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深情地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重，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呢?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分子，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他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必然会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高度重视根据实际可能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
1955年11月，周恩来就曾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的状况，应当说，“比抗战时期好”，但“比抗战前差”，就其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官员的工资比较，现在除极少数教授的工资同司局长差不多外，其他的只相当于副司局长甚至更低。这都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因此，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这件事将由党中央直接抓。
基于以上认识，周恩来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问题，指出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在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强调：如果他们“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在周恩来的过问和主持下，1956年6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有了普遍的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253元提到345元，增资幅度为36．4％。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措施，为掀起“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科学技术战略
鉴于科学对于国力盛衰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我国科学技术又很落后的现状，周恩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
怎样做到这点呢?
周恩来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确定正确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据此，他以世界战略家的眼光和恢宏气魄，在《报告》中提出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要在12年内，即“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为此，他指出：我们将要制定的从1956年到1976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最短缺的而又是国家建设的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最短缺的而又是建设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应该说，这一决策，是现实的、突出重点的明智之举。
为了真正有效地实现这一决策，周恩来强调：国家除了拟定一个大规模的培养干部规化外，还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政府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再就是“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等。“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认为，还应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向。他强调：我们“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倾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同样存在着。他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周恩来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提高了声音，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富有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兴奋而持久的热烈掌声。
周恩来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是对会议的最重要的贡献，成为会议的两个基本议题。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周恩来所作的《报告》，普遍感到知识分子确实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今后应该努力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采取其他各种积极措施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次会议1月20日闭幕。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远景规划
为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周恩来首先抓了有关具体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指示、决定等文件与材料的修改定稿，以及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这是一项细致而又必须做好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部门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
1956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进一步确认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有关政策。在周恩来的过问和指导下，这以后，针对党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所存在的6个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出有关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通知以及典型材料。
——这年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这年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会后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和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f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试验用地、研究经费、工作时间等)，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国务院《通知》除规定由新成立的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个应由有关单位办理有关事情的目录，要求有关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同时，中央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会同国务院专家局，在本年内有计划地检查了高级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10多个部委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到这些部门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通过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进行访问等形式了解了情况，总结了成绩，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
以上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工作的开展。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纷纷召开各种会议，成立有关办事机构，有效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安排使用、政治与生活待遇、入党等问题。而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他们则普遍感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会后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已经使过去较为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受到严厉批判和很好清算，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充分肯定，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也正在改善中。现在是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热潮，同时掀起一个“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的高潮。
为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周恩来所抓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制订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计划。
在科学规划制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性问题。周恩来总是以他可贵的领导科学事业的高度民主的作风，特有的考虑复杂问题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决策时的战略家的干练、明确、果断，及时妥善地处理和解决了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据当时参与科学规划制订工作的武衡回忆，在规划制订过程中，负责规划制订的10人小组曾向周恩来做过多次汇报。当汇报到基础理论的发展时，规划小组曾提出一个“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周恩来听取大家意见后，略为迟疑了一下，提高嗓门说：“那么还有一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将怎么办?”又说，是不是再补充一个基础科学的规划?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原来56项重大任务中又增加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由此扩展为57项。此外，又在这个基础上专门制订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
周恩来能够在科学规划的制订过程中，发现他人未能发现的问题，并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性意见，是他虚心向内行学习，较为熟悉自然科学的一般情况，并能站在战略家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的结果。
在周恩来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在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具体领导下，1956年12月我国《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顺利诞生了! 《规划(修正草案)》共确定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又挑选出对全局有决定性意义的12个重点，在人力、物力上优先给以保证。另外，对于某些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采取了特殊的紧急措施。比如为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再加上当时并未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两项绝密任务，总共是6项紧急措施。这6项构成了我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正是这6项紧急措施，为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突破尖端技术，使原子弹、导弹腾空而起，奠定了基础。
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有意识惯性的影响，以及当时国际政治风波的消极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在我们党内未能获得稳定的持久的支持。
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后不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又开始把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并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
到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中共党内一些领导人的认识发生这种逆转后，周恩来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只能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继续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上。这一做法，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制约下所能做到的最好选择。
正因为如此，才使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的种种规定和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学非所用、使用不当的现象有了明显的改观：他们5／6的业务工作时间基本上得到保证，并给许多专家配备了助手和辅助人员；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购置图书资料的费用有了较多的增加；高级知识分子得到普遍增薪和晋级。此外，继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医务和文艺工作者。这些措施的有效贯彻，提高和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但是，随着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发生逆转，相当一部分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伤害和摧残，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上“左”的错误也随之蔓延开来。
1960年冬，党开始纠正、清理前几年的“左”倾错误思想。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1956年所确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需要继续坚持。这月中国科学院提出纠正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科学工作14条。
在这个基础上，为了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问题，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者会议上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月底，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指出：“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两次讲话，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且从根本上恢复了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
由于我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努力，由于周恩来等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某些偏差后，仍能继续采取某些积极的实际措施来维护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还由于我国科学规划瞄准的是世界先进水平但又实事求是，即方针正确，措施具体有力，组织落实，原定时限为12年完成的科学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大都提前5年即到1962年就完成了，使中国科学事业有了极大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一批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问题，大大地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我国科学研究机构也由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技人员由18000余人增加到86000余人，初步改善了我国科学力量薄弱的状况。1963年开始执行新的全国科学发展10年规划，后因“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熊华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