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X镇FM村村支书访谈，2010年1月）
村里呢开始就是先开党员扩大会议，党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啊，然后村组干部会，再到小组会议，做到家喻户晓。还有，我们现在宣传都是有公示栏的，这个一般集镇上的人都能看见，另外呢就是说，每个组都有小组长，小组长宣传。像今年那个全面小康建设标准，家家发的有那个卡片。我们村委的干部，每个人必须要到各个组，了解他们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然后想办法怎么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电话咨询，问他有没有搞清楚，对小康村的标准有没有掌握。再一个我们抽查，现在通讯设备也方便嘛。
可见，乡村组织传播的路径依赖普遍存在于基层干部的传播行为中。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逐渐消解，在一个趋于原子化的村庄中，村民的社会关联日渐松散，不必说召开村民会议很难，如果不是换届选举的需要，就连村民代表大会也已经很难召集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往带有政治色彩的强制性传播转变成了富有经济色彩的“公关”传播。
[案例]（X镇QH村村支书访谈，2009年11月）
现在农村的宣传方式和过去相比也没太大变化，就是会议比以前少多了？？以前都是政治任务，是以集体为单位的，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主，大家各干各的，所以那种村喇叭的大规模的宣传已经不需要了？？所以还是主要以开会为主。问题是，现在开会难啊。第一，没人，村民基本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老人啊、妇女啊、小孩啊，平时找人开会不容易；第二，没有动力，跟村民利益不是直接相关的那些会议，他们通常是不会参加的，人心散了，现在想把村民组织起来是件很难的事情，家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么很忙，即使不忙哪有工夫听你在这说教啊？？再说，电视上说得够多了，你说的他们可能早就听过了，开会也是个形式。所以，我们有一笔开会经费，如果有重要的事情或者上面要来检查要有人撑门面，我们要专门请大家来开会，就补贴发点钱？？
在WJ镇调研的时候，笔者也发现，当地负责新闻宣传的干部利用镇上文艺广场开展文艺活动的机会，向前来观看的村民代表、普通村民发放一些普法材料。在X镇W村，村主任的话也体现出农村信息传播的类似现象。
[案例]（D镇YJ村村主任访谈，2009年8月）
普法这一块我们就是发传单、贴标语、挂横幅，利用各种机会让村民了解。但说实话，农村普法工作不好做，为什么呢？这其中一个是动员大家来开会不容易，现在大家集体意识都没以前那么强了，各人关注各人的私事，忙着赚钱。再一个困难是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中青年普遍出去打工，留在家里的不是老就是小，他们接受法律的愿望和能力都比较低，组织起来也比较困难。还有一个呢，有些村民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相关的法律。那么我们也不大可能专门搞一场法律宣传会，主要是借助其他活动的时间和机会，类似于“见缝插针”，比如说借助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大场合，还有刚过完年趁村民要出去打工之前发放一本书、一份材料和一封信，或者在一些文艺演出的场合发放普法材料？？
与体制内精英的传播内卷化相比较而言，国家对农村、农民的直接传播能力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深入，这主要取决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日益渗透进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现在的农村，农民了解国家对农政策的首要和主要渠道是电视媒体，其次是亲朋友邻。换言之，制度性的组织渠道被非制度性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所超越了。
有学者指出，“电视媒体技术已经在农民、基层干部和中央政府之间建构了一种新的关系。”（13）曾经，国家政策的下达、贷款的发放、信息的反馈，甚至工作组的下乡，必须首先冲出地方权威的重重包围和信息阻隔，但这样做又违反行政运作的程序，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必须依赖基层的安排及配合，才能完成一件哪怕是细小的工作。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基层干部的配合或双方“合议”，国家很难单独越过基层，直接同个体发生联系，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主要还是在基层权威的控制中。（14）然而，电视的直达式传播，甚至互联网在农村的逐渐扩散，改变了农民只能单纯、被动地从村干部那里得到政策信息的依附性地位。
[案例]（FC镇ZS村村支书访谈，2010年1月）
一般地，电视上的中央新闻老百姓每天都要看的。比如说，最近我们市搞了一个新农保，农民到老了以后每个月可以拿多少钱的，那现在我们市特别是我们镇还没有启动，我们不好瞎宣传对不对？反正我们也是本村人，比如说村里有人看到我们了，说，书记啊，人家那里不是搞了什么，退休了好拿钱啊什么的，我们这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们这里一开始，我们首先就跟你们宣传。
[案例]（X镇FD村村支书访谈，2010年1月）
现在新闻媒体对农民影响可大了。像要收什么费了，像合作医疗，现在适应了，原来不适应，现在老百姓接近100%的加入了。但是呢，像我们镇政府发通知说要5天完成，全部要交上。那我们村里就先垫上，然后我们再去村里挨家挨户的收钱。有的人就说，国家还给我们发钱呢，你们还跟我们收钱！我们村干部就跟垃圾桶一样，什么东西都往里塞，好的坏的，我们就是“垃圾桶”。
在访谈中，村干部认为，农民通过电视新闻或者网络等媒体能够及时了解到相关的信息。“现在的农民对国家有什么惠农政策出台，都懂。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他们都晓得。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反而事先就知道了。”而农民通过大众媒体了解到的政策信息，如果并未在当地实行，或者当地的实行打了折扣，便往往会形成惯性思维，认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作怪。比如，2009年******提出试点和推广新型农村基础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大部分农民已经事先从电视上了解到这一信息，但由于当地并未展开宣传，农民们表示：“养老保险政策好是好，但是我们这里没宣传，没落实。”
总的来说，一方面，大众媒介由于其技术的先进性、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信息容量大等优势，已经成为农民接触外界、形成现代新观念的主要渠道。“就农村受众而言，大众媒介正是其‘走进’城市文明、接受现代观念的主要桥梁，在促进人们现代性因素的增长方面成为与工业化程度、与直接接触城市文明几乎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一个因素。”（15）另一方面，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因此，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
三、乡村治理中的选择性传播：信息“守门员”
在对乡村干部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村干部要么是国家的代理人，要么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但也有学者认为，村干部并非不折不扣地执行官方意图，也并非完全代表乡村共同体利益。在实际的乡村治理中，“村干部的一个重要工作是重组信息”。信息在行政系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传递通过村干部，上级需要知道下面的情况，村民也需要知道上级的政策或贷款机会。由于不存在制度化的公共发布，更多的信息都捏在村干部的手里，他们决定着信息的发布与否、发布的程度。（16）也就是说，村干部会依据理性的计算将某些信息予以公开传播，而其他的信息则被过滤。
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和完成政府的各项任务时，能够明显区分哪些是不容商量的“硬指标”，如计划生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经济发展目标等，这些不可以怠慢；哪些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软指标”，如农村文化建设、村务公开等，属于可以走走过场的形式化任务。置身于这一状态中的村干部既受到政府和村民两种力量的影响，却不为其中任何一种力量所完全掌控和吸纳，作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他们在国家与农民这两头之间摆平衡、踩钢丝甚至两头应付。
[案例]（X镇JX村村支书访谈，2009年7月）
在文化活动方面，村里集体组织的比较少，主要是现在村里每家都有电视、报纸啊。像这边也建有农家书屋，但都是应付上边检查的，来看的人很少，这些都是形式，应付检查的。还有村里的法制宣传，主要是来检查时通过村组会议进行？？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多是老年人，对他们宣传这些效果是很弱的。而宣传栏上宣传的东西作用也是很小的，主要是现在村里人的集体意识很淡薄，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生活，不会管很多事。
人们一般会认为，“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17）换言之，国家政策的文本范式与实践模式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往往是存在出入的。农民对政策的评价，依据的并不是政策文本的表达，而是政策文本与实践结果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越小，则满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在农民看来，村干部对于国家政策的执行总是打了折扣的。在笔者的访谈中，大部分的农民都认同“国家的政策都是好的，就是下面实施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基层干部只积极宣传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这种认知虽然并非都是个人经验的真实，但却是农民所共享的一种解释。实际上，村干部也经常出于私利而选择性地进行信息的传播。比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传达仅止于村干部这一层级，村干部掌握着决定将获得这一保障的人选的“生杀大权”，无须向村民公开。结果就可能是应当享有这一政策优待的农民反而被排除，而那些作为村干部亲戚，或者跟村干部私交甚好的农民，便有可能获得这一资格。
而在对上宣传汇报时，同样的传播逻辑可以概述为“报喜不报忧”，即为了树立正面形象而遮掩存在的问题。在相当一部分村委会的工作总结中，笔者经常发现：当说到本村取得的成绩时，排比句式的政治套话堆砌而来，可谓“浓墨重彩”；而当提到本村存在的不足时，见到的大多是一笔带过的敷衍性的、象征性的空话，可谓“蜻蜓点水”。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无论是村委会的年度工作计划，还是工作总结，都缺乏对所在村庄村民的实际需求、满意度作深入的分析。实际上，当下的农村，历经各种组、村，甚至镇的合并，变迁可谓纵横交错，绝大多数已并非昔日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而是像贺雪峰所指出的“半熟人社会”（18）。但这种变迁似乎仍未引起乡村干部的重视，他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对于村庄的各种情况都了然于胸。
“我们这个村里，大家都很熟悉，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调查，村民的情况我都懂。”（QH村村支书访谈，2009年11月）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对这方面已经很了解了，用不着去调查。”（JX村村支书访谈，2009年7月）
“老百姓的需求是很显然的，无非就是利益么，对他们有利的当然欢迎啦？？你去问他们，他们也不会关心的。”（TF村村支书访谈，2010年1月）
村庄治理中的选择性传播行为，还表现在对于体制内精英对传播对象的选择上。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现在农村里已经不大可能召开全村性的村民会议，倒是村小组干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常常作为替代的选择。而村小组干部或者村民代表，也大多是村干部所信得过、听话的人。有一些可以称得上信息灵通分子的农民常常跟笔者说，现在村干部找人开会也是按照他们的意愿选择的，那些接触信息比较全面，敢讲不同意见的村民往往会被村干部列入“黑名单”。而从村干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减少政策执行的“杂音”。
当然，我们并非要把一切责任推到村干部身上。事实上，他们身兼农民与“干部”的双重角色，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是在体制内所涵养、培育出来的。我们宁愿把这看成是村干部对于更高层级政府权威文件的一种复制，乃至生搬硬套，缺乏具体的地方性、真实感和灵活性。笔者认为，这方面的缺失或薄弱往往是很多乡村传播不能取得良效的制约性因素，也是往往造成中央或地方政策的贯彻、实施变得虎头蛇尾的原因之一。因此，重视村民的主动接受和积极反应，也就是倾听和审视民意，从而对乡村传播服务进行再定位的设计，以人为本，更好地满足村民的实际需求，从而促进干群间有效的政治沟通，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