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俄国和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反动的统治阶级，极端敌视革命，是革命的凶恶敌人。希特勒侵占东欧以后，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大都投降了希特勒，组织傀儡政权。东欧各国解放后，一部分资产阶级逃跑了，一部分则留在国内破坏捣乱。俄国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敌视苏维埃政权，以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和破坏回答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针。因此，在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能够取得显著的进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它们有矛盾，因此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参加民族民主革命，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在抗日战争中一般没有同敌伪政权合作，许多爱国资本家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除1927年以后许多人一度附和蒋介石反革命外，在大部分时期内，同我们党有合作的历史。全国解放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又拥护共同纲领、拥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在恢复国民经济，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以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使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我国的和平改造仍然不可能取得成功。
第三，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建国以来我们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针对它们的两面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以必要的工作安排，并且对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使他们在大势所趋不能不接受改造的形势下，感到有出路、有好处，从而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了强大的政治、经济的优势，有了对方的条件，如果我们党的政策不对，不是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仍然不可能顺利实现。
历史上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建党之初到遵义会议之前，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政策都没有解决好，都犯了错误。陈独秀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革命性的一面，鼓吹“二次革命论”，主张中国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充当“抬轿子”的角色，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1927年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主观原因。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它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1928年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白区工作的战略方针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打倒一切，主张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实行了许多极端的“左”的政策，如过左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打击中间阶级，从“左”的方面取消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使工农孤军奋斗，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些都是痛苦的经验。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走上胜利发展的轨道。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历史上两种极端的政策倾向，制定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既反对从右的方面、也反对从“左”的方面取消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成功地争取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我们党不但继续保持同民族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且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又同它们建立了经济联盟，照顾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合法权益，对他们实行赎买。这样，就使阶级本性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有可能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国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以上三条，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大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我们党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政策，是缺一不可的。主要依靠这三个条件，我国得以胜利实现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并改造这个阶级成员的伟大事业。
一、我国和平改造的主要经验
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我们党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成功地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方面的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八条。
第一，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途径，而公私合营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和主要环节。实践证明，我们抓住这一主要环节，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成功的。 第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和分散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很少，大量的是落后的中小企业。因此，在扩展公私合营的方式上，必须采取个别公私合营与按行业公私合营相结合的办法，不能只吃“苹果”，不要“葡萄”，只要大的，不要小的，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按行业统筹安排，逐步改造。
第三，要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国民经济是有机的整体，不论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或私营企业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在国营、公私合营与私营之间，工商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全面规划，统筹安排，逐步前进，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协调地有计划地向前发展。反对只要国营，不要私营，只要大户，不要中小户，嫌落后、怕麻烦的片面观点和甩包袱的做法，反对急躁冒进、四面出击、挤垮了事的“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做法，只能造成社会失业，增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对国家、对工人阶级都是不利的。
第四，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互相促进。
资本主义企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两份遗产，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不能只要企业、不要人。我们党历来坚持双重改造的方针，即不但要使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而且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这两方面的改造是互相促进、不可分离的。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的关键，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根本问题。轻视这方面的改造，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对企业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利的。
第五，必须贯彻赎买政策，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才能减少阻力，促进自愿，增添助力，调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我们对资产阶级的赎买，不是由于国家拿出一笔钱一下子购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采取“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逐步地加以赎买。从建国起到1966年采取定息的17年间，国家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给资本家的利润共达30多亿元，作为赎买的代价，超过了他们原有的企业资产。显然，这不是什么半赎买，而是十足的、完全意义的赎买。此外，对企业原有的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在人事安排上，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在工资福利方面，原有的高薪不动，生老病死予以照顾。所有这些，也是一种赎买。党的这些政策，有力地推进了对企业和对人的改造。
第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两种联盟，互相促进。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又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和优点。我们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克服农民对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有利于促进和发展工农联盟。同时，我们依靠工农联盟，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断绝资本主义经济的原料来源，促使资产阶级不能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1955年10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工农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第七，要发挥民建会、工商联和工商界进步骨干的积极作用。
民建会、工商联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深厚的历史联系，并且拥有一批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骨干。它们是联系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又是在我们党领导下向资产阶级人们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纽带和渠道。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举凡重大的方针政策，我们党都经过各种会议或个别座谈的方式，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取得他们的密切配合，通过他们向工商界和家属进行宣传教育，发挥了有益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