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协同型传播的建构路径
协同型传播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依赖各方条件的成熟，它有赖于村民传播主体意识得到强化，有赖于村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乡村公共空间为村民参与传播提供舞台，以及文本制度以作为传播的规范。上述四个方面既是协同型传播形成的基础，也是协同型传播的结果。
一、培育村民的主体性地位
村民是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力量，更是乡村传播的主体和中心，建构协同型传播，首先需要确立村民的主体性地位、培育村民的主体性意识、提升村民的传播能力。
1.确立村民主体地位
乡村社会的村民在乡村治理和传播活动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传统中国，联系国家与农民的是士绅一类的乡村精英。“士绅的产生是用来填补早期的官僚政府与中国社会（它正在不断扩大，非官僚政府力量所能控制）之间的真空。”（129）自废除科举制和帝制之后，传统的士绅阶层不复存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因此而脱节。1949年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国家终于将离散的乡土社会高度整合到政权体系中来（黄宗智，2000），国家从内部和外部有效地控制了村庄的权力，体现了国家的“在场”和农民自主性的缺失。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模式在政策上关注的是农村的民主和村民的自治性，国家（中央政府）虽然部分缺位，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尽管实行村民自治，但是各种各样的政府任务仍然以强制性的方式下派给村委会，农民为各种各样的政府任务所驱使，地方政府——“乡政”却控制左右了农村，农民在乡村治理和乡村传播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设主体。国家整合不仅仅是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农村，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引发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将农民从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农村发展和创造自己幸福美好生活的主体。作为参与乡村传播和乡村治理的各主体，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框架下充分确立并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消除体制性障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人民公社废除后，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其真精神就是为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体现农民意愿创造制度平台。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有了人身自由，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利益。农民发展成为经济主体，有必要逐步完善其政治主体和精神主体。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体制安排，我国农民的主体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消除压制农民积极性的体制性障碍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否则，建设新农村的目标有可能如以往各种政府目标和任务一样，成为农民的一种新的负担。（130）
2.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
“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能是挽救农村社会的一种力量。但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必须首先唤起非治理精英的责任意识、普通村民的政治意识。在普通村民依然无政治意识，而非治理精英依然被收买的情况下，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看不出希望。”（131）
农民作为乡村治理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松散无力、政治冷漠的个体，而应是公民社会的有力组成部分。农民的主体意识本质上就是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我国乡村社会长期的封闭状态和小农经济，造成了村民政治依附心理和政治冷漠心理，表现为村民不能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参加投票和选举，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因此，实现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就必须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
近年来，村民的参政意识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表达了对村务公开、村民自治、知情权、决策权等的参与愿望。国家确立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后，就需要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村民民主意识的培养应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一个是心理层面，将民主思想内化为村民的一种心理习惯；另一个是行为层面，将民主意识外化为村民的政治参与。（132）
3.提升村民传播能力和参与治理能力
培育村民主体意识的同时，还要培育村民的传播能力、民主技能、参政技能。政府应该充分回应村民的民主参与意愿，为村民依法参与政治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通过有效参与政治生活，逐步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技巧和能力，提高村民的责任感以及理智的政治判断能力，从而实现村民权利与义务的协调发展。
培养村民的主体意识和传播能力既是协同型传播的建构路径，也是实施协同型传播的必然结果。从民主社会中重大公共事务都由社会合意决定这一信念出发，拉斯韦尔提出“同等教养原则”，也就是各种人如专家、领袖与普通人之间有同等的教养——他们头脑中关于世界重大关系的图像高度相等。在拉斯韦尔看来，同等教养应成为民主社会的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则是大众传播。他指出：“在衡量任何特定环境中的传播效能时，必须考虑正面临着威胁的价值体系，及有关集团（其地位正被审视）。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结构。”（133）在拉斯韦尔的理解中，教养是某种程度的教育的结果，它意味着一定水准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
公民治理模式的目标是“在最基层的社区层面上，通过成立必要的治理机构来协助公民持续、便利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与实施，形塑出‘积极的公民’，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势民主’。”（134）这里所指的“积极的公民”是指那些积极参与到各种各样社区事务和社区组织中的公民，他们关注社区发展，希望自己在社区事务中发挥积极、持续的影响。而强势民主是指巴伯所提出的一种公民直接治理的形态，公民只要作基层的决定而不需要在政府管理的每一层级中均出现。“强势民主”是一种参与的政治形态，其基本的价值在于参与的行动，公民的态度是积极地参与决策过程，但是必须在分权的政府形态下才能实现。
对村民传播主体地位的培育，并不否认乡村精英在传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乡村精英本类就是村民中的一个分子，无论是乡村自组织的形成还是公共活动的发生离不开精英的领导。普通村民在自组织和公共活动方面往往具有很强的被动性，他们需要领头人，对精英有很强的依赖性。在非冲突性的公共活动中，精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可以让普通村民增加成功的信心，而在冲突性的群体性活动中，特别是对抗性的上访和维权活动中，普通村民害怕风险，只有精英的出面才可以使普通村民潜在的顾忌转变为行动的努力。
二、重构“权力的文化网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是社会的公共资产，是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应该享有的财富。正如麦奎尔所说：“传播既是基本的权力，那么权力的拥有与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特别是既有结构的弱势者其权力更应该受到尊重，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介的运作。”（135）在我国，农村弱势阶层是最需要全社会关心和帮助的一个阶层，这种帮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和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大众媒体。如孙立平所说的，“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136）不过，政府、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利益主体，完全指望他们来客观代表弱势群体讲话是不现实的，所以关键是农民本身要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发言权。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137）
1.村民组织化的重要性
单个村民的主体意识和传播能力的提升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村民传播弱势的地位，也不足以真正实现协同传播。缺乏知识和资源的分散农民，在与政府以及其他资源丰富、组织严密的群体博弈中无法获得平等的话语权，最终往往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只能采取体制外的暴力手段来影响政府政策或对方行为。要让农民成为乡村治理和新农村建设事业真正的主力军，就需要对农民基层组织进行创新，通过农民组织化来保证其主体地位，也确保其有实力与基层政府、精英群体一起共治乡村。“依靠农民辛勤劳动，确保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充分调动农民建设自己的家园的积极性，是新农村建设是否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教训。要让农民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138）农民组织是协同型传播的传播主体，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杜赞奇曾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这表明传统中国本来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民间组织。乡村的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控制深入始终离不开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139）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得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而国家政权在财政、政治上的深入则会引起网络中心结的变动，从而导致村落的兴衰。
共产党执政后，乡村的文化网络被逐步摧毁。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政治的一体化，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纳入到无所不包的政治体系之中，国家增强了对农民的动员和控制能力，同时也摧毁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组织和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弱化了村民对家族和地方的认同，集中了公共物品进行建设，保证了农村建设的物质供给等（杜润生，2005）。
农村改革开放后，这样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对乡村文化网络的破坏和摧毁，很容易造成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断裂，乡村精英易陷入失范状态，无法找到上下两头利益与意志的平衡点，其代表国家意志所执行的职责对乡村平民文化造成侵犯，从而失去乡村平民对其的信任和拥护，这也严重打击了其继续担任国家经纪的信心、耐心和决心。盈利型经纪于是乘虚而入，混入乡村权力机构，滋生贪污腐败现象。
于是重建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日益显得紧迫。一般来说，农民组织具有以下功能：农民组织可以构建有效的沟通渠道，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另外，农民组织也可以向政府反馈农民的政策需求，有利于政府农业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能够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地位，有利于农村稳定。农民组织作为乡村协同治理主体之一，能平等有效地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从而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村民通过民间组织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协商式参与，这种参与途径主要包括：针对不同的利益诉求，村民可以通过相对应的民间组织进行广泛的协商和集中式的利益表达，将各种社会诉求以合适的方式输入政府体系之中；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以团体的身份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对政府施政行为进行监督并提出咨询议案等。（140）
2.乡村民间组织
村民组织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等正式组织及其与之相关的附属组织，比如共青团、妇联、民兵、理财、监督组织、各类领导小组等，还应包括各种类型的非正式的民间组织，比如专业协会、文化团体、宗族组织、宗教组织等。对于前者，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重点解决纠正村委会过度“行政附属化”问题，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治性组织。而对于后者，“村级民间组织的发育在我国受到政府的抑制，但民间组织的作用是明显的，他们可以以竞争或者合作的方式提供村内公共产品与服务。”（141）因此，要积极发展各类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支持与引导农村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农民维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142）
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多样化是村民得以真正自治的前提条件，目前村民自治之所以效果不好，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民间组织不发达（甚至根本不存在）。民间组织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监督、制衡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行动，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村民委员会的功能缺陷，承担村民委员会无法承担的功能。有研究者通过对浙东“刘老会”个案的政治人类学研究，证明“作为草根自治组织的刘老会，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很好地维护了村庄公共秩序，为村民提供了依靠村委会组织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有效的培育了一个良好的村民参与的氛围”（143）。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由于村庄中第三方组织的介入而得到有效地解决。
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基于农民内在需要而建立的组织，是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整合。这种整合有两个特点：一是自愿，农民自愿合作，并通过建立合作组织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二是自主，它没有外部性的强制性力量，完全依靠愿意合作和参加组织的农民自己形成的共同规则来维持合作及组织的延续和存在。农民可以参加合作组织，也可以不参加；可以参加这一组织，也可以参加另一组织，有自动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在这种合作和组织中，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没有农民的主体性，也就没有农民合作组织。
3.宗族组织与宗教组织
宗族组织也是村民一个重要的非正式组织，在协同传播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传统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宗族组织来完成，人民公社时期，宗族组织被打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的转型，农民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宗族势力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出现复兴之势，并且渗透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农村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现象。（144）当然这种复兴并不是对原有宗族势力的完全重复，“复兴的宗族组织在形式尤其是在功能上与旧有的宗族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新的宗族组织更是村民们用来整合家族利益和获取社会资本的组织手段。？？新旧宗族组织已具有本质上的不同”（145）。可以说，20世纪末80年代初，国家权力从村落社区的撤离给宗族复兴提供了一定空间，但宗族复兴本身却是乡村社会的一种自主行为。
面对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国的乡村社会亦要进行现代化，但中国的社会目前既不是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借用一下许多学者的说法，中国的社会目前是转型中的社会，“对于一个既非现代又非传统的社会，现代组织结构与传统组织结构都处于尴尬的境地”，而宗族组织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组织，它的复兴则体现出了农村中组织资源的匮乏，它是乡村社会应对现代化浪潮的自主尝试之一。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架构来看，在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资源（主要的是组织资源）匮乏的情境下，宗族组织本着各自的组织利益或意愿，以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填补了正式制度缺位或错位后留下的空场。从这个意义上看，复兴后的宗族组织其终究只是一个过渡工具，它的生命力直接受制于它能否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即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传统宗族能否实现向以利益为结点的现代社会组织的转化。（146）
目前的宗族组织与传统社会的宗族组织已经有很大不同，现在的宗族组织已经融入协同传播，不完全是精英说了算，村民们普遍享有对日常性宗族事务的决策参与权。如有人研究江西的华村肖氏宗族，村民尽管对族长机构的人选没有发言权、选择权（因为是按习俗产生），但对决策仍有一定影响力。族长和“斯文”前辈们决定族内大事，往往会征询各方面意见；而在他们展开讨论时，族内其他人员也往往能旁听，并插上话。其他村宗族的情况也大体同此，如在古竹唐氏宗族，族内大事虽然是由族内老干部和有文化的“斯文”长老们商量决定，但他们在此前总会到各房的村民中去征求意见。对日常性族务的这种平等感、参与感，便能让村民既悉知其中的细节，也会萌生出从人格到行为上的平等感受。（147）
有学者认为，就我国沿海农村而言，城镇化农村的治理结构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在正式制度层面上，形成以村民自治委员会为中心的自治结构；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上，形成以农村民间宗教组织为核心的自治结构。民间宗教组织是农村公民社会组织的主导力量。民间宗教组织与宗教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组织通常以宗教教义为组织原则，以信仰追求为根本目标；而民间宗教组织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议事的非正式机构存在的，它的目标更多的是为民众提供解决问题的平台，尽管某些时候这种平台是建立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上。（148）
需要说明的是，当今社会农民的自组织，在根本上与“权力的文化网络”不同点是，权力的文化网络暗含“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149）的含义，而协同型传播则完全不同，它是通过协商、沟通、对话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公共权威发挥治理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