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轼装糊涂
1057年，意气风发的苏轼来到京城参加考试。这次的主考官是一代大儒欧阳修，他已经打定主意在他主导的这一科里，为国家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
当时的苏轼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答卷、交卷，考完了就四处逛逛，等待放榜。在判卷中，欧阳修发现一份卷子文采斐然，内容充实，文风很像自己的门生曾巩的，为了避嫌，他便把这份考卷取为第二名。然而到了放榜之日，他才发现自己搞错了，这不是曾巩，而是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就是苏轼。
考中的进士，按照习惯都要拜访主考官员，苏轼自然也去拜访了欧阳修。欧阳修跟他坦白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并向他表示歉意。想不到苏轼却毫不介意，这让欧阳修更加赏识他，认为以他这样的修养和才华，应该放在榜的最上面，也就是“出榜于人头地”才是。
之后，宾主开始了一番自由的畅谈，谈到最后，欧阳修想起了一个在他脑子里盘桓了很久的问题。他问苏轼，在你的试卷里有这么一句话：“当尧治理天下的时候，皋陶为法官。有一次，针对一批犯了罪的人，皋陶说，应该杀了他们，并且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然而尧却说应该宽宥他们，同样，尧也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天下人敬畏皋陶的执法严明，而喜欢尧的慈悲胸怀——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是出自哪本典籍啊，我怎么没有见到过？”
作为文坛宗主的大文豪欧阳修如此坦诚，搞得苏轼很惭愧，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当时顺手就写出来了，是我想当然的，没有什么典故。”欧阳修大笑道：“难怪我没有见过。”于是，欧阳修更欣赏苏轼的敏捷与机智。
苏轼可不是个信口胡说的人，他难道真是随便那么一忽悠？
实际上，这个典故出自《曲礼》：传统上，特权阶级是不受“宫刑”的，但有的法官不开窍。一个贵族犯了罪，该受宫刑，法官对国王说，要执行刑罚。国王说，饶了他吧；法官说不行。国王再说，饶了他吧；法官说，不行。你来我往很多次，最终，国王让步了（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饱览群书的欧阳修一时间没想起这个典故来，苏轼自然也就不敢直接指出它出自《曲礼》。所以，他才回答说是自己随便编出来的，为的是不让主考官难堪。可见，后人说苏轼这个人有一说一，也是不对的。苏轼也有装糊涂的时候。
阿龙辞典 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苏轼，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文人，又同属于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列，其他几人分别是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这八大家的文章写得好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几乎人人都做过官，绝大部分都担任过不低于相当于今天的市长的官职，像王安石做过宰相，欧阳修也算是准宰相。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可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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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谷穗低着头
为了不让欧阳修难堪，苏轼适度地撒一些小谎，这样既表现了他对欧阳修的理解和尊重，同时也体现了他的谦和。这样的人欧阳修能不喜欢吗？寓言故事讲：成熟的谷穗因为谷粒饱满，所以总是低着头的；而不成熟的或者长得不好的谷穗，反而是昂着头，一副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派头。这正很好地阐释了谦和是种美德。年轻时，年轻气盛是自然而然的，但也容易因此得罪人，这时，不妨学学苏轼吧。
2、 王安石出马
宋神宗是虽长在深宫、却有着远见卓识的皇帝，历朝历代如他这样的皇帝，屈指可数。一登帝位，他就仿佛看到一个老太太正走在乍暖还寒天的冰上，老太太就是他的国家——大宋。在他的时代，政府公务员比蟑螂繁殖还要迅猛，纳税人的钱财入国库，就被公务员以拿工资的形式领走。天文数字的军费养着宇宙中最庞大最饭桶的士兵，于是就有了每年都要送给辽国和西夏数额庞大的“救济款”的情况。
“必须要拯救大宋！”神宗皇帝这样想。但前提是得找到合适的出主意的人，他的秘书推荐了王安石。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早有耳闻，此人常傲然立于众人面前，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在仁宗朝，王安石曾几次三番不屑朝廷的任命，婉拒皇帝的邀请。王安石这时正在地方上任职，神宗皇帝邀请他来中央，也被他婉拒了，理由是，正生着病呢，不宜远行。神宗皇帝兴奋异常，坚信王安石必是栋梁之才。
王安石还未到，有人已未卜先知。宰相秘书吴奎说：“我和王安石曾是同事，他刚愎自用，喜欢吹牛，若被重用，恐怕祸乱朝政。”神宗皇帝不为所动，三朝元老宰相韩琦见神宗皇帝固执，就以辞职相要挟，结果，要挟没有成功，辞职却马到成功。临走前，神宗皇帝假惺惺地说：“你非要走，我也没有办法。你去后，谁适合坐你的位置？”韩琦懊恼：“陛下已有人选，何必问我。”神宗皇帝给了他一张老脸：“王安石如何？”韩琦无可奈何：“王安石学问有余，若做辅佐之臣，器量不足。”一阵耳旁风吹过，神宗皇帝让韩琦赶紧去办辞职手续。
在神宗皇帝的保护下，王安石冲破各种障碍顺利进入中央。神宗皇帝问他治国之道，君臣二人畅谈起来，这种温暖，足够让洛阳的牡丹花慢慢开放，也足够让仇人彼此相爱。
神宗皇帝欲富国强兵，不做娘们儿，王安石指出了富国强兵的唯一途径——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主要有这样几条：在富国上，开垦国内的废田（农田水利法）；只要户口是大宋的就必须交规定的税，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沃的耕地赋税多，贫瘠的耕地赋税等差减少（方田法）；农民种地可获得贷款，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那时的地主兼并贫农耕地后，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青苗免役法）；繁荣市场（市易均输法）。在强兵上：淘汰废物，训练精锐，创办民兵（保甲保马法）。
新法一出台，很多大臣都认为世界末日到了。副宰相（参政）唐介在朝堂上就说新法必不可行，王安石说必可行。唐介嘴巴笨，很快就败在王安石嘴下，神宗皇帝又偏袒王安石，唐副宰相气得死去活来，不久后，又气得后背长出脓包，居然一命呜呼了。
这些人为什么反对新法，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说明。比如方田法，很多政府官员都来自土财主世家，这些人把土地归为己有，用廉价的钱雇佣百姓种地，然后把收成分出微小的两份，一份给国家，一份给农民。王安石现在让他们按照土地多少来交税，他们当然不干。
再比如青苗法，农民可以贷款种地，可农民真的拿这钱去种地了吗？贷款利息奇高，贷一千，两个季度后要还一千三百。如果农民还不上怎么办，那公务员的工资怎么办，就没保障了。
又比如保甲保马法，神宗皇帝曾询问前外交部长富弼如何挽救帝国尊严，富弼的回答是：“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就差说，“愿陛下把军队都解散了吧”。
有这样一群人主持国家，王安石若能把变法进行到底，是无天理。
可以想见，王安石变法后来失败，这些人真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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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坚决不能做
在错误的地方出现一个正确的人，最常见的结果还是——杯具（悲剧）。指望一两个人来推动一个改革、达成一个大多数人都反对的目标，希望无疑是渺茫的。王安石在做的就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一般来说，这样的工作机会，能避开应尽量避开，人生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犯不着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跟它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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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是个好学生
神宗皇帝爱读书，知识渊博，并且热爱思考，有时听皇家教师讲课，听着听着就会问出很刁钻的问题来。苏辙曾经就说过：我每回给神宗讲课，都会出一身汗。给这样有见地的学生上课，可真是不容易。
3、 “家贼”
王安石变法，该反对的人反对，不该反对他的人也反对。比如他的好朋友吕公弼。吕公弼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想把王安石兜头一棒搞死，而是春风化雨，希望王安石能主动坦白变法是亡国灭种的罪行。时间一久，王安石很不高兴。他对吕公弼说：“你兄弟（指宰相吕公著）反对我，我很舒服，因为他够狠，够直接。可你反对，我就老大不高兴。因为你不软不硬，而且我们还是朋友，你若来，就来硬的，别软软的。”
吕公弼险些被王安石的一席话呛了个跟头，他非常不愉快地跟王安石道别，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就花费了几天时间写了一道奏疏，疏中认为：变法之事已经进行了很久，但效果却未见，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变法是否可行，是否应该废除。
这种奏疏在当年，有很多大臣提出来过，吕公弼依旧是老生常谈。但是，奏疏一旦送到皇帝那里，按照成例，就必须要经过讨论，讨论的结果肯定是神宗皇帝依然信任王安石，将反对者贬斥。可期间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于那些反对者而言，他们的时间非常充裕，但王安石没有闲嚼蛆的功夫跟他们扯淡。自然，王安石不希望有吕公弼的奏疏送给皇帝这样的事发生，而这件事也真就没有发生，原因是，有人把吕公弼的奏折提前偷出来交给了王安石。
这个人叫吕嘉问，是吕公弼的孙子，支持变法。王安石在变法开始时，设置了一个新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订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他本人和国防部长（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同时起用了一批有实际才干的新人参与和协助变法。吕嘉问一开始在三司条例司任职，市易法颁布后，他被调到开封所设的机构“市易务”，是变法派的一员得力干将。
这名得力干将是如何把奏疏送到王安石手上的呢？
原来，吕公弼在奏疏写好后，并没有立刻上呈宋神宗，这个人是个慢性子，性格不温不火，这从他反对王安石一事上就能看出。他把奏疏放在家里是想再斟酌一下。吕嘉问一般情况下是不来吕公弼家的，因为两人分属不同派别，一见面，先把亲情放在一边，争论的全是新法问题，一旦争论起来，最终都会不欢而散。但那天，不知什么原因，吕嘉问就来到了爷爷的书房，可爷爷不在，可能到别处去斟酌去了。吕嘉问自然地就看到了那份奏疏。看完后，他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爷爷还很“狠毒”，居然深藏不露。他立即把这份奏疏带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又飞快地将它带给神宗皇帝。结果就是，对王安石信任百倍的神宗很恼怒，当即把吕公弼调出朝廷，让他到太原做知府去了。
吕公弼在被贬后，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经多方打探，才知道原来是“家贼”吕嘉问搞鬼。此老儿似乎最恨这样的小偷，尤其还是亲戚，于是宣布吕嘉问为“家贼”，并将其永远开除出吕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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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孔老夫子绝对是一个老江湖，世事洞明，尤其对人情琢磨得倍儿清楚。意见不一样的两个人，就算是爷孙俩或者夫妻俩，肯定也整不到一块儿去，一开口讨论正经事，准会争个脸红脖子粗。但话说回来，“道”其实又是个很虚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北伐战争时，张学良带的东北军，跟张发奎率领的广东革命军打得血肉横飞，死伤几十万人，这“道”够不同的了吧。几十年后，两位白发苍苍的张将军，却坐在美国一起喝茶聊天，一笑泯恩仇。所以，也可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昨天关系最不好的两个同学，十年后工作了却是最要好的哥们儿；今天天天龇牙咧嘴的两个同事，以后不在同一个公司了，却可能成为彼此事业上最得力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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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世家
吕公弼家是北宋的一个大家族，父亲吕夷简，是仁宗时的宰相；爷爷做过法院院长，大爷爷叫吕蒙正，是太祖时的宰相；兄弟吕公著也是宰相。吕公弼自己后来也做了宰相。王安石和吕公著本来关系很好，曾经宣称：吕公著不当宰相，天下不太平。后来王安石变法，吕公著反对，王安石又大叫吕是奸人。
4、 边境线在哪儿
自“澶渊之盟”缔结后，北宋与辽和平了很久。但当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的时候，和平是不可能持久的。1075年，辽国派了外交官员萧禧来到大宋，要求重新划定边界。他提出的边界是山西北部的黄嵬山，按他的想法，黄嵬山以北为辽国所有，以南为大宋朝所有。有地图为证，北宋一旦同意契丹人的这个要求，就等于将辽国的边境线向南推进了三十多里。宋神宗和他的那些大臣不知道黄嵬山在哪里，可看到萧禧那副德行，就知道这个边境线肯定有问题。
宋人的传统是，一遇事，皇帝和大臣同时团团转。神宗皇帝转疲惫后，叫人去通知地方上的那批老臣，包括前任宰相韩琦、前任宰相曾公亮和外交部长富弼。神宗认为，这些人都和辽人打过多年交道，希望他们能老马识途，指条明路。
韩琦先给神宗写信说：“咱们精简军队，辽人认为咱们要出兵；咱们在边界种那么多树，辽人以为咱们是针对他们的骑兵；咱们在边界大修堡垒，辽人以为咱们要撕毁友好条约。所以辽人来是注定的，因为是咱们给了人家很多暗示。现在有一个计策，跟辽人说咱们没有非分之想，必要时可拿出实际行动证明。”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皇上应该举贤能（韩琦）退小人（王安石），让天下人心服。”最后才谈到正题：“边境线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但皇上不能轻启战端，他日富强了，辽人再如此胡闹，我们就收复疆土，以慰祖宗。”
接着，富弼和曾公亮也给神宗写了信，调调是惊人的一致：都希望神宗举贤能，不要再和王安石这样的小人混在一起；都希望神宗不要得罪契丹人；都不知道边境线问题。
宋人不能和契丹人动武，只能讲理，但不知道边境线到底在哪里，就没法和契丹人讲理。在宋神宗心急火燎时，有人推荐了负责起草诏令的沈括。沈括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他曾在著作《梦溪笔谈》中谈到石油，说这个东西将来肯定是人人疯抢的黑黄金；同时，他还是个地理学家。
沈括把自己的著作《大宋天下郡守地图》展开给萧禧看，并指出，当初两国按“澶渊之盟”划分边界，边界是白沟河，白沟河以北为辽国领土，以南为大宋领土，而黄嵬山在白沟河以南，是大宋的领土，不是辽国的领土。这一看图说话的方式让萧禧狼狈之极，因为他两手空空，没有自己的地图，更不知道黄嵬山的准确方位，在证据面前，他狼狈地回国了。
不久，沈括奉命出使辽国，确定两国国界的问题，辽国人作了充足的准备，画了几十张地图，试图让沈括找不到北。沈括在众多地图面前的确有点懵，但更让辽人懵的是，沈括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了木制的宋朝地形模型，从平面到立体都有，辽人不要脸的本事无法施展，只好放弃了对边境线的要求。
沈括回国后，宋神宗大为欢欣，于是就送给了那几只“老马”一句话：“不考本末，谈个鸟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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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