跨越了中国历史上的龙山时代（新石器时代）、夏代、商代、西周和春秋五个时代。
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可以认定为蜀文化遗址或含有蜀文化遗存的古遗址有好几十处，但每个单个遗址的延续时间均未超过一千年，因此可以说，三星堆遗址为四川盆地4800~26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
三星堆文化2200年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期文化遗存：遍布于整个三星堆遗址，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纹饰陶发达，纹饰种类丰富，器类以花边口沿器、宽沿器、大翻领器、圈足器和平底器居多，器形有宽沿平底尊、盘口圈足尊、花边口深腹罐、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罐、镂孔圈足豆等；石器以小型的斧、锛、凿为主，房屋有干栏式和沟槽加柱式等，建筑密集，并有大型建筑出现。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盆地一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绝对年代距今约4800~4000年左右。
第二期文化遗存：分布很广，各次发掘地点大多有相应地层发现。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明显减少，多为素面陶，纹饰数量和种类明显减少，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贝纹、云雷纹等，器形除保留有部分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窄折沿盆外，已不见花边口深腹罐、宽沿尊、折沿圈足尊、盘口圈足尊等第一期文化的典型器物，但新出现一组器物，主要有敛口圈足瓮、深腹罐、高柄豆、高圈足盘、尊形器、圈顶器盖、盉、鸟头柄器、坩埚等；玉石器仍多斧、锛、凿等小型工具，但也发现石琮、石璧、石矛、石銊以及玉锥形器等礼器，还出现青铜器如兽面纹铜牌饰和铜虎等，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开始修筑城墙，并出现了一些埋存宗教礼仪性器物的祭祀坑，房屋发现有木骨泥墙的成组建筑和大型建筑构件。本期年代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期，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3600年左右。
第三期文化遗存：遍布于整个三星堆遗址群，文化内涵特别丰富。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纹饰陶比例进一步下降，纹饰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群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器柄、盉等器物的数量和类型大增，新出现三袋足甗形器、觚形器、厚唇侈口缸、矮领瓮、瓶等一组器物。本期出现大批青铜神器、礼器、金器和玉石礼器，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又一重要特色。这一时期三星堆古城建成，房屋建筑密集，有宫殿般的大型建筑物出现，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至商代中晚期，绝对年代距今约3600~3200年左右。
第四期文化遗存：此期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缩小，堆积较薄，并且逐步消失，遗迹现象中最突出的是发现了两个埋存礼仪性器物的大型“祭祀坑”，同时三星堆古城废弃。夹砂陶仍占大宗，但泥质灰陶重新增多，素面陶比例增大，绳纹、凹弦纹成为主要纹饰；在原有器型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组新的器物，如薄胎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器座、高领罐（壶）、矮圈足罐等；石器仍多斧、锛、凿等小型工具，发现有跪坐石人像，新出现柳叶铜剑，时代约相当于商代末期至春秋早期，绝对年代距今约3200~2600年左右。
以上四期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既有相当大的差别，又相互连接，存在着强烈的承袭因素，它们自成体系，地域特征鲜明，是同一文化系统——三星堆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物质文化面貌的具体表现，从三星堆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时代范围以及文化遗存反映出来的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观察，可以肯定它就是古代蜀人的历史遗存。
在三星堆文化确立之前，四川地区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尚不清楚，正是由于三星堆遗址前后近八十年间，尤其是自1980年以后的不断发掘，在该遗址确立了4800~2600年前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后，才随之在四川各地又发现和认识了诸如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雅安沙溪遗址以及三峡地区的哨棚嘴遗址、中坝遗址等一批相关的遗址，由此基本上展现和建立了四川地区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及发展序列框架。
三、夏商时期的蜀国王都遗址
（一）分布面积最为广大的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长江水系沱江支流的鸭子河南岸。根据目前的调查，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鸭子河支流）两侧高台地上，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三十多个，是古蜀文化遗址中最大、最为重要的一处中心遗址。
（二）南中国最大的夏商古城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发现在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及中北部均分布着五道长条形的高土埂，怀疑为人工建筑遗迹。从1984年起，开始对这些土埂进行正式的调查和试掘，逐步认识到它们是城墙建筑的遗存。1989~2000年，先后在南土埂、东土埂、西土埂、三星堆土埂和月亮湾土埂进行了七次正式发掘，证实了这些土埂均为人工构筑的城墙，墙体建筑使用了堆土拍夯、平夯、砖坯砌筑、切削为壁等多种方法，城墙外侧还分别掘有壕沟。
从现存城墙的布局推断，三星堆古城由一道外廓城（大城）和若干个内廓城（小城）所组成。
外廓城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1800~2000米，由东、西、南三面墙体组成，墙外有城壕，北部没发现城墙，可能已被鸭子河冲毁，也可能是以水为墙。内廓城（小城）的确切数目、确切位置、大小和功能目前还不清楚，但从三星堆城墙和月亮湾城墙等外廓城以内的小城墙的走向、拐角、壕沟，以及它们与外廓城城墙、与穿城而过的马牧河的关系等因素考虑，外廓城内存在着多个小城这一点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外廓城三面城墙并未闭合连接，可能与洪水和后期人类活动破坏有关；也可能当时就未封闭，联系到各城墙墙体宽度与夯筑方法也不大一致，可能系早期壅土为城的原始筑城特征之反映。但从其布局、规模、筑法、结构看，可以确认为城墙无疑。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各地层中的遗物分析看，各道城墙均大致始筑于三星堆二期文化早、中期（夏、商时期），大致废弃于三星堆四期文化早段（商代末期），延续使用近千年。城内面积约3.7平方公里，与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不相上下，在中国已发现的同时期古城遗址中，其规模名列前茅。
（三）密集的居住区和众多的文化遗迹
在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房屋建筑和其他文化遗迹，房基层层叠压、打破，说明当时人们活动极其频繁，同时也是三星堆遗址上下延续2200年历史的具体反映。房屋形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和组合式房基等多种，以沟槽基础、木骨泥墙、榫构梁架的木构房屋为主，颇具地方特色。同时，还有干栏式架空小屋等建筑形式。不仅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而且有显贵居住的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最大的房间面积超过250平方米，数间连成一组，其功能已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可能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近年来的调查和发掘表明，在三星堆遗址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区域已有夏商时期的大型宫殿性建筑存在的征兆。
遗址中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有作坊、窑址、墓地、器物坑、祭祀坑、灰坑、灰沟等各类遗迹，反映出多样的生产、生活活动和复杂的社会分工，遗址内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等分布有序，说明三星堆古城已初具设计和规划的理念。
（四）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一大批文化遗物
自1929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已出土各类文物数万件，其中，青铜器九百余件，玉石礼器一千多件，金器数十件，石器数千件，以及大量的陶器（标本约3万件，可复原者上千件）和骨器、海贝、象牙等。数量和种类如此众多和丰富的文化遗物出自同一个遗址，实属罕见。
（五）最高规格的蜀文化遗存——一、二号“祭祀坑”
着名的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处，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亦是知名度最高的三星堆文化遗存。两坑形成（亦即坑内器物下埋）的年代大体与三星堆古城的废弃年代相同，为三星堆四期文化早段（商代末期），而坑内器物的制造和使用年代绝大多数为三星堆三期文化晚段（商代中晚期）。坑室内器物的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藏前明显经过有意地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的位置，部分青铜器的外表还涂有朱色颜料，但所有器物均分层、有序放置，表明这些器物是在经过某种特殊的仪式后再下埋的。因此，一批学者认为，两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祭祀坑，尽管坑内器物均系祭祀用器或相关器物，但两坑本身的形成并不是祭祀活动所致，而极有可能与蜀国历史上发生的突发性重大事件有关。
一号坑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骨器、陶器等各类器物近六百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二号坑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象牙器、海贝、绿松石等各类遗物六千余件（片）。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礼）器、玉石器和商末周初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两坑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不少器物形体巨大，形制复杂，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经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鉴定，两个“祭祀坑”中仅“国宝级”（中国文物鉴定级别中的最高等级）的文物就有六件，一级文物达数十件。一、二号“祭祀坑”既是整个三星堆遗址的精华所在，同时又代表了古蜀文明之最高成就，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蜀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必将引起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从而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以及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多门学科研究的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