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21日的下午，北京西郊玉泉山逶迤曲折的公路上，一辆黑色轿车挟着寒风，疾驰而来，向西山上的一处幽静的庭院驶去。
坐在车内的彭德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离别4个多月的毛主席，不禁感慨万千……
当志愿军转入全线运动防御以后，彭德怀感到有必要亲自回到北京，向毛泽东陈述有关朝鲜战局的情况。当时，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还未到达朝鲜，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跟不上，很多战士赤脚作战。这使彭德怀对当前的严重局势和中朝军队的处境愈加忧虑。他认为，国内对志愿军当前存在的严重困难并不了解，对国内物资的支援不及时也很有意见，而这些情况是很难用电报说清楚的。为了向毛主席说明朝鲜战场的困难和请示下一步方针，并催促增援，彭德怀于2月16日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向中央当面汇报。
在收到毛泽东复电同意回京面报的电报后，彭德怀让邓华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于2月20日晚带着两名参谋和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冒着敌机的轰炸，连夜向北疾驰，21日晨到达安东，然后在安东乘专机经沈阳回到北京。
彭德怀在北京西郊机场下飞机后，就乘车直奔中南海毛泽东住处。但这天毛泽东并没有住在中南海，而是住在西郊玉泉山静明园。彭德怀不顾旅途的疲劳和饥饿，又命令司机折返西郊，急速奔向玉泉山。
彭德怀急急地进入玉泉山幽静的静明园时，正是午后一时，毛泽东刚刚午睡。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由于毛泽东常年日理万机，造成了一种不容易入睡的习惯。一般领导同志碰到毛泽东休息时，大多会耐心等一等，以免引起毛泽东的不快。
秘书迎上来，说：“彭总，主席正在休息，你先吃饭，等主席起来后再谈吧？”
彭德怀心急火燎，没有理会，兀自往里走。
警卫员也劝道：“请彭老总等一等。”
“我有急事要向毛主席汇报。”彭德怀不顾秘书和警卫员的劝阻，直闯卧室，推门而入。
毛泽东早就被彭德怀的大嗓门吵醒，一边起身穿衣，一面打趣地说：“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
彭德怀抓过一把椅子坐在床边，就要跟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从容地说：“我的彭大将军，肚子还是空空如也吧。先吃饭再听汇报。”
彭德怀只好到食堂匆匆吃了几口，立即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我这次匆忙赶回来，是因为国内对志愿军当前在朝鲜战场面临的严重情况不太了解，如不尽快解决和改善，将影响到朝鲜战争的胜败。”
毛泽东问：“究竟有些什么问题？”
彭德怀列举了四条：
一是志愿军战斗力下降。经过三次战役，志愿军伤亡很大，在朝鲜既无俘虏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青年参军，战斗力明显削弱。
二是敌人空中封锁严重。美军每天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供应很不及时。
三是部队御寒物资不足。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而战士们苦战之后，衣服鞋袜均破烂不堪，生病冻伤率居高不下。
四是营养跟不上去。三八线以南属于无粮区，几十万志愿军得不到充足的粮食，更谈不上新鲜蔬菜，经常发生断饮断粮现象，战士们靠一把炒面一口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甚至得了夜盲症。
彭德怀脸色严峻地说：“美军飞机昼夜轰炸，而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火炮，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运输，是无法尽快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处境和困难十分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你彭老总的意见是对的，要做长期准备。”
毛泽东“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方针，虽然还是以争取速胜为前提的，但是已经开始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3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中，提出了“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安排入朝部队分三番轮流作战。同时又阐明我方总的战略意图是：“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对于这次会见，彭德怀是十分满意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这段谈话时写道：“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当彭德怀向毛泽东告辞时，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德怀呀，我马上通知总理，让你们俩人共同召开一次支援前线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和落实急需解决的问题。”
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开会。
会议开始前，彭德怀首先到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诺夫大将会谈。
沙哈诺夫的军衔是大将，见到彭德怀后，他非常恭敬地敬礼、握手，热情拥抱：“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了天才的军事家彭将军！”
彭德怀不习惯这种“熊抱”，在寒暄过后，急忙进入正题：“志愿军经过三次连续作战，伤亡较多，兵员无法补充，供应线又长达数百里，粮食、弹药、服装、鞋袜的供应严重困难，而这一切都是大批美军飞机轰炸所致。我说这些，是想让苏联方面了解我们为了这次战争付出的代价。我希望苏联方面尽快派遣两个空军师，驻扎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担负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任务。”
没有得到授权的沙哈诺夫耸耸肩，说：“我很钦佩彭将军，遗憾的是我不能答应彭将军的要求。”
“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军事强国，拥有大量战机，应该以国际主义精神相互支援，共同对敌。”彭德怀很不痛快，话中带刺地戳了沙哈诺夫，并让他向苏联转达自己的请示。
带着一肚子气，彭德怀来到总参居仁堂会议厅，向与会者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特别是要求空军和高射武器应尽快入朝作战，掩护后方运输线。但当会议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
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着急不满，现在会议上又出现这种强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恼怒。他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怒气冲冲地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我看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炸毁，战士们死的、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忽然翻脸，使居仁堂的气氛骤然紧张。
“彭老总不要着急嘛，这些困难我们一定能解决的。”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尽量维持会场秩序，呼吁大家冷静下来，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会议当场并未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会议不欢而散。事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几次军委会议，才使许多问题得到逐步解决。比如规定，凡是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装备，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欠苏联军火款高达30亿人民币，60年代才全部还清。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发挥了重大作用。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日夜奔跑，十分紧张，本来已很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多休息几天，但因前线紧张，彭德怀于3月1日匆忙离京，重返朝鲜战场。就在彭德怀离京的这一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1个驱逐机师和3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
3月9日，彭德怀回到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此前，彭德怀先后在沈阳和安东两地，与军政领导人研究了落实中央各项决定的措施。彭德怀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大衣吃饭，邓华等人就来报告：敌人已从7日开始，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联军阵地发动了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攻势，并于当日晚分两路强渡汉江，企图重占汉城，进而向“三八线”以北推进。
彭德怀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为了节省兵力，减少伤亡，缩短供应线和保持主动，决定各军于3月10日后撤，继续采取运动防御到“三八线”以北地区，等待后续部队上来后，对敌实施战役反击。3月11日，彭德怀在给周恩来的急电中解释说：“敌7日又开始全线进攻，为缩短我军防线，决定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
3月14日，中朝联军被迫撤出汉城。朝鲜人民军中一时思想波动。彭德怀特邀朴一禹谈话说：“我在一月间曾对金首相谈过，我们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能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主力，才能得到城市，请你转告各军团领导，让他们对人民军指挥员作些宣传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汉城得而复失，彭德怀预料国内也会产生震动。他身为中朝联军司令员，当然会不好受，并发牢骚说：“我们要是有足够的飞机大炮，有可靠的物资供应，能把汉城丢掉吗？可现在我们没有那样的装备呀！我早就估计到汉城是保不住的。”为此，他曾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注意汉城丢失后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邓华三次行使建议权。彭德怀后悔不听邓华的忠言，导致第五次战役受挫，深以为憾，说这是他一生中的四次军事失误之一。毛泽东点评他在指挥上“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彭德怀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杰出军事将领，指挥过无数次重大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智者干虑，也有一失。常胜将军彭德怀在军事指挥上也有过失误。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自认为一生有四次军事上的失误，一次是1932年打赣州，一次是1940年百团大战，一次是1948年西府战役，最后一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
志愿军第五次战役，是在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展开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我国有540万陆军，但由于事起仓促，加上当时一部分军队已集体转业，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只有6个军30万人。1950年11月，第二次战役时，宋时轮的第9兵团3个军约15万人入朝，志愿军兵力增加到9个军45万人。
1951年4月，在朝鲜金化志愿军总部，邓华与彭德怀发生激烈争论。分歧起源于如何组织第五次战役。
在此之前，志愿军第二批部队陆续入朝。新参战的部队主要是王近山率领的第3兵团和杨得志率领的第19兵团。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经过三个月休整，再返战场。这样志愿军的兵力总数增加了3倍，而且新入朝的部队均是苏式装备，火力也较前有很大提高。
这些渴望建功立业的战将们斗志昂扬，对在第四次战役中丢失汉城感到耻辱，急切地盼望通过战斗收复失地。当着志愿军首长的面，他们争先恐后地表决心：
“我们保证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再次拿下汉城！”
“彭老总，我们保证活捉五千美军！”
“怕个屁，向南追击，我们愿打先锋，打到大邱、釜山！”
……
彭德怀也被感染，激动地表态要把这仗当做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击。
邓华默默地听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雾中脸上显得忧虑。
志愿军总部召开党委会讨论作战方针，彭德怀让邓、洪、解、杜发表意见。
洪学智打头炮：“我主张把敌人让到铁原、金化地区再打。如果在铁原、金化南面打，我们一出击，敌人就缩回去，不容易达到毛主席说的成建制消灭敌人的目的。把敌人放进来，问题就简单多了，拦腰一截，即可分而食之。”
洪学智刚说完，便被彭德怀顶了回去：“我们不能再退了，把敌人放进来坏处很多。铁原是平原，是很大的开阔地，敌人坦克进来，对付起来很困难。另外把敌人放进来，物开里那儿储存的很多物资、粮食怎么办？”
彭德怀还举了许多的理由，中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同意把敌人放进来。他盯着邓华，看他的态度。
邓华一开口，彭德怀脸色就变了。邓华扳着手指列出了一些理由：“我倒是同意洪学智的意见，应该把敌人放进来打。眼下，第三兵团、第九兵团刚进来，第九兵团也是向前开进不久，地形都不熟，行动也很仓促。把敌人放进来，一是我们可以准备得更充分些，二是可以以逸待劳，三是可以进一步把地形摸熟。”
解方、杜平也赞成将敌人放进来打。
四比一，彭德怀占绝对少数。他不高兴了，问邓华：“这个仗你们到底想不想打？”
邓华回答：“老总，你不是让我们提看法吗？我们就是这么看，采不采纳由老总定。老总定了，我们坚决执行。”
彭德怀脸色刚缓和一点，邓华和洪学智又把放敌人进来的理由说了一通。
彭德怀不由得火起：“还有完没完。到时间了，吃饭。”中饭过后，彭德怀独自起草电报，仍按他的打法上报中央。
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方案。彭德怀又个别找邓华商议作战细节，邓华提出如我方发动进攻，口子不要张得太大，最好是诱而引之。彭德怀一听，就知道他这是变了个法子兜售放进来打的意见。彭德怀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在4月6日的部署会议上，各军军长慷慨请战，气氛十分热烈，彭德怀连连点头，表示赞许。唯有邓华唱反调。
按照军中惯例，当副手有三次建议权。邓华第三次企图修正原定的作战方案：“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开始即大规模猛插，一是各兵团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向敌纵深穿插，最好是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邓华坐下来后，还觉得言犹未尽，又站起来补充道：“开始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去穷追猛打，必须实行分割穿插，一块块吃。”
说来说去，还是不同意主动进攻。彭德怀对邓华的固执真的烦了，轻轻地咕哝了一句，全场听得很清楚：“打仗没有一股猛劲怎么行？”
4月22日傍晚，中朝军队14个军沿着200多公里宽的战线同时开始进攻。鉴于敌军主要兵力部署在西线，彭德怀将志愿军主力集中于西线实施突击，东线由人民军牵制美军。经过7天激战，全线向南推进了70~80公里，志愿军进抵汉城北郊。这时，由于美军集中力量守卫汉城，志愿军自身携带的粮弹已基本用尽，难以再克汉城，彭德怀遂决定停止进攻，部队转入休整。
5月16日晚，志愿军主力开始对东线的南朝鲜军发动攻击，而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西线的汉城，以吸引美军主力。中朝军队在突破南朝鲜军队的防御后，迅速向敌纵深挺进，切断了南朝鲜军队4个师的后路。这时，南朝鲜军队又采取遭到重大打击即化整为零的方法，丢弃全部重装备，分散逃入深山，中朝军队只歼敌1.7万人。与此同时，西线美军很快派军东移，堵塞了东线的战役缺口，增强了防御阵地。这时，我方的优势兵力，在后勤跟不上的情况下，反倒使粮食供应更加困难，战士难以继续作战。5月21日，彭德怀果断决定停止进攻，命令部队于5月23日开始后撤，向北转移。
彭德怀在决定志愿军停止进攻的同一天，特电毛泽东并高岗说：由于部队疲劳，运输困难，又没成建制地消灭美军的师团，“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妥否盼示。”第二天，毛泽东复电说：“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应该说，第五次战役的这两次攻势作战，虽然没达到预定的歼敌目标，但也没有吃多大亏；即使决定回师北撤，也属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还谈不上彭德怀有什么军事失误。但问题偏偏发生在胜利回师的途中，大出彭德怀意料之外。
“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就是“走为上计”，意即在形势不利时主动转移，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彭德怀在第五次战役中的班师北撤，又何尝不是为了“走为上”呢？但就是在“走”中出了差错。
彭德怀作为一个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不是不知道撤退时应注意些什么。彭德怀根据敌人的作战特点，为避免我军在转移后撤时遭受敌人机械化部队尾追，当即于5月22日电令各兵团后撤时，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采取逐步后撤、节节阻击的战术，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向后转移至“三八线”一带休整。但是，彭德怀与志愿军上下一样，对敌人有计划的快速反击估计不足，以至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同时，志愿军有8000伤员还未运走，也影响了部队的行动。
5月22日中朝部队北撤时，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根据对我军“肩上后勤”能力的估算，认为我军一次集中进攻已过5天，粮弹基本耗尽，又没有得到新的补充，锐气已失，于是使用其以逸待劳、未受大的损失的美军7个师为主力(每师约1.8万人)，连同南朝鲜军共计13个师，在志愿军北撤的同时进行全线反攻。
这次美军反扑时，改变了上次战役中稳扎稳打的战术，大胆地以机械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遣部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向志愿军纵深迅速穿插，抢占桥梁和渡口，配合后续部队包围志愿军后撤部队。当时，志愿军部队未安排好交替掩护，第3兵团电台又被敌机炸毁，所属部队失去指挥达3天之久。在中线部队一时出现混乱，加上一些指挥员缺乏现代技术兵种的知识，在前沿布置掩护部队时不注意破坏桥梁，也未很好地以火力封锁道路，而是把兵力集中在山头上，结果敌军一旦突破前沿，就能于3天内在我方纵深推进50~80公里，造成了我方在转移中十分被动的局面，一部分志愿军被截断在“三八线”以南。
面对突然出现的严重局面，被截断的志愿军部队大多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由于敌军先遣部队兵力不多，敌步兵又多缺少近战的勇气，主要依赖火力进行封锁拦截，突围坚决的部队都获得了成功。只有少数领导不力的部队如第3兵团第60军所属的第180师受到严重损失。
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全线北撤时，第180师正在北汉江以南，负责掩护第3兵团主力转移。5月25日，180师渡过北汉江后，即被美军机械化部队截断。这时，该师电台即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彭德怀得到3兵团报告后，即电令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速派60军另外两个师前去救援，但3兵团司令部电台又被炸，一度与所属各军失去联系，前去救援的两个师也措施不力，未能联系上。第180师领导在危急关头一时出现慌乱。这时部队虽已断粮，但师里还有骡马数百匹，如宰杀可供部队食用几天，缺乏经验的师领导竟未下令，任由骡马跑散。随后，部队忍饥后撤。由于缺少白天作战的信心，该师只在夜间行动，加上饥饿疲劳，结果在敌人火力封锁下行动迟缓，且途中失散者甚多。在这种人心不稳、地形不熟的情况下，本该集中力量打出去，但该师领导经过争论，最后决定毁掉电台、分散突围，一时形成干部脱离战士的各自行动，建制的战斗单位解体。5月27日，美军向该师所在地发起进攻时，除该师几百名干部和经验较多的骨干零散跑回外，其余人员只有少数抵抗到最后，多数失去抵抗而被俘。在这次严重失利中，第180师损失7000多人，其中5000多人被俘。这是志愿军在战争中被俘人员最多的一次。
志愿军北撤中一时出现的混乱只持续了几天。5月27日后，为稳定局势，彭德怀决定部分军停止休整计划，以8个军在全线实行阻击，战局即稳定下来。在节节阻击的同时，我方又在后方建立三道防线，并调集兵力，准备待敌深入三八线以北时再反击。到6月10日，敌军也在“三八线”一带全线转入防御。至此，第五次战役结束。
在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以百万之师，连续奋战50天，共歼敌8.2万人，我方作战部队损失8.5万人。特别是战役后一阶段，部队在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其中第3兵团因一时出现混乱，失踪人员达1.63万人。美方则宣称在5月下旬俘虏我方1.7万人，这一数字占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总人数的80％，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作战仅有的一次严重损失。
邓华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总结第五次战役的教训：“第五次战役的作战指导上仍旧是一种带速决性的办法，主要是轻兵速胜的思想作怪，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没有很好研究敌人新的特点来修正我们的打法；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新到部队的某些弱点虽已看到但未注意补救；对自己的供应困难估计不足，战役准备工作并未很好完成，即仓促投入战斗。在战役布置上企图过大，口张得很开，打得远，以致未达成预期目的，反而增加了前送弹药后运伤员的困难。志司在指导上的这些缺点是主要的。”作为彭德怀的搭档，他也主动承担了责任。
战后，彭德怀多次念叨一句话：“后悔不听邓华的话！”
毛泽东对第五次战役的评价是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你们杀过美军俘虏没有？”苏共中央根据不实之辞，组织人马对来访的彭德怀进行围攻。斯大林变换方法地套话：“你就告诉我一个人，咱俩悄悄地说，我绝不告诉别人。”彭德怀一言不发，最后连周恩来都急了，问：“有没有这回事？”彭德怀照样不理不睬，泰然自若。后来他气愤地揭开拒绝解释的原因：斯大林太小看我们的觉悟了！
志愿军入朝后，在毛泽东的运筹和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经过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的五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人，其中歼灭美军8.8万人，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从而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从此，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基本上处于均势。中朝人民军队在数量上占较大优势，入朝志愿军最高达到130万人，人民军中也增加到34万人，而敌军则为69万人。但敌在空军、海军、陆军装备及后勤供应上占据明显优势。这样，敌我双方都难有大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相持于三八线一线的僵持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从1951年7月10日起，停战谈判即开始进行，朝鲜战局出现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变化。
在朝鲜战局处于相持局面以后，身体一向结实的彭德怀，额上生了一个瘤子。据彭德怀的身边人员回忆，在朝鲜战场，志愿军领导机关长期住在潮湿的矿洞中，很多人受不了，生了皮肤病等各种疾病。可52岁，运筹全局的彭德怀却没事一般，连感冒都很少得。这次长了瘤子后，中央特派保健局长史书翰来前线为彭德怀作检查。1952年4月，中央决定让彭德怀回京治疗。
彭德怀回京入院治疗后，于5月5日康复出院。出院后，彭德怀本想立即返回朝鲜前线，但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并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前院住着任弼时的亲属，西边不远是刘少奇和朱德的住所，东南边隔着春耦斋是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和举行中央会议的颐年堂，同中央军委的办公地点居仁堂也只有一墙之隔。
彭德怀在北京休养期间，中央讨论了他的工作安排。
1952年7月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当场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一工作。为什么当时不愿接受，从他后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主要是觉得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太繁重，自己难以胜任。
为此，彭德怀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专门去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自己担任总参谋长确实不合适，可以让高岗来当总参谋长，并列举高岗的一些优点。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而问他，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于是彭德怀又推荐邓小平，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才能，但认为难以从现在的岗位上抽出来。交谈的结果，他的这个想法未实现。
其实，彭德怀在1945年党的七大后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1947年进攻延安，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1951年10月，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上班仅3个多月就病倒了，周恩来又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而这时的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公务繁忙，十分需要将军委日常工作交给一个人专管。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名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建议被批准后，即于7月9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正式向彭德怀交卸工作。此后，彭德怀虽没有兼总参谋长之职，却开始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与此同时，彭德怀仍然兼任志愿军司令员、政委，其职责先后由副司令员陈赓、邓华代理。朝鲜战场的重大事项，仍然由彭德怀以司令员名义签署，或与金日成共同署名。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是为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向苏共请教，并谋求援助。在访问中，谈到了朝鲜形势，特别是国际舆论瞩目的遣返战俘问题。
斯大林询问中朝双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分歧。
周恩来介绍道：“美国人同意遣返83000名战俘，其中只有中国人6400人，朝鲜人打算同意，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是美国耍的花招，是挑拨离间中国人与朝鲜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83000名战俘中，应该有中国志愿军战俘13600名。”
斯大林问：“朝鲜战俘一共有多少？”
周恩来说：“96000人。中国志愿军战俘有20000人。中国政府坚决主张遣返全部116000名战俘。如果低于此数，我们可以不反对，留下的继续谈判。”
斯大林又问：“有多少美军战俘？”
周恩来说：“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手中，有战俘12000人，其中南朝鲜人7400人。”
斯大林出主意：“可以扣留相应比例的南朝鲜和美军战俘，可以向他们声明：这样做直到战俘交换完毕。如果美国拒绝，就宣布他大概打算将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
“我们可以考虑分为三步。”周恩来扼要地说明了中方的立场：“第一步，按比例交换，至此可以停一停；第二步，呼吁中调停；第三步，停战后，战俘问题单独处理。”
9月1日，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作为中朝联军领导人抵达莫斯科，通报有关朝鲜战局。
3天后，斯大林约见中朝联军领导人。这次约见规格很高，实际成为三国高级领导人的集体会见。
参加会见的苏共领导人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夫。中方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朝鲜领导人有金日成、朴宪永。
在交谈中，斯大林称赞中朝联军英勇善战，许诺道：“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于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该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3个空军师，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个高射炮团、2000辆汽车。”
朝方非常高兴。
斯大林代表苏方表明对停战谈判的态度。他说：“没有必要同意美国的方案，这是立场问题。关于遣返战俘，可以扣留美军、南朝鲜一样比例的战俘，或者扣留比比例少一半的战俘，直到交换完毕。”
约见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结束会谈后，宾主一起来到斯大林的别墅赴宴。在宴会时，斯大林给予彭德怀特殊的礼遇。给其他中朝领导人敬酒，他只浅浅地抿了一小口，给彭德怀敬酒时，两人都倒了一大杯白酒，碰杯，一饮而尽，然后发出开怀的笑声。
宴会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深夜时，宾主尽欢而散。出门时，中朝领导人相互礼让。金日成把周恩来推到前面，彭德怀又把金日成推到前面。
正在推让的时候，斯大林意犹未尽，叫中方翻译师哲把彭德怀请回来，两人信步在大厅里散步，有说有笑。
斯大林通过这些礼遇，是想表达对中朝联军及其统帅彭德怀的尊敬。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和斯大林的交谈被人攻击为“个人英雄主义”和“里通外国”。
几天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国代表团。这次会谈从一开始就有些蹊巧。中方出席会谈的有代表团正副团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和彭德怀，苏共则是全体中央委员出席。
在就一五计划简单地交换意见后，斯大林突然表情严肃地问彭德怀：“你们是不是在朝鲜杀过俘虏？你们知不知道国际上有公约不许杀俘虏？”
大厅顿时静寂无声，众人把目光集中到彭德怀身上。
彭德怀不动声色地坐着，不作任何解释或回答。
继斯大林之后，苏共中央委员跟上来追问：
“杀过没有？”
“杀了几个？”
“请正面回答。”
彭德怀仍然不发一言。很显然，这次会谈是有预谋的安排，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听信不实之词，准备集体会审彭德怀。
苏共要人们急了：“你不能不表态。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杀过，还是没有。”
任凭他们说得嘴干舌躁，彭德怀始终一个态度：不理睬。
看到彭德怀一人硬顶苏共全体中央委员，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也很焦急，想帮忙又不了解情况，于是也催促道：“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彭德怀还是闷坐在那里打哑谜。
大厅里乱纷纷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话，有的劝说，有的追问，有的激将，有的诱导。由于俄语翻译中方和苏方都只有一个，面对七嘴八舌的局面，根本译不过来。
苏方翻译费德林实在应付不来，站起来说：“请你们稍停一下，让我把你们这会儿各自说的意思向大家介绍一下，否则你们互相都不了解对方说了些什么，怎么继续谈呢？”
苏共中央委员集体为斯大林助威，劝说了一个小时，仍然撬不开彭德怀紧闭的嘴巴。
不得已，斯大林宣布散会，然后把所有的人接到自己的别墅赴宴。餐桌上，彭德怀照吃照喝，神色平静。
餐后，斯大林把彭德怀和中方翻译师哲单独请到客厅的一角，又问道：“你们究竟杀没杀俘虏？杀了几个？”
彭德怀可以就其他问题与苏方侃侃而谈，唯独不理这个话题。
斯大林用亲密的口吻，说：“你就告诉我一个人，咱俩悄悄地说，我绝不告诉别人。”
彭德怀打量客厅的摆设，不搭腔。
斯大林不甘心：“我只要你说一个字：‘是’，还是‘否’？”
别说一个字，半个字都没有。
斯大林非常恼火，但在倔强的彭德怀面前也无计可施，只好自打圆场：“你不要以为我心疼美国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你们在前方、在战场上杀他们几千几万，我才高兴哩！但是，不能杀俘虏。否则消息传到外国去，我们在政治上就输光了。因为这是国际公约所不允许的。”
说完，他拉着彭德怀的手，好像如释重负的样子，有说有笑地走向人群。
其实斯大林也猜到了其中的原因，更加敬佩彭德怀维护中朝团结的用心。
中方代表团回国时，苏共给代表团成员赠送轿车，送给团长周恩来的是“吉斯”，送给副团长陈云、李富春的是“吉姆”，送给其他部长的是“胜利”。彭德怀也得到了一辆“吉姆”。斯大林专门解释说：“为什么也送彭德怀一辆‘吉姆’呢？他虽然不是代表团成员，但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斯大林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心中歉意。
1953年6月20日，在朝鲜停战协定即将签字的前夕，彭德怀再次入朝，准备出席签字仪式。这时，李承晚破坏遣俘协议，并叫嚣要单独再干一场。彭德怀在到达朝鲜的当天，在耐心说服一些急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同志后，立即向毛泽东建议，再给李承晚伪军一次严厉打击，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毛泽东第二天即复电同意。结果，中朝军队在24小时中，又歼灭李承晚军队7.8万人，向南推进18公里，严厉打击了李承晚反停战的气焰，促成了停战协定的迅速签定。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终于在朝鲜板门店签字。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说：“我获得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荣誉：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在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出动了它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近二分之一的海军，但仍然没有达到它既定的目标，并且付出了联合国军伤亡109万，其中美军伤亡39万的巨大代价。
为了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功勋，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授予彭德怀和邓华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勋章。
会后，金日成宴请志愿军司令部首长。金日成酒量惊人，据说从来就没有醉过。邓华也是海量。彭德怀让邓华打冲锋，带头敬酒。朝鲜同志也群起敬酒。宾主你一杯我一杯，觥筹交错。彭德怀、杨得志、李达、李志民等人都喝过量了，邓华也晕晕乎乎，唯有不喝酒的洪学智还清醒。金日成过来敬酒，说他喝三杯，洪学智喝一杯。
洪学智面露难色：“我实在喝不了。”
军人的好胜无处不在，邓华在旁鼓劲：“老洪你舍命赔君子嘛！”
洪学智一仰脖，金日成连灌三杯。
没等洪学智放下杯，彭德怀又说：“和他干，回敬一杯。”
洪学智只好再喝。喝完，醉得话都不会讲了。
金日成三杯下去，也醉了。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居然被一个不会喝酒的人打败了。
8月11日，当彭德怀从朝鲜凯旋回京时，又受到了郭沫若等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作为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得到了应有的崇高荣誉。
但彭德怀很清醒，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并不仅仅是军事统帅的成就，而是中朝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其中包括毛泽东爱子的热血。那志愿军伤亡36万人、军用开销62亿人民币的两个巨大数字，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志愿军总部遭受美军空袭，彭德怀幸运脱险，他抓住洪学智的手，心有余悸地说：“洪大个，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当他听闻毛岸英在突袭中丧生的消息后，面对废墟，反复念叨：“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轰死了呢？他那么年轻，那么聪明。叫我怎么向老毛交待？”
1950年10月，当毛泽东将几十万、上百万大军托付给彭德怀时，这位胸怀宽广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还将自己的爱子毛岸英，托付给了彭德怀，让彭德怀带毛岸英上朝鲜战场。
那是1950年10月7日，因彭德怀即将赴沈阳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特意设家宴为彭德怀送行。江青因事外出，在场的只有毛泽东、彭德怀及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爱情的结晶。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先后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杨开慧为革命牺牲后，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党组织接到上海。后因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三兄弟曾流落街头，毛岸青的脑伤就是在这时因挨打而落下的，而毛岸龙则在这期间，因患病去世。直到1936年，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才重新被地下党组织找到，并辗转送到苏联求学。
彭德怀最早认识毛岸英是在1940年。那时，毛岸英刚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苏联期间。毛岸英由于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并担任过坦克连指导员。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因而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据说，斯大林在接见毛岸英时，还赠送给他一支手枪留作纪念。
毛岸英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特别高兴，多次抽空与儿子长谈。但毛泽东觉得，毛岸英长期在国外生活，对国内的情况不熟悉，有必要让他上上国内的“农业大学”，熟悉熟悉中国的农村。因此，毛岸英回国补上的第一课，就是到陕北吴家枣园，住在农业劳动模范的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后又去延安蹲过机关，参加过土地改革工作。建国后，毛岸英又进了工厂，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
在吃饭的过程中，毛岸英爽快地说：“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
彭德怀当时一愣，说：
“主席，这不是开玩笑吧！”
毛泽东回答得很轻松：“岸英想跟你去打仗，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利哟！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他这个兵吧？”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后方工作，搞好建设就是支持抗美援朝嘛！”彭德怀试着劝说。
“可是，唇亡齿寒，我怎么能在后方安心工作呢？现在，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她噢！”彭德怀又找了一个劝说的借口。
彭德怀所说的“她”，名叫刘思齐，毛岸英的新婚妻子。他们是1949年10月15日，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举行婚礼的。当时，毛泽东亲笔写了几封请帖，请一些革命元老光临，简单地吃了一餐腊肉、腊鱼等湖南地道的家宴。毛泽东送新郎新娘的唯一礼物,就是一件大衣。
毛岸英含糊其词地说：“我刚才已经向她辞行了。”
彭德怀明白了：看来这父子俩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个态吧。可是，万一出了差错……
“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你家里招兵买马呢？”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含蓄地说。
“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着急了。他搬出种种理由：上过苏联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
“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满意地望了望儿子，又笑着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好望着毛岸英说：“那好，我收下你。不过，你要听从我的安排。”
“行，只要上前线，干什么都行。”
“你不是会俄语、英语吗？就留在我的司令部当翻译吧！”彭德怀解释说。
“那么，我这酒——”毛泽东举起酒怀说，“是为你们两个人饯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彭德怀喝下了那杯酒……
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个叫大榆洞的金矿。朝鲜内战爆发后，金矿早已停产无人居住。大榆洞矿址坐落在两座大山之中。除了有不少的矿洞外，矿洞口外山坡上有几处简陋的平房。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最早就设立在这里。
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特别简陋，司令部作战室兼彭德怀的宿舍，就设在一幢较宽大的铁皮顶木板工具棚内。司令部的办公室和宿舍，就设在其他几处工棚里。
毛岸英作为彭德怀当志愿军司令员后的第一个志愿军战士，于1950年10月8日即随彭德怀及其秘书等人，乘飞机到达沈阳。到达沈阳的当天，彭德怀为便于工作，提出要建立一个党的组织。由于毛岸英担任过工厂党委副书记，被大家选举为党小组长。当时彭德怀所率领的十几个人，因尚未与13兵团指挥机关合并为志愿军司令部，所以毛岸英负责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
志愿军抵达朝鲜后，毛岸英被分配在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的办公室，任俄语翻译。没有翻译任务时，就当机要秘书，分管收发电报的工作。
毛泽东喜欢读书的习惯也传给了毛岸英，毛岸英也是带着不少书上的朝鲜战场。在志愿军总部，毛岸英在认真工作之余，还经常学习。在艰苦的朝鲜战场，彭德怀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只是在空闲时爱下几盘象棋，与彭德怀下棋最多的是三个人：副司令员洪学智，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及毛岸英。
彭德怀的棋艺不算很高，但像他指挥千军万马作战一定要打胜仗一样，在棋盘上他也只爱赢不爱输。那么输时怎么办？他的绝招就是悔棋，碰到对手要吃他的“部队”，他就抓住这个子不放，说要重新考虑。
面对彭德怀的悔棋，三位对手的态度各有不同。洪学智只是打哈哈：“哎咳咳，老总又悔棋啦！”一笑了之，并不阻止。成普则不好意思说彭总，顶多只是对老总白一眼。毛岸英就不同了？他也争强好胜，不让彭总悔棋，有时还要到老总手里去取“敌军”的“首级”。
在大榆洞司令部，防空安全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当时，美军有制空权，志愿军总部不仅没有作战飞机掩护，而且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故美军飞机称王称霸，横行无阻。敌机来时，大家就急忙躲到矿洞或山林里，敌机飞走后再出来工作。但彭德怀偏偏不信邪，敌机来了，工作人员催他到山沟隐蔽，他总是不予理会。有一次敌机来后，是大个子洪学智拖着彭德怀跑出办公室的。他们两个前脚出，办公室就被敌机扫射。
此后，志愿军的其他几位首长因为担心彭总的安全问题，曾电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回电指示：“志愿军总部要注意防空，进入隐蔽部，对彭德怀的安全问题，责成志愿军党委负责。”
1950年11月24日的下午，大榆洞上空出现了异常现象。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飞来飞去，盘旋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异常现象立即引起志愿军首长的关注，他们当即研究了几条规定：明晨4时前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进洞。
25日拂晓，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解方参谋长领着司令部的同志，躲在南山的一座大矿洞里；杜平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钻进了山沟的一座地下涵洞；距“彭总作战室”两三百公尺，有一座仅可容纳五六人的小矿洞，这是总部首长的藏身之处。
上午九点多钟，太阳升起老高了。往日这个时候，正是敌机活动猖獗之时。可今日反常，连敌机影子都没出现。
“妈的，飞机怎么还不来？”有人等得不耐烦了。
“今天是星期六，大概飞行员放假了！”有人瞎猜。
在烦躁与轻松，失望与希望混杂的气氛中，人们的思想开始麻痹了。有人去拉屎拉尿，有人在洞口散步聊天。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因前一天晚上工作到很晚，没赶上早饭，现在回宿舍去喝水充饥。随后又立即返回矿洞。
到了10点多种，还未见到敌机，毛岸英和高瑞欣又回到作战室。大约11点钟左右，凄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正在值班的成普、参谋徐亩元和毛岸英等人冲出作战室，就近隐蔽。
从南方飞来的4架轰炸机飓风似的掠过志愿军总部上空后，向北飞去。人们凭常识估计：敌机大概又是去轰炸鸭绿江大桥了。于是，毛岸英等人又回到作战室。
可是，狡猾的敌机耍了一个花招。过了一会，敌机悄然转折回头，其中的一架敌机俯冲着飞临作战室上空，扔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
就在这些汽油弹爆炸的瞬间，成普和徐亩元冲了出来，毛岸英和高瑞欣没有冲出来。
作战室是一座木板房子，随着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木屋变成了一片火海，火势中心的温度高达800摄氏度，已无法抢救。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木屋跑去，木屋消失了，剩下一堆灰烬，余温很高，站在好远的地方，热浪依然灼人。警卫排的战士们在灰烬中扒出毛岸英和高瑞欣的遗体，他们只剩下了骨头架子。
国际主义战士、毛泽东的好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年仅28岁。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伤心地责备自己：主席将儿子交给我，我没有照管好，怎么向主席交代哟！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彭德怀决定如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周恩来收到电报后，鉴于毛泽东当时身体欠佳，未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先把电报压下来，后让叶子龙送给主席并附一信。直到1951年1月2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
不用说，毛岸英的牺牲，毛泽东是痛苦的。毛泽东的一家，为革命所做的牺牲太大了。在毛岸英之前，先后有五位直系亲属为革命而牺牲。他们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于1930年牺牲；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一个是1943年牺牲，一个是1935年牺牲；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于1929年牺牲；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之子毛楚雄，1946年牺牲。现在又是儿子毛岸英牺牲，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慈父，毛泽东能不伤心吗？
毛岸英牺牲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没有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以便让她安心学习，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后来，当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周恩来才将毛岸英已牺牲的消息当着毛泽东的面转告刘思齐。当周恩来安慰泪流满面的刘思齐时，他的手碰到了毛泽东冰凉的手，心里一惊，急忙对刘思齐耳语：“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刘思齐又赶紧去安慰爸爸。
尽管毛泽东有丧子的巨痛，但在如何对待毛岸英牺牲的问题上，却显示出一个大政治家的广阔胸怀，让彭德怀感动不己。那是在1952年2月，彭德怀千里回京，向毛泽东面陈军情，十分内疚与不安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将毛岸英交给我，我对不起你，志司领导对防空注意不够，致使毛岸英等人牺牲，我有责任。”
当彭德怀谈到毛岸英牺牲的问题时，毛泽东在屋内来回踱了好几步，回过头来对彭德怀平静地说：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志愿军战士死了成千上万，不要因为岸英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不了的事。今后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
本来，彭德怀是想安慰毛泽东几句的，现在却是毛主席在安慰他。他的心里滚起一股热浪，打心底里佩服毛泽东。同时，他又更加感到对不起毛泽东，心房犹如一把巨钳夹住，灼痛、滴血。这是他在朝鲜战场的一个遗憾。
毛岸英的遗体，最初临时安葬在大榆洞志愿军总部驻地的山头上。刘思齐曾请示毛泽东，将毛岸英的遗体迁回国内。毛泽东却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万个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毛泽东既是一个慈父，更是一个罕见的强者，处理任何问题，总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
在如何处理毛岸英遗体的问题，彭德怀作为志愿军最高领导人，在处理原则上也是与毛泽东不约而同的。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总部于1954年12月曾给军委总干部发过一份请示电报，军委总干部复电，要求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北京安葬。复电送彭德怀审批，彭德怀认为不妥，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提出毛岸英的遗体还是以葬在朝鲜为宜，周总理阅后表示同意。后来，毛岸英的遗体就迁到了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墓前立有一块上书“毛岸英同志之墓”的墓碑。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处理十分赞同，说：“这很好，做得好。”
至于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毛泽东与彭德怀关系的影响，过去民间曾有一些不正确的传闻。似乎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被批判，就是因为没有保护好毛岸英。这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臆测。事实上，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不仅没有说彭德怀在毛岸英牺牲问题上的不是，而且在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就让彭德怀留京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54年又提名彭德怀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