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声音
父亲去世那年,她10岁,弟弟8岁。生活就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才刚刚露出幸福的颜色,便被突然袭来的暴雨打湿,一切的快乐和安宁,都被浸染的一塌糊涂。
温柔贤良的母亲,从此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狂躁,暴戾,不小心打碎一只碗,也会被母亲声嘶力竭地训上半个小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母亲的声音的吧,那种尖细而干裂的声音,粗暴地打磨着她的耳朵,一点点地浸透到她的生命里去。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原来甜润柔美的声音,一下子全变味儿了呢?
其实那时候,母亲也才30多岁,成熟饱满如一枚盛夏的果实。许多人来提亲,却都被母亲泼妇一样给骂跑。母亲像一只全副武装的刺猬,逮谁刺谁,甚至包括她和弟弟。
母亲在菜市场争到一个摊位,每天早上4点起床,瞪着三轮车,从城北的家到城南的蔬菜批发市场。这样的路程,等于把整个城市绕了一圈。风里雨里,饱满成熟如一枚盛夏的果实的母亲,很快便风干成了一枚瘦小干瘪的干果。
16岁,她长成一个沉默而内敛的姑娘,读高一,成绩优秀。每天中午,她从学校跑回来,飞快地做好饭,提着饭盒,骑自行车穿过五条马路,去给母亲送饭。常常,在人声嘈杂的菜市场,母亲一边飞快地往嘴里扒饭,一边用粗大的嗓门和人讲价钱。有一次她去的时候,母亲正和人吵架,母亲尖锐凌厉的声音,充满了她的耳膜。对方是个胖而骄横的女人,吵不过,便叫了男人来,那男人,蹦跳这要去打母亲。阳光下,她清楚地看见母亲飞舞的唾沫星和这眼泪的脸。这些,一点一点,****了她的青春。
22岁,大学毕业,保送研究生的资格被她放弃了。因为小弟也在读大学,而母亲,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第一个月的工资交到母亲手上,厚厚的一沓,在母亲干裂粗糙的手中抖动,如一群飞舞的碟。她静静地望着母亲,用低低的声音说:“以后,不要去卖菜了。”
母亲笑,声音不再尖锐,沙哑而厚重,满是艰辛和沧桑的味道。第二天早上,仍然实在菜市场找到的母亲。隔得老远,就听见母亲响亮的声音在说:“我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外国人开的公司里上班……”她从母亲的声音里,听出来一个词:扬眉吐气。
28岁,她有了自己的女儿。月子里,孩子整夜整夜地哭,母亲便也整夜不睡,抱着孩子,悠着哄着。有一天晚上她从梦里醒来,忽然听到母亲轻柔的声音在唱,她没敢睁眼,静静地听,是摇篮曲。竟然是那般甜美柔和的声音,她呆呆地听着,18年的时光,仿佛一下子倒流过来。她用被子蒙住脸,泪水却潮水一样涌了出来——她终于找到了母亲的声音,找回了从前的母亲。
可是幸福,从来都是那么短暂。
早上7点,母亲做好饭,喊她起床。8点,她上班,母亲推着孩子出去玩儿。10点,她赶到医院时,母亲躺在重症监护室,已经不能够再说话。时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偏瘫、失语。母亲一直昏迷着,她的手抚过母亲苍白的脸庞,泪水滴落在母亲脸上。她多么想再听听母亲的声音啊,哪怕是那种尖锐凌厉的叫骂声,却已是,再听不到。
第二天中午,母亲在昏迷中悄悄去了。
一个月后,她收拾母亲的遗物,在一个小箱子里,放着两双先拖鞋。鞋面时淡黄色柔软的毛线,鞋底是母亲自己纳出来的千层底。这种线拖鞋母亲以前给她做过好多,脚穿进去很舒服,唯一的不足是走路的时候脚步声很响,所以每双她都是只穿几天,便丢弃一旁。
她把鞋穿在脚上,从阳台走到厨房,从卧室走到客厅,“嗒嗒嗒”,脚步声仍然很响。她在响亮的声音中悄然落泪,她知道了,那是母亲留给她的最后的声音。
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娘讨来的三袋米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个特困家庭。儿子刚上小学时,父亲去世了。娘儿俩相互搀扶着,用一堆黄土轻轻送走了父亲。
母亲没改嫁,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儿子。那时村里没通电,儿子每晚在油灯下书声朗朗、写写画画,母亲拿着针线,轻轻、细细地将母爱密密缝进儿子的衣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一张张奖状覆盖了两面斑驳陆离的土墙时,儿子也像春天的翠竹,噌噌地往上长。望着高出自己半头的儿子,母亲眼角的皱纹张满了笑意。
当满山的树木泛出秋意时,儿子考上了县重点一中。母亲却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干不了农活,有时连饭都吃不饱。那时的一中,学生每月都得带30斤米交给食堂。儿知道母亲拿不出,便说:“娘,我要退学,帮你干农活。”母亲摸着儿的头,疼爱地说:“你有这份心,娘打心眼儿里高兴,但书是非读不可。放心,娘生你,就有法子养你。你先到学校报名,我随后就送米去。”儿固执地说不,母亲说快去,儿还是说不,母亲挥起粗糙的巴掌,结实地甩在儿脸上,这是16岁的儿第一次挨打……
儿终于上学去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母亲在默默沉思。
没多久,县一中的大食堂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母亲,她一瘸一拐地挪进门,气喘吁吁地从肩上卸下一袋米。负责掌秤登记的熊师傅打开袋口,抓起一把米看了看,眉头就锁紧了,说:“你们这些做家长的,总喜欢占点小便宜。你看看,这里有早稻、中稻、晚稻,还有细米,简直把我们食堂当杂米桶了。”这位母亲臊红了脸,连说对不起。熊师傅见状,没再说什么,收了。母亲又掏出一个小布包,说:“大师傅,这是5元钱,我儿子这个月的生活费,麻烦您转给他。”熊师傅接过去,摇了摇,里面的硬币丁丁当当。他开玩笑说:“怎么,你在街上卖茶叶蛋?”母亲的脸又红了,支吾着道个谢,一瘸一拐地走了。
又一个月初,这位母亲背着一袋米走进食堂。熊师傅照例开袋看米,眉头又锁紧,还是杂色米。他想,是不是上次没给这位母亲交待清楚,便一字一顿地对她说:“不管什么米,我们都收。但品种要分开,千万不能混在一起,否则没法煮,煮出的饭也是夹生的。下次还这样,我就不收了。”母亲有些惶恐地请求道:“大师傅,我家的米都是这样的,怎么办?”熊师傅哭笑不得,反问道:“你家一亩田能种出百样米?真好笑。”遭此抢白,母亲不敢吱声,熊师傅也不再理她。
第三个月初,母亲又来了,熊师傅一看米,勃然大怒,用几乎失去理智的语气,毛辣辣地呵斥:“哎,我说你这个做妈的,怎么顽固不化呀?咋还是杂色米呢?你呀,今天是怎么背来的,还是怎样背回去!”
母亲似乎早有预料,双膝一弯,跪在熊师傅面前,两行热泪顺着凹陷无神的眼眶涌出:“大师傅,我跟您实说了吧,这米是我讨……讨饭得来的啊!”熊师傅大吃一惊,眼睛瞪得溜圆,半晌说不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