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封是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的信。信写在一份谈话记录上，记的是东欧一位党的干部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过去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的反映。毛泽东的信说：“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以后，陆定一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八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李汝祺教授参加这次座谈会后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登在《光明日报》上，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给胡乔木写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并将此文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是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简明而深刻的概括。
毛泽东展开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宣传会议期间，中宣部汇集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共33个)。印发供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参考。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划了许多圈圈道道，还作了若干简短的批注。
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允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不许怀疑吗?”
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
这些批注，有重要的思想内容，表现了信心和气魄，对那两篇讲话，是重要的补充。
回顾30年，人们都感到，1956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探索，在思想上收获十分丰富的一年。进入1956年，预计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当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子，已经摆上我们的工作日程。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更引起我们以外国经验为鉴戒，去思索我们的社会主义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不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我们自己在过去七年中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和不很成功的经验。请看：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经济和科学文化落后状况的讲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关于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号召向科学进军的讲话，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双百方针的提出，7月周恩来《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9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执政党建设的报告，陈云在八大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有主体、有补充的体制的发言，还有这一年中已在逐步酝酿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和翌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里提出了多少重大和新颖的理论问题!所有这些探索和创造，都是为了形成一套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1957年3月毛泽东曾经表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表达了全党和全人民的愿望。
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是1956年的探索和努力的继续和发展。
1957年以后，历史经历了严重曲折。其间也有积极的经验，而错误东西的积累终于导致十年“文革”的内乱。1956年的许多努力，或遭批判，或被扭曲。代价是沉痛的，教训是深刻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了解1956年的思想理论财富，接续1956年的努力；另一方面更要研究1956年的努力未能贯彻下去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今天的努力有更高的自觉和更新的开拓，并且坚持到底，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社会主义国家。
(龚育之刘武生)
“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
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了。陆定一同志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于光远同志的《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论述周详。于文说，在建国初期，“百家争鸣方针也有酝酿”，不过怎么“酝酿”的，文章没有说下去。据我从侧面所知，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得比较早，而且很明确，仅就回忆所及，略加考证，记述如下。
前年——1984年春天，《历史研究》杂志召开座谈会，庆祝刊物创办30周年。主持会议的同志要我讲几句话，我讲了一条意见，希望刊物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说它是毛泽东同志对创办《历史研究》这个刊物第一次提出来的。根据是什么?在会上讲了我所知道的事实经过。
1953年10月间，当时有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在文津街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和其他与加强历史研究有关的事项。参加会议的有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尹达、刘大年和黎澍。郭沫若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讲话。记得他说，最近中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由他负责，一个是语言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胡乔木同志负责。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对于办刊物，经过讨论，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作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我和尹达负责。陈伯达这时对我和尹达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但有两点，陈伯达没有明白地讲；(一)这次开的会是否就是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集会?(二)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会上谁也没有对这两点提出询问。《历史研究》发刊词是郭老亲自写的。我和尹达在郭老家里就写些什么内容作过讨论，没有提起陈伯达的讲话，发刊词里自然也没有“百家争鸣”的话。知道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为创办《历史研究》提出的，我记得那是两年多以后的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康生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其中举的一个事实，是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毛主席提出的。1953年10月陈伯达在科学院召开的那次会议，由黎澎同志负责记录，事后并曾整理成文，油印分发与会者。我手里那份记录，在“文革”中才散失。
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同志听到我的发言以后，认为这个问题重要，应该并清楚，希望写个东西。后来文献研究室派刘武生等两位同志来专门调查。我谈了经过。要他们查档案，找出语文字根据。两年多过去了，没有查出结果。人证当然还可以找到。一是记录者黎澍同志。他说，陈伯达在会上怎么讲的，记不准了，但在会前，陈确实对他讲过，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一是龚育之同志。他说不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1957年3月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给康生递条子，说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可是，许多事实证明，回忆、口述往往靠不住。回忆可以谓之“献”，不成其为“文”。文与献两者缺了一条，“文献不足征”，死法定案。
今年5月中旬，也就是报纸上发表文章纪念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的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在档案中直到了线索。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陈伯达在讨论“讲话”中发言，说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他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他——陈伯达在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上传达了这个方针。这是当时的记录，应当算是文献了。同一天，毛泽东作讨论总结，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开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宣布《论十大关系》的内容。在讨论之后，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毛泽东这两段话，历史问题决议的注释本介绍过了。关于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情况，查档案的结果是：1953年(月、日不详)，中央决定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3个委员会，责成中央宣传部提出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1953年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三个委员会的名单上报。1953年8月5日，中央批准3个名单。至于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至今没有找到不过核心问题已经是解决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陈伯达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在历史研究委员会上讲的，没有正式指出名字，在怀仁堂大会上递条子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都说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事关重大，陈伯达不可能随便讲，而且再三重复。至于这个方针是对办历史刊物讲的，还是对历史研究委员会讲的，它本来是一回事。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措施之一，就是办《历史研究》刊物。第二，头一次提出“百家争鸣”，并且作为一条方针，是在1953年8月5日以后，10月初以前。因为陈伯达讲得很明白，请示方针，是在委员会成立以后；而传达方针，则在10月初第一次委员会上。第三，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看来最初并没有赋予这个口号以后来全面讲双百方针那种重要意义。而且百家争鸣，后来解释也几经变化。但不管如何追踪，“百家争鸣”作为一个方针的历史，它的起头，是在1953年秋天。
何以首先在历史学问题上，而不在别的问题上提出百家争鸣呢?有它的背景。郭沫若与范文澜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他们对中国奴隶制封建制的分期，主张不同。他们的书在读者中又都很有影响。以前郭在蒋管区，范在延安，各说各的，到北京以后，讲论著文，近在咫尺，彼此难免要作些答辩。他们的主张又都各有赞成者。1950年，《新建设》等刊物上已经有一些文章讨论和争论这方面的问题。中宣部胡乔木等同志，也主张范老修改《中国通史简编》。1951年春天，开过多次小型座谈会提意见。范著就是这时决定重新写过的。范主持一个研究所，但主要只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科学院成立时，中宣部曾提名范为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执意辞谢不就)o古代史争论很大，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强领导，有明确方针。百家争鸣不从其他方面，而从历史学问题上首先提出，就是直接来自这个背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来历就远不止于此了。它是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国内外科学、文化争论的全面、积极的反映。
“百家争鸣”作为科学工作方针，意义深远。这里只叙述它的最初来历，有何意义，要另外去讨论。
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促成了百家争鸣方针的诞生。怎么估价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想顺便说几句。中央宣传部上报的委员会成员名单，共11人：“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现在广州)、吕振羽(现在沈阳)、翦伯赞、侯外庐(现在西安)、刘大年、尹达(人民大学)”。毛泽东的批语，指定陈伯达担任委员会主任。在“吕振羽(现在沈阳)”项下改“沈阳”为“长春”，显然他看得比较仔细，对人员情况了解准确。吕振羽这时担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校址在长春，不在沈阳。说也奇怪，名单上有胡绳，而且就在高级党校，但两次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就此事问胡绳同志，他说不知道有这回事。1954年秋天，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主要是决定由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近代经济史资料。严中平等同志编辑的几部资料书，就是这时开始的。1955年，毛泽东提出标点《资治通鉴》、《廿四史》和改订杨守敬历史地图，我们一些人参加了工作，但与历史委员会无关。委员会成立了两年多，做的工作却很有限。陈伯达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委派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我也没有好好搞，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向中央报帐，他倒是说了实话，没有好好搞。当然也就报不出象样的帐。1953年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如果正式传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历史研究》发刊词肯定要写进去。究竟起多大作用，不敢说，至少不至于事情刚刚过去30年，就要来对它作种种考证了。我所闻所见的如此，等待新的材料来验证。
（刘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