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一个公认的学者文人，《红楼梦》研究权威。谁想到“红楼一梦”两百年后也“咸鱼翻身”，成为政治的“代言人”，并把俞平伯也搅了进来。两个“小人物”发现了阶级斗争，得到“最高领袖”的首肯，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政治运动又开始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
《红楼梦》作为中国近代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历来受到学术研究者的关注。对它的各种不同评价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并共同构成了一个专门学问——“红学”。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在此之前的一般称为“旧红学”，此后的则为“新红学”。“旧红学”中的主要流派是“索隐派”，即主要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的具体人物和事件，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实事，极尽穿凿附会；或者是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单纯的政治小说，认为写的都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满汉斗争，为了推求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的“底本”，不惜滥加猜度臆测。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拟驳了“索隐派”的种种谬说，开始采用新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特别是对作者曹雪芹和他的家世以及历代各种版本作了周密的考据。通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得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的新结论。胡适1921年写成《红楼梦考证》，俞平伯1922年写成《红楼梦辨))这两部书当时并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俞平伯作为“新红学派”的肇始者，与胡适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在出版《红楼梦辨》以后不久(1925年)，俞平伯就曾表示不同意胡适的“自叙传”说，认为《红楼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雪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而流于“索隐派”的窠臼。此后，俞平伯的“红学家”的声名一直不减。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胡适在政治上依附国民党而逃离大陆，俞平伯便处于大陆红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得到有关方面的推崇。俞平伯新版《红楼梦研究》发表后，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1953年5月出版的第9号，向读者推荐这部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其中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俞平伯应报刊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其中一篇近十万言的《读红楼梦随笔》，于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另有《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于《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这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文章共三节，分别论述和介绍了《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及著书的情况。
“新红学”在批判“旧红学”的过程中形成，以其进步的研究方法战胜了“旧红学”而自成一派，在校勘、考订及至追根溯源、对作品的艺术鉴赏和思想倾向的评价等方面，均颇有建树。胡适提出的“自叙传”说，总起来比“索隐派”更接近作品的实际，注意到了作者的经历、思想与作品的关系，也是学术上的一个进步。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新红学派”仍然没有从各种谬误中解脱出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或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方法，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评价《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何更好地继承这笔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红学”继续发展的一大课题。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也要求通过像新旧“红学”交替时期那种必要的批判、扬弃，使“红学”逐步走向现实主义典型论的科学之门。正是这样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把两个“小人物”推到了“红学”论争的前台。
1 954年，两位初涉文艺研究领域的青年——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先写信问《文艺报》，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9月号发表了李、蓝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该文着重批评俞平伯贬低《红楼梦》的“反封建现实意义”，宣扬《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是一部“怨而不怒”的书等“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指出《红楼梦》“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了曹雪芹对“本阶级必然灭亡”的预感，写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不是坠人命定论的深渊，而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他全部制度的深刻的憎恨。”文章严厉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因而得到了一系列“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结论”。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在有关方面引起不同的反响。9月中旬，当时在文化部文艺处任职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拿着这篇文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予以转载，以期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及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周扬等认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不同意转载。后经折衷，指定在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第18期上全文转载。《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出面会见了两位青年作者，商谈了文章的观点及编辑事宜。冯雪峰并为转载该文写了编者按，指出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不难看出，这个按语的用意是在基本肯定李、蓝文章的基础上，倡导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以求得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名著的科学认识。
10月1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专栏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该文批评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中所持的“自然主义的主观主义见解”，认为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自然主义(作品)来评价，而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滥调”，即符合胡适所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文章说俞平伯与胡适的目的也许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这里第一次把俞平伯同胡适直接联系起来批判。《光明日报》专栏编者按肯定了作者试图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这个由两个“小人物”挑起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尖锐的学术争端，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特别重视。毛泽东通过江青这一特殊渠道，了解和关注事情的发展，抓住了这一偶发事件，从中透视出重大的“政治意义”。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有关方面领域人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直接干预了这场争论，由此发动了一场远远超过原来学术批评范围的政治批判运动。
导火索连通的政治意向
毛泽东采取给中共中央最高层次领导人写信的方式，发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看法，其政治涵义非同寻常。这封信开宗明义就点明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实质，即李、蓝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了他对有关方面处理李、蓝文章的态度的不满。他说，“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的文章几经周折才得发表，却未被重视。本来有人(即江青)“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接下来，毛泽东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况几乎是相同的。” 在这里，毛泽东重提1951年涉及电影界、教育界的那场批判风云，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他对近年来诸如此类的文艺现象总是被漠然视之的状况十分不满。他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毛泽东在信的结尾里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这封信所表达的政治意向是极为鲜明的。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只是一个导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标则直接指向胡适，发动批判运动的意图也是清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的影响。这个大的政治背景和意图，是和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脉相承的。这封信当时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就向文艺界、理论界宣布了信中的基本精神，并通过报纸宣传媒介传向社会各界。
首先是《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署名钟落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10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第三篇文章《走什么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比起前两篇更多地带有了政治批判的色彩，激烈地抨击“新红学”的实质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指责俞平伯在解放以后新的政治条件下，“却把旧作改头换面地重新发表出来”，“而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断言俞平伯“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它在中国学术界中间借尸还魂”。文章特别点明“有人对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工作备加赞扬，这就使俞平伯所继承的胡适的反动思想流毒”，“在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得以“挣扎”。这些文章都紧扣了毛泽东信中所强调的“政治主题”。
毛泽东在信中对“大人物”阻挠“小人物”的严厉批评，使当初曾对两位青年的问询“置之不理”的《文艺报》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人民日报》副主编袁水拍署名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辞斥责《文艺报》编者(即指冯雪峰)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屈求全”，对唯心论观点“容忍、依从甚至赞扬”，对青年作者、“小人物”则阻拦、压制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这样由中央一级党报公开“质问”中央一级文艺领导机关刊物，自建国以来是第一次。实际上这是根据毛泽东的亲口指示而采取的超乎寻常的做法，以便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到足够尖锐的程度。毛泽东审阅了这篇“质问”，还亲笔加了一条：‘《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去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在有这样大来头的“质问”下，《文艺报》主编冯雪峰非立即公开检讨不可。
11月4日，《人民日报》登出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承认在处理李、蓝文章问题上，一是没有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思想斗争，表现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投降；二是贬低了李、蓝文章的战斗意义和影响，同时又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生力量，因此感到“责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自责“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不满意冯雪峰的检讨，在发表这篇检讨的报纸上作了多处批注，说冯雪峰不是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深潭里了”；说他不是“缺乏”马列主义战斗精神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说他不是“不自觉地”轻视新生力量，而“应该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说他“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等等。最终确定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这封信的传达、学习和贯彻，在整个文化学术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紧急召集会议，对照毛泽东的信进行思想检查，布置开展批判运动。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迅即邀集全国著名专家教授，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指出在古典文学领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从10月底到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等问题，展开讨论，统一思想，提高对这场斗争意义的认识。总之，整个文化学术领域在极短时间内都紧急动员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