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塑乡村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主要是从哈贝马斯而来的一个学术概念。笔者这里的公共空间大体上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物理空间，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例如，在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水井附近、小河边、场院、碾盘周围等。二是公共活动，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的活动形式。例如，村落内的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选举、红白喜事仪式活动、宗教活动等，人们同样可以在其中进行交流、交往。三是指公共舆论，即在上述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也可以正式集会公开讨论，形成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约束力的社会意见。
1.物理空间
村庄公共空间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以祭祀和信仰活动为主的神异性公共空间，以生产互助、生活娱乐以及交易买卖活动为主的日常性公共空间，以及以控制和治理活动为主的政治性公共空间。（150）
在村庄社会中，一个个公共空间就像一个个小型磁场，将村民们吸引在一起，让他们在这个有“他人”在场的光亮的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畅谈，他们将家户个体等私人领域里的观点、思想和行为带进来，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欣赏和评价他人的精彩表演。这些公共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村庄社会，同时在这些公共空间里，村民们往往会讨论村庄公共事务，形成一致或者达成妥协，同时可以通过公共空间与国家打交道，国家政策也往往借助公共空间这个平台传达给村民。这些公共空间就是一个个畅通的渠道，连接着国家和农民。但是随着现代化、市场以及国家等因素的影响，村庄各种传统的公共空间已经或者正在趋于消解。
这些公共空间的消解就像失去了磁性的磁场，失去了舞台的剧场，以及阿伦特所说的人们先前围绕着的但突然消逝了的“桌子”，而曾经在被这个磁场所吸引、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以及围坐在其周围的村民们则失去了相互交往的理由。公共空间消失了，一切都隐退到了灰暗的私人空间去了，人们只有凭猜测或者想象去感知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人们彼此变得越来越孤独，先前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也随之消逝。随之而来的是原来村庄的性质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村庄由一个有序的、整合的村庄，变成了一个松散的无序的村庄，一切讨论、协商都不存在了，人们都用私的逻辑来处理原来可以用公的逻辑处理的一切事务。成本增加了，效率却降低了，原来国家借以和小农打交道的渠道没有了，现在国家不得不重新和千家万户的农户打交道。由此村庄秩序面临崩溃，混乱和无序困扰着村民、村级组织及基层政权。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建村庄秩序，经济、政治上的措施固然重要，但是“治本”的关键还是应该站在村庄社会的本位立场，尽可能地恢复一些传统的公共空间和形塑一些新型的公共空间，从而激活传统道德、人际伦理，聚集丰厚的社会资本，达到村庄重建秩序和社区整合的目的。
2.公共活动
物理空间的存在是为公共活动的发生提供场域，公共活动就是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多个成员聚集并参与到一定的互动关系中，公共活动是公共空间的灵魂。公共活动有人称为群体性活动，可以分为三类（151）：一类是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婚丧嫁娶、宗教活动、宗教庙宇活动、组织腰鼓队舞龙队等；二是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建桥修路等公共工程、经济合作等；三是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如选举、村民会议、上访等。
就文化类公共活动而言，不管是私人性的婚丧嫁娶，或是半公开的宗族相关活动，还是相对具有村落公共文化空间性质的庙宇相关活动等，由于是基于自然的社会和心理需要产生，这些活动在具有一定传统基础的村落都相对比较丰富，也容易成功。经济类公共活动，由于是基于经济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只要有利益的相关性，都有可能形成，但如果是村落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公共活动，仅仅依靠村民的努力并不够，国家的积极财政介入是该项活动取得最终成功的保证。而政治性公共活动，则有正面和负面之分，前者如选举、民主协商等，后者有上访、群体事件等，这类活动数量较少，很多时候需要国家的介入才能成功。
公共活动是由传播组成的，无论是文化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没有传播就没有公共活动。同时公共活动的形成也极大地提升了参与村民的主体地位和传播能力。公共活动为发挥协同型传播作用提供最佳机会。
各种公共活动与公共仪式对民主文化的培育具有重要的作用，要不断发掘公共活动和公共仪式的价值，通过经常性地组织广大农民参与公共活动和公共仪式，在参与中及相互交往中培育广大农民的民主文化价值，形成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
3.社会舆论
公共空间中开展公共活动必然会产生社会舆论，低层次的闲话、东家长西家短当然是一种有影响的社会舆论（如俗话所说的“口水也能淹死人”），不过高层次的讨论共识才是社会公共空间的社会舆论。（152）一般来说，公共空间的社会舆论“是经过详尽地辩论和讨论并被我们所有人承认为共同意见的那种东西。共同承认这一要素，严格来讲就是使意见成为公众或公共意见的关键所在”。“公众或公共意见的新颖之处正是它展示为一种社会意见，且不是通过官方的、既定的、科层式机构来阐释的”（邓正来，亚历山大，1999）。
随着民间组织的发展，乡村的社会舆论不局限于邻里之间的细言碎语和家族中的家长决议，也不局限于村支两委发布的决定，而有了更大的社会舆论生成空间和形式，村民可以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获得共识，并形成一种社会意见。这样的社会意见非常重要，它们成为公共行动的评判标准和合法依据。（153）一旦在这样的场合作出的决定，就会对村民产生较强的约束力，行动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贯彻，一些钉子户也不敢挑战这种社会舆论。
争取社会舆论是行动成功的先决条件。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一方面让所有的人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和条件，自然有利于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播；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和乡村精英也会自觉地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所以，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村民、精英和民间组织就有了一个相互作用、良性互动的社会平台和机制，这也为乡村社会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自治提供了社会和文化基础。
四、建立文本化的传播机制——乡规民约
乡村社会公共空间是治理主体相互沟通、博弈的舞台，这种博弈在某些情况下虽然会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却能在公共空间中发挥制衡的作用，离开公共空间的博弈，必然成为“暗箱操作”。不过，在主体间不断博弈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冲突和紧张，有些冲突甚至会破坏公共空间的秩序，影响乡村治理的绩效，其主要原因是在公共空间中缺乏一套系统的和正规的博弈规则以及处理极端或过激行为的机制。另外，乡村公共空间还容易被个别主体所左右，比如传播过程中的精英操纵、掌握行政资源的政府操纵现象等等。因此，建立一套正规的乡村公共空间运行规则，形成文本制度，对部分参与主体进行约束或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村民自治中形成的乡规民约正是这种文本制度的体现。村民自治是一种制度的外壳，而乡规民约则是这种制度的血肉。乡规民约的不断出现，既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伟大实践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154）因为规范是社会资本存续和发展的条件，它既是实现治理方式多元化的保障，又是政府实施流域生态服务的制度基础。
乡规民约最初产生于民间，是乡村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乡约作为一种乡村教化组织和教化形式，创始于北宋蓝田吕氏兄弟。《吕氏乡约》是后世的乡约的样本”（155）。乡规民约具有地方性。在中国的乡村有“十里不同俗”之说，甚至不同的自然村内习俗亦有差异，而乡规民约正是对乡俗的反映，是约定俗成的地方性规矩，而习俗和规矩就是一种社会资本，便于村民行动。就是现在，199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明文规定，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讨论制定，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由村民委员会监督和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地方性知识的作用。村民行事方式仍大多以他们约定俗成的规矩去行事，即使村组干部在民事纠纷调解时，更多的不是出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是乡民们所了解、熟悉、接受、乃至视为当然的知识，（156）在熟人社会内尤其如此。熟人社会内各种关系的处理处处体现着“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这些“地方性知识”才是村民的行为准则，不了解这些“地方性知识”而制定的乡规民约只能是一纸空文。而这种“地方性知识”的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特别是熟人社会的村民小组治理的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村民小组中，乡规民约是民事纠纷调解“评理”和“说合”的依据，也是村民们行动时必须遵循的规矩。正是村民们对这些规矩的遵循，村庄才能维持着和谐的秩序。（157）
乡规民约能否制定反映了地方性规范的强弱。地方性规范是一个地方关于应该如何行动的准则，强地方性规范的地区往往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强的地区。强地方性规范使地方上的人们具有明确的行动目标和道德标准，强地方性规范就一个地方人们的生活目标和道德理想。正是地方性规范为人们提供了实践的准则和方向。地方性规范是同一地方的人们所共享的关于行动正确与错误的准则。国家意识形态往往正是通过地方性规范来影响人们的行动。地方性规范的核心不在于其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在于一个地方的人们关于正确与错误评价标准的共享水平。地方性规范的一个作用是整合地方上的人们的行动，从而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158）
需要指出的是，乡规民约本身也是协同型传播的产物，它决不是基层政府、乡村精英们拍脑袋强加于村民头上的制度。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农村中许多村规民约，实际上并不是通过村民会议讨论制定的，主要反映的是国家意志，或者干脆是以一个统一的文本为模板复制而成的。且这些村规民约大多带有“惩罚性”，常见的字眼有“不准”、“禁止”等，这些村规民约在农村并不存在多大的作用。浙江“乡村典章”治理模式，在浙江省新昌县石磁村，一本《石磁村典章》成为新昌县村民自治的缩影和样板。典章初稿经过梳理并张榜公示后，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意见，由全体村民进行公议公决。2004年7月，被舆论誉为全国首部“村民自治特别法”的《石磁村典章》正式问世。这部被称为乡村典章的制度保证了村民始终参与村级事务，了解整个决策过程。村干部和村民们都认为“没有典章，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有了典章，公道不公道，一看就知道”（159）。
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变革乡村社会单凭经济（市场）的力量、乡村自发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民间自发生成的制度还不足以屏蔽其缺点放大其优点时，国家（政府）仍然成为政策的制订者和推行者。上述协同型传播的建构路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其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政府不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履行服务功能，培育乡村社会自主发展，而不是直接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具体活动中，这可能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