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们的见面通常没多少话好说。问完现在的情况，说完小时候的事情，就会长久地陷入沉默。我看着他们笑笑，他们看着我，也笑笑。
我们都和小时候不一样了。
那一年，我的离开，没有引起家人任何的惊讶。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离去。
"又要走？"
"回"北京？什么时候，我到北京去，要用到"回"这个字眼了？
2003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北京，和无数北京人一起，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那个春天，我仍然没有看到希望。有"穴头"组织人去十里河那边演一个武行，我就去了。早上还麻麻亮的时候，我赶到了集合地点，一辆中巴面包车在那儿停着等人。我上了车，把包一甩，准备再睡一会，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颜通"，我捶了一下他。颜通迷迷糊糊地抬起头，看见是我，就兴奋起来。我悄悄对他说："我刚拍了一部戏，是主演。"他在那里说我吹牛，我就给他讲这半年中的经历。他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候看起来信心十足。颜通那会还在地下室住，两个人一商量，我后来就搬过去跟他一块住。
但在戏里，我们俩差点真"打"起来。那是拍《孝庄秘史》，他拿着刀一下子打到我身上了。我当时很生气，就吼起来了："你会不会打？往哪里打！"两个人拿着刀噼噼啪啪一顿乱打。后来，我们都觉得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非典"过后，生活依旧进行，我照样演我的武行和替身。这期间，李杨导演也带我见过一些行内的"大腕"，暂时还没有"大腕"看上我。大家都想不出来，这么一个土气、傻乎乎，普通话都讲不好，长相扔民工堆儿里拣不出来的人，有什么发展前途。
一时间，我有点灰心，但是哥哥劝慰我说，有第一个角色，就会有第二个角色。机会总是会来。
"是啊，等它来的时候，我就要长白胡子了。"我沮丧地说。
我暗暗给自己定了一个期限：如果三十岁还没混出来，我就回家种地去。
然而，哥哥又说对了。
用一碗刀削面庆祝，一个民工的"金马奖"之旅。
颜通后来说，那天我突然没头没脑地发了一短信给他，说：我马上就到。他那时候正在学电脑，心里想，"你马上就到，搞什么袭击啊。"后来，我把李杨导演的短信给他看，那是李杨导演从法国发来的，说我得了影帝奖，他恭喜我。完全是个意外的惊喜。
我都记不起后来是怎么庆祝的了，但是最近颜通把当时的故事一讲，我们都笑翻了。他说，那天我很兴奋地说："咱们出去吃，吃点好的。"他心里想，这下肯定有大餐吃了。
那时候我们住在郊区，饭店不多，我们逛了大半天，最后我把他带到一个又黑又小的饭馆里，问：刀削面有吗？
伙计回答说："有。"
"好，今天就吃刀削面，改善一下生活。多来几瓣大蒜。"
颜通后来说，这就是吃大餐啊。不过，那时候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大餐。在那段居无定所、食无定量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买一大包华龙面，那时候七毛钱一包。买大包的可以便宜，五包三块钱。一天两餐可能顿顿都是方便面，吃刀削面确实是改善生活。
2003年的12月，我拿到了一生中的第一个奖项：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
李杨导演通知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又一次蒙了。
我没想到，这部电影会得到这么大的成功。说实话，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认识到这部电影的前景，我知道这是部优秀的电影，但是我从来没奢望过这会是一部有前景的电影。《盲井》开拍第一天，我穿着一身校服，背着书包在片场走来走去的时候，心里还在嘀咕：这样一部演矿工的电影，会有人看吗？
后来，认识了冯小刚导演以后，他曾对我说过非常了解下岗工人的他，为什么不拍下岗工人的原因--他知道，下岗工人都没钱看电影。
同样，矿工们也没钱看电影。我根本就没敢奢望，我的父母会买票进电影院看这样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