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乡，填诗词，会晤贺子珍，毛泽东带着一份轻松和惬意登上庐山。他列出十九个问题供与会的中央委员思考，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以来的形势。他开会的初衷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认为“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平心静气的讨论，悠然自得的串门，兴会无穷的唱和，神仙会开得不痛不痒。
庐山会议起缘于纠正大跃进的偏差，大跃进的偏差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迅速的思想有关。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毛泽东先后与邓子恢、陈云、周恩来产生过深刻的分歧。
毛泽东是浪漫气息很重的政治家。这种浪漫气息体现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发动群众运动的方法，通过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打几场经济上的大战役，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曾风趣地对人说：“跃进”这个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科学家。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除了陈云没讲话表示态度外，党的高层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彭德怀等都举手赞成。全党都热切地盼望着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之后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在这种气氛下，中央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多、快、好、省”四个字之中，毛泽东强调快是中心环节，因此，速度成为总路线的灵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不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很快带来一系列问题。以钢为纲带来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衡，许多城市的粮、棉、油、食品供应紧张，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部分农村出现了饿饭和逃荒现象，甚至有些地区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
作为一个善于驾驭大局的领袖，毛泽东很快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出了乱子，从1958年11月起开始纠正察觉到的一些“左”的错误。经过半年多纠“左”，党内一般人都已认为，许多问题在解决中，形势已开始好转，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
1959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于7月2日至15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并对今后的工作作出全面安排。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中央副主席林彪、总书记邓小平因健康原因向大会请假。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等因工作需要留守北京。陈云上庐山后又因健康原因下了山。
7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一个讲话，揭开了会议的序幕。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了19个问题，让会议代表充分讨论，统一思想。这19个问题是：(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4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问题(即定产、定购、定销)；(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
在上述19个问题中，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以来的形势。对此，毛泽东专门作了说明。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本问题是：(1)综合平衡；(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
从毛泽东提出的这19个问题和所作说明来看，他的指导思想是继续推动大家反思和纠正“左”的错误。他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说得更明确：“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但是，毛泽东在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并不认为有多大了不起，更无服输之意。他只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大前提下，承认存在一些工作方法问题和具体问题。他希望会议在这个大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改正缺点，统一思想，以便更好地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
从7月3日开始，参加会议的代表被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六个组，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虽然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对问题估计重些，有的对成绩评计高些，但都比较心平气和，没有大的对立和冲突。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前不久的二届人大会上刚刚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在中南小组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他的发言比较注意分寸和方式，既说出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又让人比较好接受。对他的发言，毛泽东后来没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庐山会议上有过多次发言，比较集中地谈到了对公共食堂的看法。他认为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农村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不符合农民的意愿，主张“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对朱德的这句否定公共食堂优越性的话，毛泽东虽然不十分顺耳，但也没有往心里去。
庐山会议初期，会议主要是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召开的。在小组讨论中，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按毛泽东为会议定的基调，分析和总结“大跃进”中的问题，没有出现多大不和谐的声音。
会议期间，毛泽东触动了一个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渴望见到闲居南昌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由于在长征中身上十七处“挂花”，贺子珍于1938年离开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并在苏联历经磨难，于1947年才回到国内。回国后，考虑到毛泽东已与江青结合的既成事实，组织上没让贺子珍回到北京与毛泽东团聚，而是先后让她在东北和上海、南昌生活。
毛泽东委托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经办此事，并嘱方志纯不要声张出去。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原是毛泽东大弟毛泽民的妻子，在毛泽民牺牲后改嫁了方志纯。有了这层关系，由方志纯经办此事便合情合理。
在方志纯夫人朱旦华的陪同下，贺子珍于7月8日晚抵达庐山，被安排住在一幢住处较偏静的小别墅里，并有一名护士和一名女伴陪伴。
7月12日晚，按照毛泽东安排的时间，朱旦华陪同贺子珍到美庐与毛泽东相见。这时的贺子珍，虽然年仅50岁，但由于长期遭受弹伤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头发已大把大把地枯黄了，烟抽得很凶，面容显得憔悴，反应也不像当年快了。见了毛泽东，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过于悲怆，好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流泪。毛泽东给贺子珍递上一杯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后，两人互相询问了分别后的生活和身体情况，谈到了女儿娇娇的婚事。两人说了不到一个小时，毛泽东让朱旦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毛泽东感到失望：“看来不行了，她的脑子坏了，许多话答非所问。”
按照庐山会议召开的缘由和会议议程，按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及初期的表现及轻松心情，按照毛泽东与贺子珍见面叙旧的佳话，按照庐山会议初期大家的咏诗游山，似乎庐山会议就像神仙会，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澜了。
刚刚出访东欧回国的彭德怀原本不想上庐山，张闻天劝道：“去吧，听听也好。”但不平则鸣、有话直说的老帅，在会上作了7次发言。在发言中，他严厉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甚至直言不讳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说：“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与学者型的张闻天，不论是在个性、经历、志趣上都有很大差异。历史上也没什么更深的渊源，私交似乎也谈不上。但两人在1959年这一年，似乎被一种神秘的磁力吸引在一起，走入了相同的政治轨道，以致后来在庐山会议挨批时被毛泽东戏称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
1959年6月，张闻天接到中央通知：7月初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否参加，自由决定。这份通知耐人寻味，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属理所当然，但通知却说“是否参加，自由决定”。言之意外，张闻天只要搞好外交工作就行了，经济工作就不一定插手了。
实际上，张闻天对经济规律的研究造诣极深。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时期，他都花费精力从事过经济工作。特别是东北解放时期，经济工作成了他的工作的重点，他在党内率先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成。遗憾的是，建国后他没能从事自己喜爱的经济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外交战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是唯一的担任副部长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的经济建设，1958－1959年，他先后考察了华东、华南部分地区的“大跃进”情况，并向毛泽东写过专题报告。
张闻天翻了一下工作日程表：6月19日起是外交部务虚会，会期一周，6月下旬结束，这同7月初的庐山会议没有冲突。于是，他决定去听听会，也想从自己的角度谈谈意见，供中央参考。再说，从参加革命以来，匡庐美景还从来没有观赏过，通过这次会议的闲暇之余，到庐山各处逛逛，也算是调节一下全身疲劳的筋骨吧！
6月21日，张闻天顺便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家里聊天，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张闻天问：“去不去庐山。”
“我这一家伙跑了东欧7国和蒙古，刚回来，太疲劳，不想去了。”彭德怀有些不太情愿。因为“大跃进”问题，他在这年4月上海会议上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
张闻天劝他道：“中央开会，还是去好。能多少听一听也好。”
彭德怀仍在犹豫。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繁忙持久的外事活动，使彭德怀感到有些疲劳，他想休息调整一下。另外，他正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快点着手准备，并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来的文件和材料。
在6月底接到到庐山开会通知后，彭德怀想让他的主要助手黄克诚去庐山，自己留下在京值班，因为黄克诚除了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外，还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地方工作也比较了解。
黄克诚不同意，他认为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又亲自打电话要彭德怀参加庐山会议，还是他去更合适。
推脱不掉，彭德怀带着军事参谋王承光和警卫参谋景希珍前往庐山。他没有打算作长篇发言，因此没有带办公室主任和文字秘书。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彭老总有个习惯，如果决定写文字材料，通常是由他口述要点，然后由办公室主任牵头，组织几个文字秘书写出草稿，经集体修改后再送彭老总修改定稿。
6月30日，彭德怀、张闻天、贺龙、康生乘坐同一列火车离京。7月1日下午，火车到达江城武汉，当即改乘“江新”号轮顺流东下，翌日晨抵九江，上岸后驱车直奔庐山。
抵达庐山后，彭德怀与张闻天比邻而居，分别下榻于东谷河东路176号和177号。这是牯岭被称之为云中宾馆的一组别墅。放眼望去，只见一栋栋独立的小别墅共有30多座，它们依傍在苍色山岩脚下，风格古朴典雅。墙是石头砌成的，绿茸茸的青苔贴在上面，斑斑点点。石阶已破碎龟裂。周围古木参天，太阳光只能射来一条条微弱的光线。晚上，当月亮挂在小别墅上空的时候，牯岭异常静谧，清溪在月光下流泻着白银般的光辉，这里充满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情画意。
彭德怀初上庐山几天，心情也很轻松。本来，他不大喜欢游山玩水，但在两个参谋的动员下，游览了仙人洞，又去含鄱口看了日出，傍晚时分还趁散步的机会，看了庐山上一些名胜古迹。在住地，他不时同保卫干部和服务员聊天，向他们询问家乡的生产、家庭生活以及他们个人婚恋等，笑声阵阵。下午和晚上，他不喜欢跳舞，经常要景希珍同他下几盘棋。吃饭时有说有笑，胃口很好，吃饭速度也快，有几次汤、菜刚刚上齐，他就吃完起身走了。
彭德怀因长期征战在西北，当过西北局第一书记，故会议编组时，将他编在西北小组。会议初期，他每天都去参加小组会，并踊跃发言。据后来统计，从7月3日到7月10日，彭德怀共在西北小组作了7次发言或重要插话。
彭德怀作为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在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庐山会议上，本可以少说为佳，或者说些套话。但生性耿直的彭德怀，偏偏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他的直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写道：“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直截了当也许适合于军人，但不一定适合于政治家。
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直接点了毛泽东的名，让一些参加西北小组讨论的高级干部瞠目结舌：“毛主席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过这件事，我看是谈过，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第二次发言，又提到毛泽东对大跃进问题应承担责任。他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
彭德怀在发言时，用过一些比较粗俗的言词。比如，他在批评爱浮夸的人不愿痛痛快快改正缺点时就曾说：“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脱。江西还在讲去年增产67％。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这类话，引起当事人的极大不快。
有些高屋建瓴、从大处着眼的话，只适合毛泽东本人来讲，但彭德怀却径直道了出来：“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一讲话，甚至算账派、观潮派、怀疑派等的帽子都来了，对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修别墅的事，是不宜在会议上公开提出的，但彭德怀却偏偏要提：“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为什么搞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对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一直是比较敏感的，甚至在1958年以后，毛泽东提出需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彭德怀的发言，却尖锐地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他还说：“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这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对于毛泽东欣赏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彭德怀提出质疑：“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关于毛泽东在建国后不够谨慎的问题，彭德怀也间接提到了：“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主席反映的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以上是彭德怀在西北小组所作的七次发言或插话中比较关键的部分。他的这些直率的语言，反映出大跃进中存在的一些思想作风上的问题，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问题。他的一些尖锐的话，有人赞同，有人为他捏一把汗，也有人冷眼旁观，更有少数“大跃进”的坚定拥护者不以为然，摆出一副走着瞧、好戏在后头的姿态。
西北小组负责简报的同志，出于好心和并非多余的顾虑，在编发简报的时候，去掉了其中一些过于尖锐的话。直到后来揭批彭德怀，中央又组织一些人对他的小组发言作补充整理，重新完整印发出来。其中有些话，后来成了彭德怀的“错误”和向党“进攻”的证据。
彭德怀在讲这些话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风波。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钢，地方和国家补贴近50亿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多。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那么高。”毛泽东马上强调：“不会那么高。”彭德怀只好接着说：“那就矮一点吧。”这种对话方式也只能出现在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如果就此打住，事态也不会升级。毛泽东7月10日晚上在小组组长会议上的讲话，似乎表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作这次讲话时，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一些带“刺”的内容，间接地传到毛泽东那里，但毛泽东发言时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并没有批评彭德怀的什么不是，反而提到彭德怀与他意见相近的看法。
毛泽东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党内也有人议论纷纷。“得不偿失”可举几十、几百、上千件，无非是头发夹子、菜、肉、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不能说1958年只有多快而无好省，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体分析。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毛泽东的这次讲活，批评了党内外的右倾思想情绪，显然是认为在纠“左”中存在着右的问题。但他的主导思想，仍然主要还是集中在纠“左”上。就在这次讲话前后，毛泽东指定了一个由胡乔木任组长的起草文件的小组，负责把各组对19个问题的讨论意见加以集中、整理，写出具有《会议纪要》性质的材料，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7月14日，这个材料印发各组，名叫《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这个《议定记录》既肯定了成绩，也讲了缺点，虽然不够彻底，但基本精神还是纠“左”的。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再用几天时间把《议定记录》修改好，通过一下，印发下去，庐山会议就可以很快结束了。7月11日，会议秘书处已电话通知，会议最近几天就要结束了，需了解各位领导会后去向，以便统一安排交通工具。许多人看到这种情况，便不再在会上谈什么缺点、问题了，总结教训的空气也淡薄了。
轻松的气氛，不关痛痒的发言与极其严重的“左”倾错误与令人担忧形成鲜明对比。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深夜来访，说毛泽东现在是愿意听别人谈缺点的，希望彭德怀去找毛泽东谈谈。彭德怀来到美庐，护士说主席睡了，他决定以纸代笔，书面表达自己的思想。黄克诚后来责备道：“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写得不怎么样，有刺。有意见当面提嘛，写信干什么？”
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过于轻松的会议气氛，令彭德怀深感忧虑。他感到在目前这种气氛中，难以真正总结经验教训。
与彭德怀具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张闻天。张闻天和彭德怀在山上比邻而居。牯岭北，沿一条山涧而下，称为东谷，是有名的别墅区。参加庐山会议的人，都住在这里。张闻天住河东路177号，彭德怀住河东路176号。两栋小别墅都是长方花岗岩砌墙，红漆铁皮盖顶。出177号矮院墙，向上走二三十步，就是176号的院子了。院子里长着庐山特有的柳杉，挺拔而妩媚，还有松、柏、梨、榆，错杂其间。林子疏密有致，站在室外，并不妨碍两座房子主人招手呼应。茶余饭后，两人碰到一起，自然会聊上几句。
“你们那里讨论得怎么样？”每次聊天，张闻天总免不了要问问会议的情况。
“唉，还不是遮遮掩掩不痛快。”彭德怀浓眉紧锁，阴着脸：“我在会上讲了，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嘛。江西还在讲去年增产百分之67%。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彭德怀作为工农干部或称农民将领的代表，讲不了那么深奥的理论，基本是有啥说啥，多是对具体事情发出批评。但由于他与毛泽东历史上有些疙瘩尚未解开，话讲重了怕加深误会，不利于毛泽东接受，所以在会上发言还算比较客气。
张闻天与彭德怀不同。他是“洋博士”，熟悉理论，看问题要比彭德怀尖锐、深刻得多。但多次经历严酷的政治风浪，使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何况，毛泽东也一直是将他划入另册的。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曾清楚地回忆道：毛泽东指着张闻天对我们说：“此人曾想要我的命。”张闻天显得十分尴尬，无言以对，唯有苦笑。毛泽东又指着周恩来说：“此人也曾反对我。”周恩来坦然说：“历史上我反对过主席，反对错了，所以才坚定地站到了主席这一边。”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难免三缄其口，在小组会上极少发言，他只是结合外交工作说：“大跃进也给外事部门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动，尤其是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有的兄弟国家还跟我们学跃进，搞得也很被动。”
现在听了彭德怀的话，张闻天略为忧虑地说：“我们那边会议压力大。柯庆施护得厉害，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我们西北小组情况还好。”彭德怀说。
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甚少，并不等于他没有意见。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最为妥当，感觉到讲话多一句少一句容易出毛病，还是写成文字好推敲。
7月10日左右，张闻天决定用给毛泽东写信的方式，陈述自己的观点。他交给萧扬一个简单的提纲，又同他谈了谈要写些什么。内容大体上就是后来他在小组会发言中讲的那些，包括对缺点的估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结合，经济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作风等等。张闻天要萧扬写得具体些，才能使问题形象化，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遵照张闻天的意见，萧扬起草了一个稿子，张闻天觉得太空洞，可能觉得没有修改的基础，就把它搁下了。后来在下庐山前夕，张闻天把它撕毁了。
眼见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感到非常不安和忧虑。他认为，开了这么多天会，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并没有讲透，问题也未很好解决。
经过反复思考，彭德怀决定把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系统地告诉毛泽东。他后来写道：
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不迎头赶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
这就是彭德怀不久后给毛主席写信的初衷。
本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当面或写信反映不同意见，应该是正常的一般事情，没什么特别了不起。但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一连串胜利面前，确实有些骄傲了，不大容易听进去不同意见。当时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也不能很好地展开平等讨论。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在毛泽东面前，便感到不大好提意见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就曾说过：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讲点话的人，但现在不大好讲了。所以，彭德怀在打算给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时，也有一些顾忌，担心由于自己的直率性格和生硬言词，容易“顶撞”，弄不好引起误会。
当彭德怀还有几分犹豫不决时，周小舟帮助彭德怀打掉了这层顾虑。
周小舟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在新中国建立前，曾任过毛泽东的秘书。他的“小舟”之名，就是毛泽东给取的。他既有才气，又有个性，不是那种随声附和的人。庐山会议前，出生于湖南湘潭的周小舟就与彭德怀有一定的交往。彭德怀1958年底回家乡考察，就是由他陪同的。彭德怀对大跃进中一些真实情况包括韶山的了解，也得助于周小舟的客观介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对形势分析的著名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就是受周小舟的启发而概括出来的。
7月12日上午，周小舟来到彭德怀的住所，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与7月11日晚上毛泽东召见他及周惠、李锐三人谈话大有关系。
当时，周惠是湖南省委副书记，原是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当时是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这三位秀才，对大跃进的认识比较一致，都认为大跃进造成的危害较大而不是很小。毛泽东召见他们三人时，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气氛很融洽，毛泽东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也有些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别人便会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罢与三位秀才一齐大笑起来。
当周小舟尖锐地提出刮共产风是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时，毛泽东并没表示不快，继续谈笑风生。这些谈话，给了周小舟很大鼓舞，他认为毛泽东现在是愿意听别人谈缺点的，希望彭德怀去找毛泽东谈谈。彭德怀怕谈不好，周小舟认为将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稍加整理充实就行了。
7月13日上午，彭德怀踩着晨露向美庐走去，经过一夜的反复思考，彭德怀决心找毛泽东面谈一次。事有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昨晚一夜未睡，刚刚躺下。原来前一天晚上，毛泽东送走贺子珍后，情绪本来就不平静，再加上当天深夜江青闻知毛贺见面，从杭州打来电话，胡搅蛮缠，使毛泽东12日晚彻夜未眠。
这个偶然性的事件，对彭德怀后来的悲剧性命运大有影响。事后许多人好心地假设，要是当天两人能谈一谈，也许两人的冲突便不至于此了。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假设，事物的偶然性也能在一定条件下反映事物的必然性。
同毛泽东当面谈话未成，彭德怀返回住地176号，仍去参加小组会。这时，彭德怀眼看会议就要结束，便想尽快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当天中午吃完饭后，彭德怀叫来王承光，随手拿起桌上已写好的几页提纲对王承光说：过两天就要散会了，好多问题都没有怎么讨论，那么多严重问题，由于会议存在“护短”的现象，硬是没有多少人讲，会议开得平平淡淡，实在没味道，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反映情况，请你帮帮忙。王承光怕一个人写不好，提出是否从北京召来一个秘书一起写。彭德怀不假思索地说：“不用了，我来说，你来记，抓紧时间整理出来。”
为写这封信，彭德怀放弃了午休，与王承光两人赶紧加班写。写的过程中，由彭德怀系统口授内容，王承光记录整理，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加以修改，交王承光誉清。经过几次反复，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于7月14日下午写好抄正后，于当天下午5点多钟送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这就是触发了党内空前政治风暴的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要过程。后来彭德怀受到批判时，为了保护身边工作人员，一直坚持说信是自己花一夜的工夫写成的。
彭德怀的信有近4000宇，分作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叫做“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第二部分叫做“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今天来看这封信时，读者可能会发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彭德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当时经济建设中的严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他只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概括地提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而且所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本来也是大家在会上谈到和毛泽东所讲过的。但彭德怀在谈问题时，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大大超出了毛泽东认可的程度。在毛泽东看来，有否定大跃进之嫌。同时，彭德怀在写这封信时，十分仓促，没有经过仔细斟酌，故一些词句和意思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不够严密，少数话比较敏感，容易引起误解。
彭信写道：1958年的基本建设过急过多了一些，由于对此体会不深，认识过迟，“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
这似乎是在说1959年继续大跃进是错误的。
彭信认为：“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他对于消极后果的估计，大大超出了毛泽东所认识和愿意承认的程度。
彭信说：“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这种批评，显然是说我们党包括毛泽东不大会搞经济。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当时是不服气的。直到两年后，大跃进完全搞不下去时，毛泽东才自我承认不大懂经济，对工业、商业不太懂，只懂一点农业。
彭信还对“政治挂帅”提出了批评：“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代替一切……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
这种批评，不仅直率地否定当时“政治挂帅”的口号，而且似有针对提出这一口号的毛泽东的意思。
彭信提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的错误。”他认为1958年下半年，注意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因此“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左比右难纠正”的提法，在当时提出这类问题，确是十分刺耳。
此外，彭德怀信中还有其他一些话受到批评。如信中在说全民炼钢带来了一些损失时，由于抄写的错误，说成“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这句话，将”失”字放在前面；信中还说，“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措词上也是不够严谨。
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后，彭德怀如释重负，脸上又有了一丝笑容。他估计，主席看了他的信，也许会找他去谈一谈，商量解决办法；也可能会把信拿到常委会上议一议，听听其他常委的意见，然后再吸取一些观点，加大纠“左”的力度。他唯独没想到，会招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一石激起冲天浪。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标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发给中央委员会讨论。大多数人都看出凶多吉少，黄克诚、李锐、周小舟等一批湖南籍的犟骡子却打抱不平，站出来声援彭德怀，他们的共同心声是“共产党人要说实话”。张闻天推波助澜，把批“左”提高到更深刻的理论层次。柯庆施对毛泽东惊呼：“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没有立即作出评论，也没有给彭德怀回音。但有一点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就是中央办公厅于7月15日通知，会议延长。
7月16日，毛泽东把在庐山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人召来，把彭德怀的信摆到了大家的面前，但信的首页上已被毛泽东加上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注明：“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对几位常委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如何评论彭德怀的信呢？毛泽东没有解释。三位常委虽觉得彭德怀的信可能有什么差错，但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一直到7月20日前后，当李锐有意乘跳舞的机会询问周恩来怎么看彭德怀的信时，周恩来还说：“那没什么吧。”意思是指一种正常的情况，最多就像前两年批周恩来反“冒进”一样。因此，当毛泽东提出评论彭德怀的信时，几位常委表示了同意。
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还决定，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立即上山来参加讨论。他还特地点将：“如果林彪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
7月17日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给到会人员。从这天开始，各小组开始讨论《庐山会议的议定记录》和彭德怀的信。六个小组被打乱重新编排，以便各地区互相交换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的发言由研究《议定记录》转向集中讨论彭德怀的信。
毛泽东的这一做法，让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后曾在一本笔记本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不打招呼就印发给大家呢？
在讨论彭德怀信的初期，会议开得比较和缓。大家根据各自的认识谈了看法，还比较实事求是。对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多数人基本上同意，但也认为一些提法不够确切，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对于彭德怀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精神，许多入给予了肯定。
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少数人持完全否定的意见，认为彭德怀的信有刺，对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一搞运动就来劲的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主席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
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看法，而是采取一旁静观的态度。7月17日下午5点至晚上10点，毛泽东找他从前和现在的5个秘书去谈话。
这5个秘书是：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他们又被称为五大秀才，都认为大跃进中的问题比较重，比较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而且除了胡乔木外，他们后来都与彭德怀事件有牵连，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毛泽东与5个秀才谈话时，气氛融洽，语气平和，没有批评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毛泽东还请这几个秀才一起吃饭，喝茅台，还敬了酒。席间，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这五个秀才是右派朋友吗？李锐大惑不解。
秀才们有意提到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顺便提到1937年的洛川会议，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分区不同意他的游击战方针。也许这是毛泽东对秀才的“暗示”，提醒这几个“右派朋友”不要倒向有历史问题的彭德怀一边去。
7月17日这天，黄克诚匆匆赶到庐山。黄克诚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没必要专门中途邀他参加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为什么特意要黄克诚上山呢？黄克诚后来有个解释：如果彭德怀有一个反党集团，他的工作上的主要助手黄克诚怎么会不是其中的一员呢？
黄克诚上山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被安排住在彭德怀的那幢176号别墅。也怪，彭德怀住的别墅，刚好在客厅两侧各有一套住房。彭德怀住了一套，另一套空着。
黄克诚大将是一个很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来不盲从。因为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多次历经磨难，一次在党内斗争中险些被杀，幸亏他的上司彭德怀相救。后来周恩来曾说：黄克诚早上了山，彭德怀写信之事就可能不会发生。
黄克诚上山后，就感到阵势不对，彭德怀的信捅了娄子。所以当彭德怀问他对信的看法时，他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写得不怎么样，有刺。有意见当面提嘛，写信干什么？”
7月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所作的发言，没有直接评价彭德怀的信，但对形势的总体看法与彭德怀的信是一致的，实际上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会议初期的情况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不少人赞成彭信，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记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令毛泽东感到吃惊的是，一向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居然在会上发表了充满批判精神的长篇发言。
彭德怀的信深深地触动了张闻天。他早就有相似的看法，甚至许多方面思考得比彭德怀还要深。在彭信印发后两三天，张闻天即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系统地谈谈自己的看法。这回他自己亲自动手，写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了五六张，还用红笔作了好几种醒目的记号。
在准备提纲的过程中，田家英给张闻天来了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轻易发言，如果实在要发言的话，“大炼钢铁”的问题就别讲了，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张闻天上山后同田家英、吴冷西、胡乔木等“秀才们”时有接触，观点也是相近的。他们知道张闻天要发言。田家英感到风暴将至，怕他在这险要时刻出事。
张闻天接完电话后同秘书萧扬略谈了一下田家英的意见，说：“不去管它！发个言就会犯王法？”萧扬也向张闻天表示了担心：“从会议的气氛来看，作这样的发言是不合潮流的，后果怕很难说。”对此，张闻天全然不顾。
7月21日早晨，就是张闻天即将发言的那天早晨。胡乔木听到风声，预感到会有一场大风暴来临，特别打电话来关照张闻天，劝他少讲一些，尤其是不要讲缺点，不要涉及全民炼钢与得不偿失问题。但这个发言对张闻天来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物不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在，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张闻天义无反顾，决心冒险犯难。他站起身来坦然对萧扬说：“我准备的就是这样了。”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毅然步入重新分组后的第二小组（通称华东组）会场，神态仍像往常一样安详。虽然会上已有华东局的两位同志担任记录，但是，他仍要萧扬跟着去做记录，以便会后能迅速地将他的发言整理成文。
下午的会只有张闻天一人发言，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张闻天的话被多次打断。有些人包括组长柯庆施在内，抢着插话，表示不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只是重复自己的观点，或者就像不曾被打断那样，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言。
萧扬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禁为张闻天捏了一把汗。
张闻天的这个发言虽然首先“也赞成”“大跃进”的成绩，但不可否认，通篇讲的却是缺点。他在讲缺点之前首先申明：
（缺点）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指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那些缺点，这并不是张闻天的独到见解。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也没有什么分歧。会上发给大家讨论的《议定记录》概括为比例失调、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风三条，大家都没有多少异议。分歧在于对缺点的后果、缺点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张闻天说：
讲缺点，就要研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
张闻天高人一筹之处在于：针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对缺点的严重程度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从理论上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上述缺点逐条进行了犀利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促人警觉，发人深省。
比如，“全民炼钢”，这是“大跃进”的标志，否定了它，也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大跃进”。“全民炼钢”的问题，这在当时最犯忌讳，与会者大多对此蜻蜓点水，讳莫如深。彭德怀在信中讲了“全民炼钢”是“有失有得”，失在前而得在后，已经引起非难。张闻天却不顾这些，顶风而上：
虽然张闻天认为“全民炼钢”出现的问题只是“局部性质的问题”，但从他的发言看，他认为“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而且得失关系也可以研究的论述，几乎是全面否定了“全民大炼钢铁”。这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的心理预期，是后来受到诟病的关键之一。
张闻天并没有就此止住，他进一步分析了缺点产生的原因，这是整篇发言最精采、最见功底的部分。人们一般都指出，“大跃进”中所犯的这些错误，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并将其推向“客观”。但张闻天深刻地指出：“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可以说，这是张闻天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过人之处。他这样说道：
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这一既深刻又精采的论述，击中了“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要害。他强调，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指出：“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否认普遍规律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张闻天还从关系执政党成败、存亡的一个根本问题——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上来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发言针对性极强，明快而尖锐，观点鲜明。他说：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记录》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话说“……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上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赞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是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张闻天这一番话，有婉曲的弦外之音，有坦诚的直言讽谏，显然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听。为了党和人民利益，他顾不得个人的毁誉得失，希望阻遏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个人崇拜。
最后，张闻天提到了彭德怀那封信。他同样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张闻天的发言注定不会受毛泽东的欢迎，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
全文八千字，讲成绩的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很大损失”或“损失”，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太高”，“太急”，“太快”，“太多”……就连“促退派”也不赞成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张闻天也给予了尽量的肯定与支持……”
张闻天的修养和头脑使他的发言远比彭德怀的信来得深刻，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据说，毛泽东看这份《发言》时，一连吃掉了两杯龙井茶的茶叶。
在张闻天发言的次日，柯庆施对毛泽东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的，对着毛主席的。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则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么，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以来，还一直没有开过全体会议。7月23日早晨，所有与会者突然得到通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会讲些什么呢？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