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英理论的先驱者帕累托认为：“每个人的天赋是不同的，一个社会只是把那些最有能力的人（往往未必是最廉洁、最高尚的人）称作精英。”他把精英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另一类是在各自领域成就卓著的非统治精英。根据帕累托的理论，贺雪峰等乡村研究学者将村庄精英界定为“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类村民”，（1）并以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来概括乡村精英的类型。（2）
体制精英指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而非体制精英指在村庄中有一定经济、文化、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如宗族头人、经济能人、乡村教师、民间文化人、乡村医生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源于村庄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如源于个人魅力、血缘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经济互利关系等，也可能源于非体制精英村庄外部的个人关系网络，如有官方资源背景、与村外某强势人物的关系密切等。
乡村精英在乡村社区中起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对乡村社会中意见的表达、政策的执行、政策的评估以及各种信息的反馈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乡村社区中的“守门员”角色。乡村治理根本上是一种公共权力的分配和秩序的建构，因而就必须对村庄权力结构这一理解村庄社会政治的基础进行分析。所谓村庄权力结构，是指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3）乡村精英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处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中介地位，在这一场域中，乡村精英展开博弈、合作、冲突与协调。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它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及其相互争夺的行为。（4）
本章并不关注乡村精英地位的获得途径与过程，而是聚焦于乡村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互动模式。笔者力图通过捕捉乡村治理中传播互动的故事，从微观角度对乡村治理的若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理解和解释乡村精英在此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机制、规则与意义。在这个语境下，本章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乡村场域中，体制内外的精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怎样通过传播与农民进行互动，从而达到相应的乡村治理效果的？具体说来，本章将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乡村体制内精英对农民的传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其传播行动的实践是如何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的？（2）乡村体制外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传播角色为何？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3）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的传播关系是什么？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是什么？（4）总的来说，我们如何理解乡村社会互动中存在的这些传播模式？以及从传播模式，亦即关系互动模式入手，可以对乡村治理的改善提供什么启示？
第一节 权威与秩序：体制内精英的传播角色与特征
村干部是指村级组织的权力行使者，他们往往具有农民和干部的双重身份。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他们不属于政府公务员序列，但在传统乡村文化网络中，他们与老百姓眼中“当官的”身份相对应。村干部有着一定的职权，在乡村事务中处于不可或缺的代理位置，他们又与一般的村民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在官方体制的背景内工作，对于计划生育、土地资源管理、村庄公共建设和农村社会治安尽责。宽泛地说，乡村体制精英的传播行为基本上是围绕着国家或上级政府的对农政策而展开，它们包括农村经济传播、农业科技传播、法律传播、健康传播和乡村文化传播等。这些传播行为的完成不仅需要借助于大众传媒，也有赖于正式的组织传播和非正式的人际传播。
人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传播得以形成、维持和改变的。在农村社会中，虽然国家通过大众媒体能及时传达各种政策信息，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获得有效的传播效果，在具体的农村社区，通过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来理解乡村治理中的传播关系，仍然是必须的。
在乡村治理的相关传播形式中，村干部如何看待自身的传播角色？村干部对农民的传播行为处于怎样的状态？村干部是如何实施其传播行为的？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维度上，我们如何来理解干群互动的延续性和变化？这是本节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体制内精英的传播角色
面向“三农”的传播服务是整个基层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虽然法定地位上村干部属于村民自治组织的代表者，但在实践中，“村干部是政府的权力末梢，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层化职业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当然’的村庄当家人；但同时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中，他们又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经纪人，所以必然与普通群众存在某种程度的利益竞争关系；村民自治制度所带来的乡村干部角色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村庄中的职位张力。”（5）
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干部在村庄中的管理职责少了，工作也轻松许多，再也不用为达成税收目标而四处奔波。用一位村民的玩笑话讲，“现在的村干部真好当，3岁小孩都能做，只用坐在那里喝喝茶聊聊天，就可以拿到国家发给的工资。无事不登三宝殿，哪有什么可联系的啊？”（村民访谈，2009年11月）
而了解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传播关系，必须先探讨村干部自身的角色认同。对自身角色的认同会影响人们如何在特定的关系中进行互动。这种认同为村干部提供了有关“干群关系”的具体形象，并且指导他在这种关系中的行为。
1.千头万绪的传声筒？
[案例]（D镇S村村书记访谈，2010年4月）
（我们）村干部根本不是官，是细菌官。全国最小的干部。我们的作用就是把上头的事情传达给农民，把上面布置的任务给办好。说白了，就是一个传声筒而已啊。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
[案例]（W镇J村村主任访谈，2009年8月）
你看我们办公室墙上挂满了这些制度文件，平时的工作就已经排得很满了，根本没时间真正做好。都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很被动。就拿我们去年评上的这个××先行村称号来说，创建花了一年，迎检经过3个月，我跟你说，我自己都觉得汗颜！都是形式。
[案例]（X镇W村村主任访谈，2009年8月）
我们村干部就是负责上头来什么政策啊、文件啊、要求啊等等，再去和农民沟通，落实下去。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一杯白开水一样的。没什么创意的。刚来的时候，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还是兴致勃勃的，渴望真正做一番事业，想把自己关于农村建设、管理的想法付诸实践，造福村民。真的，我真是这么想。可工作了一年，就懂事了，这种想法还是很幼稚的，不太现实。在这种体制下，你根本施展不开。你就是按部就班地做就好了。不要带着自己太多的想法进来。有多大能耐发多大光，做村干部该做的事情。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仍然是村干部在上情下达中的真实写照。在乡村场域，即便是在后税费改革年代，压力型体制仍然引人注意。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6）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这种压力型体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事务中，可以说是存在于乡村治理的各个部分当中。在对J市村干部的访谈中，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向笔者大倒苦水，说平时琐事太多。由于上级政府的经常性检查和考核，村干部的主动性能够发挥的余地很小，村委会在各种“迎检”活动中自顾不暇，结果往往致使农村建设难以真正沉到乡村社会情境里去。
2.可有可无的传播者？
[案例]（D镇D村村主任访谈，2009年7月）
我们平时也没什么事，反正现在也不用费口舌向农民收税了。我们工作的内容一个是完成上面下达的常规任务，另一个是村民产生了纠纷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去帮助调解，如果还不行就让镇上派出所的来解决。跟以前相比，感觉有时候不知道该干嘛，有点像混日子，跟村民打交道那肯定是少了很多。现在不是有一句用来形容村干部的话吗？叫什么“吃不靠你的，有事了又来找你，处理不好还骂你”。
在实地访谈中，笔者经常听到村干部说：“现在干群关系可以说是不冷不热，一般村民只有遇到纠纷需要调解时才会来找我们。”“反正在他们眼中，中央政府官员都是好人，我们都是恶人”。而另一边的村民则说：“现在没事谁找村干部啊？反正各家种各家的地，出去打工也是靠亲戚朋友介绍。村委会基本没什么作用，对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除非有什么问题时才会想到他们。”这些也许夹杂着一定程度情绪在内的言语无不体现出当前农村内部社会关联的弱化态势。
在农民看来，村干部或者对国家政策变相执行，或者从执行政策中牟取私利。而在村干部看来，农民并不好相处，只看重个人的利益。这就形成了有意思的“刁民”与“贪官”的互不信任局面。
比如，村干部倾向于认为，“农民素质太低，很多人是蛮不讲理。我们基层的工作确实是很难做的。现在农村不缺钱，缺的是人的思想和素质。像一些发达国家，不仅仅有资金的问题，还有社会文明程度。人到一定的社会文明程度，有很多不该花钱的地方这个钱就省下来了。像我们搞环境卫生，每年都重复在搞，这个投入是很大的，有无形的投入，有有形的投入，那么如果说大家都能自觉地感觉到环境的卫生问题，那这个资金就可以省下来了。我这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包括一些花木，一些道路建设问题，它都涉及人的素质问题，倒不是资金投入的问题。”（X镇FM村村支书访谈，2010年1月）
而村民倾向于认为：“当干部好处多啊，个个都要当干部。吃喝玩乐，就是这些好处。你看我们隔壁村的一个会计，才当了两年，你猜贪污了多少？贪了十几万。这些都是从上面拨款修路、大老板赞助的钱当中贪污的，去年就给抓了。”
“这些人（指村干部），你要有事找他，他就有权力。平时你也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你。有没有干部都无所谓，有100个，10个，还是1个，跟老百姓都没什么关系。”
“现在是书记认不得党员，主任认不得老百姓，不走群众路线，党群关系没有了。当干部的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年轻人哪个愿意当干部？”（村民访谈，2009年8月）
即使是在实际的村委会选举过程中，村民会议也很难召开起来。大多是村干部拿着票箱到村民家里收取选票。由于中青年都外出打工，留守在家里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而这一部分人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很多都选择由其他人代为填写选票，至于选票上写的谁的名字他们似乎并不关心。
在“选举都是搞形式”、“投票是走过场”这类声音中，传达着“原子化”的村民对于村庄政治的一种日渐累积的负面认知，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乡村民主化治理的负效果。在某些村庄，选举投票其实并未严格遵循村民自治法。有不少受访对象反映：“选举投票就是村干部拿个票箱上门来登记。我们没见过候选人，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候选人名单都是上面定好的，我们凭感觉划个勾就是了。”（村民访谈，2009年7月）
干群关系的疏远，使得村干部与一般村民很难频繁接触，只要不出什么大事，双方相安无事，甚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处于村干部掌握之中的信息就难以畅通地在国家和农民之间传递。张静认为，当代中国基层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关联处于脱节的结构中，导致了基层政权的政治功能——其代表性地位的萎缩，不仅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整合，也妨碍了国家目标与社会目标的连接；另一方面，基层政权本身经济经营与公共政权角色的混合，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它的政治合法性，也使其与社会其他部分形成利益竞争或冲突关系。（7）
3.夹缝中的代理人？
[案例]（D镇H村村主任访谈，2010年6月）
（我们）村干部就是吃力不讨好，事又多又杂，任务都是上面布置的，中央和地方对农村问题都很重视，可什么问题一牵扯到落实到具体一个村，都要靠我们来实施，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上面要找我们麻烦。而村民这边呢，现在时代不同了，都很透明公开了，同样你做得再好村民也不会领情的，政策好是上头的好，你做了一百件好事他们也记不住，但一件事情没合他们的意，村民一个举报电话，你就倒霉了。当这点小干部，有时候也很没意思。
[案例]（W镇H村村主任访谈，2010年6月）
我觉得自己一直被农民误会，村民都觉得我们（村干部）是坏的，上头都是好的，好像都有一股莫名的怨气。而说实话，我们就是个办事的。很多时候是上头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不管愿不愿意都得硬着头皮做。做得不好，老百姓骂，上面领导也骂。有时候这两方面还是冲突的。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要做，是命令、是指示。村民不愿意，就怨我们，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啊？要想让两头都满意，这事真难办。
应当说，“上有压力，下有阻力”，这种情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村庄体制内精英在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境地的写照，体现出“国家代理人”角色和“村庄保护人”角色的相互冲突，使治理精英陷入“两头受气”甚至“费力不讨好”的困局之中。
雷蒙·威廉斯在论及传播的代理者时曾指出，“如果要他传送的东西是他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东西，而他只是被说服，认为要他传送的东西适合其他人传送，而且认为他的任务只是使要传送的东西到达其他人手中，他就是个贬义代理人。”（8）这是因为“任何对信念与传播之间的关系的实际否定，对经验与表达之间的关系的实际否定，无论对个人或是对共同的语言，在道德上都是有害的”（9）。村干部作为夹缝中的代理人的角色，体现出农民心中国家权威的强势与基层政府权威的弱势的对比。
4.村庄关系的协调人？
[案例]（D镇S村村主任访谈，2010年4月）
别小瞧我们村干部啊，我们在村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总统。我们可不像上头的干部，分工明确，各负责一块，我们样样都管，事无巨细的。管一个村就像治理一个小国家，什么都要去统筹，去协调。
[案例]（X镇W村村主任访谈，2009年8月）
现在村里干部跟老百姓沟通的方式还是很多的，比如调解制度，会计的财务，专职的计生主任，还有通过亲朋好友，一部分老干部等。像村里修路都是先由组里选代表来商议，商讨修哪一条路，用哪种方案最好，造价是多少，什么时间来修等，这些并不是村委会自己说了算。要在公开的时候会召开会议，每个组会有10～15名代表来参加，跟他们说清楚收了多少钱，都做了什么事，有哪些做到了，还有什么没有做到，今年的计划是什么，都会跟代表说的。比如今年的计划就是建立社区卫生室。上边的要求是社区卫生社要不断规范化，所以就要把村里的那些赤脚医生转化为村医，这些村医不仅要治病，还要做好预防保健，这是他们新的职责。但卫生室要建起来，村里需要拿出几万块钱给他发工资啊，这事还需要协商。如果社区卫生社通过检验了，就可以参加合作医疗了。
W村村主任和笔者强调说，如果村委会不去跟这些赤脚医生协调，社区卫生室建不起来，不仅上面的要求达不到，而且村民看病的钱还不能报销，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进是一个障碍，也会影响大家的关系。虽然说当前农村干群关系大多数处于“不冷不热”的弱联系和偶尔紧张的状态，但考虑到中国农村的实际特点，他们在乡村建设的资源争取、使用和分配方面的主要角色或主要中间人角色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正如赵旭东和辛允星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基层政权几乎都同时表现出了两个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向：一方面，基层政权组织的持续弱化；另一方面，基层党政干部仍是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最主要的持有者。”（10）
二、传播的内卷化：体制精英传播的路径依赖
尽管村干部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各不相同，但笔者的调查发现，他们在上情下达中的传播路径却基本相同，会议传播与人际传播是首要的传播途径。概括说来，就是“点面结合”。需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乡村治理的传播理念却与人民公社时期相差不远，这既体现了这种组织传播形式的历史烙印，也表明乡村治理传播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不足，而这种路径依赖恰恰说明了乡村基层组织在从管治型组织到服务型组织的角色转型的迟滞。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传播中普遍还没有形成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的意识。进一步，笔者认为，这是乡村精英在传播领域的一种“内卷化”状态。根据克利福德·吉尔兹的观点，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11）具体到传播领域，则是干部对农民的传播途径、模式仍然在沿袭着以前的惯例。但农民对国家政策信息的了解，已日渐转移到大众媒体，甚至新兴的网络媒体上去。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多数的村民对于乡村干部的政策宣传作为表现出比较大的不满，认为他们的宣传渠道比较单一、老套，同时在实施政策时与群众缺乏有效的沟通。
在执政党的政治体制中，组织传播在政党政策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革命年代以及建国后的前30年间，严密的党政组织架构为组织传播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就笔者调查的村干部的传播策略而言，科层制的组织传播及由此形成的文件政治仍然是体制精英传播策略中最显著的特征。科层制的组织方式是党政政策自上而下传播的渠道，它以“文件”的方式，传达着上级组织的权威话语，这种权威和组织传播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权威”是政策能够得以被传播和接受的基础，另一方面，“红头文件”的话语表达方式也促进了权威的自我生产。正是这种严密的组织方式以及组织的权威象征，使得组织传播在政党的各种政策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意义。
这当中最有力的体现就是政府文件的传达。一般来说，在组织传播体系内，重要的农村政策都是通过文件层层过滤推进的。作为最基层的村级组织，村支部和村委会在宣传政策上依据的是上级的文本。如有的村干部指出：“因为政策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敢随意表态随意宣传，必须要等真正的精神领会了以后才能宣传，要不就误传了。”国家各项涉农政策通过国家各级政权组织逐级下达的过程，“使得政治领导人能够向地区和地方上上下下的政府官员传达执行政策的指示。这条交流生命线把整个政府结构结合成一体，从而就可能协调一致地执行政策和动员社会资源。”（12）
[案例]（F镇ZS村村主任访谈，2010年1月）
问：国家如果有什么惠农政策下来的话咱们一般都是怎么样宣传呢？
村主任：就是前几年每年都有那个1号文件，我们就是把它翻印成那种粉红色的纸张，每家每户发放。召开不同层面的会议，村组大会、党员大会，然后是村民代表大会。先召开不同层面的大会，然后呢就是让村组干部把每年的惠农政策翻印成宣传单，然后就发放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