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国内地位与威望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也是日渐高升。毛泽东开始思索退居二线，公开为邓小平、陈云“拉票”是否真有此事?为什么“八大”政治格局能影响中国政治长达几十年?
迟到的盛会
1956年9月，正当北京的金秋季节，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又是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仅六年时间就取得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时刻举行的大会。因此，从中共普通党员到高层领导，无不表现出一种喜悦和自豪的心情。
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55年春天才正式提出来的。这时，距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七大，已整整十个年头。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讲话中说：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议事
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7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毛解释说：党的代表大会，10年没有开了。当年头5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5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同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o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规定。 鉴于中共七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3年召集一次。而从1945年举行的七大到1956年已相隔11年之久，因此，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八大未能早开的原因向六中全会专门作了说明。他说：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到1956年召开八大，相距11年。应当说，相距时间是很长的。但是，必须指出，八大迟未召开是有原因的。1945年到1949年这4年，我们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3年，我们全力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巨大工作，并且紧张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斗争。这7年中间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接着在1953年下半年，经过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于是先后通过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今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显然地，在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这样重大事件之后，再来考虑召开八大问题，无疑是更为适当的。在这几年中，党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宪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中，有了更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经过整党建党，审干，总路线宣传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实际斗争教育，党的组织更加团结和巩固，党员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实际上对党的八大作了更为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今天看来，八大开迟了几年固然是个缺陷，但无论从政治上或组织上说，1956年召开八大将会开得更为完满一些。
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通知：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56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
指导思想的转换
关于八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从1955年冬到1956年春，是有明显变化的。
作出召开中共八大决议的七届六中全会，是以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所谓右倾载入史册的。在从上至下反右倾的氛围中，由农业合作化带头，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先后掀起热潮。由此，毛泽东产生了以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来推动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为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向八大的报告，刘少奇从12月7日开始，找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个别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在此期间，毛泽东从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然后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找地方干部谈话，作调查工作。此后，从2月14日开始，毛泽东用一个多月时间，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工作汇报，对工交、财贸、农林水、科教文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2月14日，正是苏共20大开幕的日子，会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思考。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急过快的要求，如提出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他认为：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日空，二日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另一方面，他又相当地注意了苏联犯过的错误，强调要以苏联为鉴戒。例如：
——在谈到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毛泽东批评了苏联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 ——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毛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100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却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
——在谈到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时，毛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
——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时，毛说：斯大林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
——在谈到党内是非关系时，毛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老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正是在总结自己的经验同时吸取苏联的教训的基础上，经过中央集体研究，毛泽东在同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这样，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就由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来推动一切工作，转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当年8月30日举行的人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
这次大会的目的，大会的宗旨：总结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推翻过来，推翻过去”
关于八大文件的起草，在十年动乱中曾有过一种说法，即是刘少奇背着毛泽东搞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根据七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八大议程，最主要的准备工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1956年4月21日，邓小平草拟了这两个起草班子的名单。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真、康生五人审阅后，刘少奇在这两个名单上批示：如政治局同意，即照此办理，交邓小平处理。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邓小平、谭震林。
政治报告，早在1955年12月就开始分工起草。12月中旬陈伯达写出了引言和第一章。12月15日由刘少奇签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26位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经过8个月的逐章起草，同时送中央领导修改，再由起草委员会汇总。1956年7月初政治报告第一稿(初稿)写成。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毛泽东先后12次对政治报告稿写了批语和修改意见。9月11日，毛泽东在一份修改稿上批道：
少奇同志：
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
总理改本，用后请送伯达，因为里面有批语处，需请伯达再修改的。
此外，请将已定稿的各部分(帽子及一至四)立即印成一本，于今日发给所有代表，每人一份，并附通知，请他们收到即看即加修改，于9月12日下午送回中央。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四时半
关于八大党章的起草，邓小平指示中央组织部先拿出初稿。中组部组织了一部分同志，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章、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和一些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的党章，根据我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实际隋况，经过反复修改，写出了草稿。然后，由安子文主持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进行讨论修改，形成初稿提交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毛泽东在审阅邓小平1956年8月5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时，在第37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后面，加上了“和总书记一人”。9月10日，毛泽东对再次报送他的党章草案修改作了修改，写了批语。对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稿，他在8月27日的批语中写道：
退邓小平同志。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第23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请考虑。
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毛泽东在8、9月也多次审阅，进行修改。9月13日，他在报告稿的修改稿上批道：
周总理：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十一时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七中全会对上述各项文件进行讨论。在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文件的修改问题时说：刚才主席讲了，先提大势，先提方针『生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毛泽东插话：不仅是大势，也包括细节、文字)凡有意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批。接着，刘少奇又说：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草稿，很抱歉，向全会提出的这个草稿是个毛稿，没有搞好，9万字很长。中央有个起草委员会，进行了工作，现在没有搞好，至少没有完全搞好。这个槁子是很多人写的，不是一个人写的，因为今天一定要印给大家，所以就编辑一下，凑合拢来，有点应付味道。长了，要加以缩减，刚才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3万字，我看得有必要，请大家看一看。
可见，整个八大文件的准备，是经过中央集体，尤其是中央领导核心多次研究、反复斟酌的。所以，在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说明我们是有民主。不管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