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的学者把孔夫子之不谈鬼神看作是中国人本主义思想的开端，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是中国文明的“理性早启”的象征。梁漱溟在《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劈头就讲“中国古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贯好讲情理”，不信鬼神。“不以宗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端赖孔子而开之”，与世界其他文明大异其趣。当代新儒家巨擘之一的牟宗三先生则认为，“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学问”。“中国人首先重德”，所以不讲鬼神，虽然也讲“帝”、“天”，但发展不出宗教，当然更没有西方的科学，这一切都发端于孔子。所以牟氏主张中国的哲学发端于孔子。牟氏把中国文化的这种倾向当作一个经验的事实接收下来，之所以如此，则只有“历史的必然性”，只能从经验事实上加以说明。[1]
陈来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中，把儒家文化概括为这样一种西周时期开始定型的“比较稳定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体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2]。陈来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试图对孔子及由此开端的儒家文化与上古思想文化的区别、联系和传承给出一个清楚和全面的说明。但他最多只是试图向我们详细说明这一思想转变的事实和过程，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转变尤其是关于殷周之际的转变，陈著更多的是求助于思想本身的力量。他说：“从礼乐文化到诸子思想，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借助文字表达的权力形成了后世有强大范导作用的大传统。”[3]“在文化发展史上的每一阶段，真正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活动。”[4]“周公的贡献实在是在于他的思想，大半周书所反映的周公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周人的天命信仰，使中国文化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价值理性在文化中开始确立根基。”[5]而且周公“极大的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6]。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昭示我们，思想不能从思想本身得到说明。因此，无论是新儒家诸子的把中国文化的这种人文取向简单地当作一个经验事实接收下来，还是陈来教授的思想材料的说明，都不能使我们追求确定性的心灵得到安稳和满足。
我们还是回到“子不语”的话题上来。前文第四条直接表明了孔子对于农业生产的态度。他对农业生产表现出相当鄙视的态度，认为那是小人之事。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就遭到了攻击，有个隐者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配当老师（《论语·微子》）。从隐者的这一批评可以推知，传统型的老师应该教授包括农艺在内的有关知识。尽管孔子的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后世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但孔子的这一鲜明主张在思想史上肯定是找不到根据的。不过后世和当代的学者要么对这一点避而不谈，要么简单地把这一点归结为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局限性。
但是孔子对农业生产的这种态度说成是由于孔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不热爱劳动、懒惰，肯定是极不负责任的。孔子显然极能吃苦，而且吃了太多的苦。他带领众多弟子，一生奔走栖遑，席不暇暖，几次差点有性命之忧，这种苦难又岂是农业生产的“馁”所能同日而语的？笔者认为，夫子之反对学稼，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稼穑历来就只是小人之事，而是因为当时学稼无益于救世。他敏锐地洞察到，当时社会的中心问题不再是稼穑的问题。如果夫子认为稼穑能够救世，他肯定会大声呐喊，要君民上下，努力生产，他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个大农艺家，但他不这么看。比孔子晚些时候的“农家”就是主张“农业救世”的，据《孟子》记载，农家这一派的人也曾周游列国，游说各君王“并耕而食”。主张农家思想的人显然并不是一帮农民，而是一群主张某种农业救世的人，就像近现代那些主张实业救国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实业家一样，但农家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握时代的脉搏。
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门后学或当代学者，都同意孔子和周公思想的继承性。孔子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对周公的悠然神往：“甚矣，吾之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对周公思想的了解是深刻而全面的，但周公一点也没有轻视稼穑的味道：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尚书·无逸》）
周公对于稼穑，一点都不卑视，强调人主也要亲事稼穑，更不用说指导农业生产了。这一点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的金文已有明证，如《令鼎》中说：“王大糟农于淇田。”
西周的天子一开始是亲自“耤田”的，更不用说指导农业生产，这是夏商时代的遗风，但到后来天子“耤田”退化成了一种“藉田礼”《吕氏春秋·孟春》记载了藉田礼的过程：“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之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大夫九推。”《礼记·祭义》上说：“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尽管已经退化成了一个“澜尾”，但不妨碍我们由此推知统治者对稼穑的重视，重视到要亲自参加的程度。
而且，夫子所最推崇的尧、舜、禹三位上古圣王无一不是亲自参加劳动的。尧“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韩非子·五蠹》）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野人者几希。”（《孟子·尽心上》）禹“九杂天下山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庄子·天下篇》），“躬亲为民行劳苦”（《荀子·成相》）。尧舜以上，史无可证，但禹之勤劳稼穑，有《诗》为证：“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大雅·文王有声》）。这一点孔子本人也是很清楚的，孔子说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论语·泰伯》）。
如果说这些文献资料有传说之嫌疑的话，则殷商甲骨文之可信是公认的。甲骨卜辞有大量关于殷商帝王亲自参加和指导农业生产的记载，这里只略举几例：
丙辰卜，争贞，呼于唯受有年。（合集9504正）
庚子卜，贞，王其观耤，惟往十二月。（合集9500）
已亥卜贞，王往观耤延往？（合集9501）
丁酉卜，争贞，今春王勿黍？今春王黍于南。（合集9518）
“耤”是耕田，“观”是视察指导农业生产，“黍”是种黍，由此观之，商王是直接参加和指导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7]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帝王辛勤农事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素来就有的。
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孔夫子这种对待农事的态度确乎是出于意料之外的，既然上古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并且亲事稼穑，那么对孔子的这种态度再用所谓的“阶级局限性”来解释就显得过分苍白无力了。这肯定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二、子不语与农业的稳定性
上文已把“子不语”的内容大致地归结为两点：“子不语怪、力、乱、神”和子不语稼穑。孔子的这两方面主张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其根源何在？这是本文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笔者认为夫子的主张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他的“仁”学思想与他之“敬鬼而远之”以及轻视农业劳动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都是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且只有理解了“子不语”的意义和缘由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思想和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
我们首先从农业开始谈起。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的首要地位甚至到现时代都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农业的这种绝对优先地位使农业生产成为上古先民的首要关怀，这一点我们从后世的传说中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踪迹。
《周易》的成书年代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充分的考证，古《易》的流传极可能相当久远。据传伏羲作八卦，当然不可轻信。然当代学者已经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了筮的数字和筮辞，[8]其流传之早，可足资证。
《易》中的八经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原本分别代表八种物质现象——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这一点《左传》、《国语》和《易传》作者都明确地予以肯定，学术界也已达成共识，可见上古先民的首要关怀首先在自然界。《系辞》的作者在追述八卦的来历时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说明八卦之作乃基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认识，这是反映了历史实事的。他紧接着又说：“包牺作罔罟，”“盖取诸离”；神农作耒耜，“盖取诸益”；为市场，“盖取诸噬嗑”；黄帝尧舜垂衣裳，“盖取诸乾坤”；等等。最明显地还是神农和后稷，他们本来就是大农艺家，不过把以上种种发明归诸某几个具体的人，不一定是信史，但我们所知的上古圣王，无一不是有大功于民并吃苦耐劳的实干家、发明家和专家。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才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这就是透露出关于上古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上古的所谓“圣王”之所以被后世景仰，首先是因为他们对先民社会的突出贡献。他们是有创造力的发明家、实干家、专家。
由此我们可以谨慎的猜测：上古的先民社会乃是一个专家治国的时代。统治者的权威的合理性的根源在于他们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实干家，统治者首先是“公仆”。有了这样一个猜测性的结论，我们再来看上古社会，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夏启以前，中国没有家天下的传统，而是实行后世所谓的“禅让制”，传贤不传子。贤者，专家也。《礼记·礼运篇》说：古者“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那是最典型的专家治“国”的时代，尧、舜、禹是他们各自时代最有名的专家，所以被尊为王。但光靠一个专家毕竟是领导不好人民的生产活动的，所以他们都各有一个专家集团。在古代典籍中有“火师”、“火正”、“羲和”、“四岳”、“农师”、“工正”、“射正”等称谓，一看便知他们都是某方面的专家。
上古的专家政治实在是不得不如此的。当民智未启之时，人们为了获得必需的生存资料，只有团结协作，集体劳动；而集体劳动怎样进行专家之指导、领导。《尧典》一开始，记载尧的最主要政绩就是委派羲和掌管历法，“敬授民时”，指导农业生产。文章的最后，尧询问何人可以代他治理天下，四岳称“否德忝帝位”，即才干不足以当大任，遂共推举舜继位。后儒释“德”为美德，并给舜附上“孝”、“谐”等后世看重的德行，有意或无意地掺进了后世的意识、观念。这一点看一看舜即位以前的生平事迹就清楚了。首先是“使舜慎和五典”，读书学习也；“五典能从，乃编人百宫，百官时序”，学习不错，然后授以官职，当实习生；“尧使舜人山林川泽”，深入实际也；然后“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有政绩嘉声；然后开始“摄行天子之政”，四处巡狩，巡狩者，指导也，二十有八年，而后尧崩，舜乃正式登“天子”之位（参见《史记·五帝本纪》）。舜的成长是个学习、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是在长期和人民共同生产的过程中才“克明俊德”，获得拥戴的。他的身份首先是专家、实干家、带头人。前面提到的大禹也是如此，兹不赘述。尤其是《尚书·无逸》告诉我们，商朝的历代贤王许多都曾“旧劳于外，爰既小人”即他们都曾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在生产劳动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专家的兄弟或儿子显然最容易得到专家的知识，故慢慢地产生出家天下的传统。同时，作为专家，更不用说首席专家，肯定是有不少特权的——这些特权也是领导生产的必要性使然——所以家天下有其必然性。但这种家天下开始是很不稳固的，因为专家权力合理性的来源是他对生产的权威性，是在生活实践中获得和确立的。《尚书·五子之歌》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如果你忽视对生产的指导、领导，你的专家身份就丧失了，这就是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日》）。考察一下桀的被放逐是很地趣味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誓》）“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仲虺之诰》）夏桀何罪之有呢？其实是天不佑他，天降灾异，连年大旱，而他却不能解决生产的基本问题，人们的正常生活无法进行，所以他被放逐了。同时的商汤是一个有名的专家，面对大旱，也只有祈天求雨。《墨子》等诸多古籍都记载了商汤被推举后准备自为牺牲，自焚求雨的故事：
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墨子·兼爱下》）
商汤的运气比夏桀要好很多，天下雨了，他终于领导人民度过灾难岁月，他也因此被后世广为传颂，奉为圣王。而夏桀生不逢时，被后世骂为毒日。“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他之被骂为毒日，是很有历史意味的。由此观之，桀之罪，实天之罪，非人力所能为也。
上古社会的专家治国性质，一直持续到殷周之际。前文曾说过商王都是亲自参加农业生产的，并且对商王国的整个农业生产负有督导的责任，殷商王室的权威合理性主要仍然建立在领导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从《尚书·洪范》中可以得到最直接的证据。武王伐纣代殷后，以小邦之主而入主大国，难题不少，遂虚心地向前朝遗老箕子请教殷商历朝先王的治国方略，箕子于是搬出“洪范九畴”。不需要很仔细的剖析，我们就能发现这是一部完整的专家治国的宝典，虽然其中已经有了道德时代的一些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