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本着“依靠组织、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态度，写了一些回忆、检查材料。他着重检查了“以市民阶级为盟主”的五四文学革命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同时对所谓“小集团”问题作了澄清，说明在《希望》的51个投稿者中，有将近一半人至今未曾谋面，不存在发展“宗派主义”问题。然而，连续召开的几次讨论会，都认为胡风的态度是“避重就轻”，一些发言抓住胡文字中一两句话随意解释，把问题提到“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硬要胡风在文艺思想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路线”。这就一再把文艺思想问题推演为政治问题。胡风拒绝承认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强加给他的“严重错误”，因而被认为是对他的文艺思想“始终不承认有任何错误”。于是，1953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虽然承认胡风的政治上“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但却认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篇文章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接着，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长文《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系统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这两篇文章作为前一阶段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总结，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胡风感到林默涵、何其芳赖以批判的“理论”，“要在已经陷入困难情况的文艺实践上产生严重的后果”，认为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个人问题的性质”，但是，当时“只准检讨，不许分辩”的政治氛围，又使他不能就此公开发表意见。这就是胡风后来所说“把我推到绝路上了”。为了明辩是非，遂产生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上书申辩与建议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根据中匡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文学艺术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要以文学艺术的方法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逐步增强及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胡风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文联委员，他看到大会反映出近两年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现象愈益严重，以致不能不把反对这种倾向列为大会的中心议题，这就使胡风更感到自己对文艺实践潜伏着危机的预测是正确的。会后不久，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路翎连续发表多部有影响的作品，但很快又被各种报刊、会议批评为“歪曲”了志愿军的形象，并又把它与胡风的文艺理论观点联到一起。这种境遇使胡风向最高领导层申辩、请求理解和帮助的意念日渐迫切。事实上，周恩来1951年底有一次约胡风谈话时，也曾说过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的情况，希望胡风写个材料给中央，谈谈对文艺的看法。胡风决定适时地履行中央领导人对他的要求。
1954年2月，《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发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社论。胡风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这是到了全面清理文艺工作上存在的严重危害团结的现象的时候了。从3月到6月，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朋友们的支持、协助和参与下，胡风写成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并于7月22日按正常程序面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请他转呈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
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全文共27万余字，一般通称“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依次为：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与的意见。在作为报告主体部分的理论说明材料中，胡风首先以“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为标题，集中辩驳了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三个基本论断和三个原则性结论。 第一个基本论断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胡风说这是对他1937年写的一篇强调文艺实践的文章的批评。而得出这个论断，实际上是完全割弃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实践的要求，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1937年，要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首先”“具有”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那就只有或者完全取消文艺运动”，“吓退了作家，堵死了作家在实践上参加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道路，因而也就堵死了作家在实践上走向以至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个基本论断确认，“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是不可能分裂而只能是一元的”。胡风论证这是把哲学概念机械地搬弄到艺术创作上来，与俄国“拉普”派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是“铜墙铁壁，滴水不漏”的“死硬”公式，很少有作家能在实践上受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导。
第三个基本论断确认，“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是有阶级性的”。胡风论证现实主义是文艺上的唯物义主义认识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现实主义，是不能当作意识形态本身划分阶级成分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可以打破作家的“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使其作品的内容达到高度的现实主义真实性。
鉴于林、何文章有三个原则性结论，即：第一，胡风的错误是“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二，胡风片面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的是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三，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胡风针对这三个结论作了大量的驳论。他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能在最大的限度上动员作家参加实践的广泛的概念”，“只要是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多少有人民解放的感情要求的作家，随处可以吸取人民的痛苦和渴求”，都能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对此不能用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先验的概念”来作“死硬的裁决”。关于“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说这一向是界定在具体内容里面的，即文艺的特殊性及任务是写人，表现人，由此写出“人生的真实”，因此作家须有“和人民痛痒相关的胸怀”，“主观精神”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离开人民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要求和写真实的艺术要求，企图把“主观精神”做成一个“主观唯心论”的断案，就是取消创造实践的基本规律，否定或闷死实践。关于党性原则，胡风认为不能抹杀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脱离空间”地“设定和论断问题”；实践中从来没有抽象的党性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一定是代表了并通过人民大众的立场表现出来的，“割弃了人民大众的立场”，空谈所谓“工人阶级立场”，只能是“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的“清教徒”式的抽象概念，实际上是脱离历史和政治、取消实践和党性的，只能使“党的、人民的文艺事业一定非要更加枯死不止”。
胡风在“意见书”中还论辩了“关于生活和实践”、“关于思想改造”、“关于民族形式”、“关于‘题材”’等一系列具体论点上的分歧及其在文艺实践中的后果。在全部论列理论与事实的基础上，胡风把问题的关键归结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主观主义”及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宗派主义”。论证了文艺界领导的主观主义理论“在解放以后用党的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采用的又俨然是代表党中央的口气”裁定是非曲直，“用使群众不能表示不同意见的“行政命令的手段”造成“极其顽强的宗派主义”。为此，胡风痛心疾首地提出一个尖锐的见解，即“在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式的文艺批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概括地说，这“五把刀子”是：
第一，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路子……胡风认为，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第二，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第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第四，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胡风认为这就使得作家在沉重的复古空气下无所动、无所言。第五，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主义”的被动机器，完全依赖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直至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五把理论刀子”的概括，凝聚了胡风对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原则”与领导方式的深刻剖析和强烈愤慨。他迫切期望改变现状，强烈呼吁“放弃完全违反了创造规律的理论统治权，放弃完全否定了文艺特质的对于作品的判决权，放弃完全堵死了作家的成长道路的领导方式”，以便使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恢复元气，和现实历史底伟大而急剧的发展相就，达到它应该能够达到的高度的成就”。在“意见书”的最后，胡风并没有停留在对文艺现状的剖析和个人文艺观点的申辩上，而是积极、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了改进文艺领导工作的建议，特别从文学运动的方式、基础、原则、步骤以及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工作方法及党的领导作用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和参考意见。
总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融入了胡风及与他相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共和国、对共产党、对人民领袖的忠诚、信任的希望，其最大的期待是求得最高领导层“对于当前文艺运动底任务和方式取得基本上的共同认识，奠定党中央主动的领导地位，发挥创造潜力，能够把创作实践和思想斗争在最大限度上向前推进”。
阵线的“混淆”与“分明”
从1954年10月起，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派在各个学术领域的代表人物、批《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的浪潮，突发地扩展到全国。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及有关负责人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文艺界领导在一系列文艺现象上的漠然态度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一信息的传出，使胡风在焦急期待中看到了希望，自认为这是中央领导层对他们“意见书”的“回应”。特别是《文艺报》曾多次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现在被指责为以贵族老爷态度对待“小人物”，压制新生力量，这对于胡风来说不啻有力的鼓舞。他不甘寂寞，要通过对《文艺报》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他遭受多年压制的文艺理论观点。
11月7日和10日，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作了两次批判性发言。他指责《文艺报》对胡适派代表人物妥协投降，却对阿垅、路翎、鲁藜等新生力量无情压制，基本上是“从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态度和思想方法出发”来臧否作品，“被这种庸俗社会学所武装，批评家就‘自我膨胀’起来，不把作家当成战友或劳动者同志看待，有时候以政治教师的面目出现，有时候以技巧教师的面目出现，当然，最厉害的是以下判决词的法官面目出现。总之，是要你按照他的公式，按照他的法则去写”，直至“采取了把作品简单地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这一划就把作家划得不能动了……”在这次会议上，路翎也以作协理事的身分发言，他列举自己的作品受到粗暴对待的事实，证明文艺批评家们“充满了‘左’的激情”，“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从而“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