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盖子”后，举世震惊。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于是，带有毛泽东鲜明印记的《论十大关系》出台了……
1956年初，毛主席刚从杭州归来，我去向他汇报工作，偶然谈到，现在少奇同志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没想到，毛主席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对我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我当然乐于承担。没有多久，汇报就开始了。这个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有34个部委的汇报，是毛主席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四个年头的一次重要的调查和探索，直接为他提出和论述十大关系问题提供了主要的资料。
调查和探索的目的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34个部委汇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首先是少奇同志听取各部委的汇报。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少奇同志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精神之后，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这个谈话从12月7日开始，到1956年3月8日告一段落(5月以后，少奇同志又约新华社、高级党校和检察院等单位谈)。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当时逐日编出的《中央大事记》载，前一段共约谈了32个部委(包括国务院直属局)。日程是：1955年12月7日国家建委、城建局，8日和10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9日中央农村部，12口煤炭工业部，13口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14日地质部、石油部，15日建工部，16日重工业部，22日计委，27日地方工业部，28日纺织工业部，29日轻工业部，30日手工业管理局，31日财政部，1956年1月2日粮食部，3日商业部，5日外贸部，6日农产品采购部、人民银行，7日劳动部、全国总工会，26、27日计委，2月16日铁道部，17日交通部，18日邮电部，21日民航局，3月5日高教部，6日教育部，7日卫生部，8日文化部。
其次是毛主席外出调查。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主席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除在杭州修改《高潮》一书的序言外，从保定、邢台开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调查工作。
接下来才是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这个汇报按“口”的顺序进行。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才由各部汇报。从我们重工业“口”开始。具体日程是：2月14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管重工业)，15日电力工业部，16日石油工业部，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机部、城建局，22日二机部，25日重工业部，26日石油工业部，27日地质部，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2日地方工业部，3日轻工业部，4日手工业管理局；5日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管交通、邮电)，6日铁道部，8日交通部，9日邮电部、民航局；13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15日农业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业部、气象局；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26日商业部，27日外贸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8、19、20、21、22日计委。《大事记》中没有劳动部汇报的记载。劳动部于7月7日向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按照这个记载，34个部委，指的是29个部委行局加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这个汇报同少奇同志听取的汇报不同的是：只限于政府财经各部委办局，不包括下放文教口各部和中直机关(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广播事业管理局于3月7日到10日，向中央报送了详细的书面汇报的提纲)。听取汇报的，除毛主席外，有时有周总理(参加次数较多)和陈云、小平同志以及书记处其他同志。国务院三办和建委的汇报，以我为主，各位副主任作补充。我作为汇报者，也作为这个汇报的具体组织者，共参加过20几次。重工业口各部、轻工业口各部、交通口各部的汇报我都参加了。
再接下去，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3月中旬，正在34个部委紧张汇报期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邀集李富春、李先念、贾拓夫、王首道同志和我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准备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要我们分别拟出工业、交通、农林水、财金贸等各方面的汇报参考提纲。工交方面的汇报提纲是由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这三个单位于5月2日后合并为经委)共同拟定的。各方面的提纲拟好并由计委汇总，3月30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中央通知，发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立即着手准备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时间来京汇报。这个汇报于4月下旬开始。到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十大关系时，已邀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开了四天的汇报会；在这前后，中央还收到广东、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辖市委给毛主席的书面汇报材料。
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李富春同志向毛主席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一书面汇报。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也雪片似地飞向中南海。
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现举2月15日这一天为例。这天早晨9时40分开始，刘澜波同志向他汇报电力工业部的工作，13时左右结束；17时20分，毛主席去勤政殿，会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团；19时10分，会见结束，回到颐年堂，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听汇报劳累，除了时间紧凑，“连续作战”以外，还因为我们一些经济部门整理的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有一次，听一位部长同志汇报，他紧皱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是不是自己要留一手!”“半个月来的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继《高潮》按语之后，对我们经济部门的文风又一次尖锐的批评。
我在本书第16篇中说过，毛主席把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听取34个部委汇报，看成是他建国后的两次调查。两次调查仅隔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前一项调查已经艰苦备尝。为什么事隔一个多月之后，又要花大力气，专心致志地进行这么一项大规模的“汇报工程”?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本身和后来有关的讲话，已有明确的说明。《论十大关系》讲话，一开头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58年5月1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60年6月18日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
从听汇报到论十大关系
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就提出过：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重视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重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的等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毛主席概括十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毛主席2月14日听我汇报国务院三办工作(即34个部委汇报的第一场)时有一段开场白，讲的是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他说：“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曾希圣意见最多，对商业部很有意见，对不批准他们办肥料厂很有意见。看来是要有点约束，否则岂不是无政府状态?你们条条住在各地的机构，有没有不接受他们监督的地方?”“你们大家都来自地方，到中央就讲中央的话了。讲也要讲，但要让他们监督”。听各部委汇报时，毛主席有许多生动的插话。这些讲话、插话无疑是他后来构思十大关系的思想火花。 例如，关于重视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的问题，他在听取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汇报时，就明确指出：“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重工业部门都积极抓，你们也积极搞。你们有理由，要有些霸道”。在谈到机械工业部门不能满足轻工业部门对机械的需要时，毛主席说：“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你们干起来，将来交出去也好。”在谈到农业部门供应的烟叶等原料质量下降时，说：“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门作斗争。”在汇报到由于考虑国防安全的缘故对沿海工业要采取限制发展方针时，毛主席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有的同志好象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建新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