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分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的谈话，着重强调要扩大斗争的范围，即“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这番谈话，最准确地反映了最高领导层发动这场运动的主旨和意图。
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混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第八次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确认《文艺报》的主要错误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新的编委会，并责成中国各文学艺术家协会和所属各地分会以及省市文联所属机关刊物，都根据这个决议的方针检查并改进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总结性发言，把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进一步概括为“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他检查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没有充分地展开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去”，结果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这表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为此，提出必须坚决地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准备有计划地对胡适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以便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遗毒彻底地肃清。郭沫若还谈到了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也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而这种批判，是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有所区别”的。这样一种政策性说明，本意是想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但又把一场思想批判说成是“对敌战斗”，这就已经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随着批判运动不断发展，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相互混淆的情况愈益严重起来。
总之，由《红楼梦》研究问题引发的思想批判运动，从上到下向全国范围推开，其来势甚猛，涉及面甚宽，先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刊文章及讨论会、批判会形成对俞平伯的政治性围攻，接着将运动引向对胡适唯心论及其在各个学术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全国各报刊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其中有129篇由作家出版社编入《红楼梦讨论集》，共4集，约100万字。这些文章集中论述《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的倾向，深刻暴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深刻揭示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这些文章着重批判俞平伯承袭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割弃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否定作品的现实主义性质，用繁琐考据把人们引向不可知的迷津。具体说来，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谓“自传说”，否认了《红楼梦》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面貌的艺术概括，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抹杀了这部著作是作者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封建社会进行解剖的典型意义。
第二，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和“钗黛合一”说，否定了作品深刻暴露封建社会种种罪恶的积极意义，把互相矛盾的两个人物形象调合在一起，抹杀了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态度和爱憎的倾向性。
第三，所谓“色空观念”说，否认作品写的是现实社会的人生悲剧，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反映和缩影，从而抹杀了这部杰作的现实主义特色。
第四，所谓“脱胎于前世作品”说，曲解了文学的“传统性”，牵强附会地推测作者的“模仿性”，否认了作者的独创性，从而贬低了作品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价值，等等……
这些具体观点的批评，单独抽出来应该说带有学术批评的性质，但事实上它们都是与全国规模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融为一体，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就势必造成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不清。在一哄而起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中，很少有人去划分也根本划不清二者之间界限。由于确认主观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对唯心论的批判是一场“迫切的对敌斗争”，本来属于学术观点范围的问题，就被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来批判。比如周扬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第八次扩大联席会议上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就指责俞平伯考证和评价《红楼梦》，“也是有引导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说俞平伯的文学见解“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封建的”。
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王若水、周汝昌、张啸虎等人的文章来看，有的称俞平伯歪曲、贬抑《红楼梦》的阶级根源是“五四”以来“洋场绅士的本色”，其目的“在于散布民族自卑感，为帝国主义的‘文明’和‘理论’张目”；有的论证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封建士大夫立场”，认为他的“封建阶级立场、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趣味主义的研究态度和形式主义的主观的研究方法，与封建统治阶级与帮闲文人金圣叹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则断言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买办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按其思想本质来说，这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一种具体表现。”更有甚者，有的文章则把俞平伯发表论著一事，牵强附会地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认为俞平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刻，抛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货色，这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是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配合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抗拒”和“反抗”，等等。总之，胡乱上纲，乱扣帽子，成为这场批判的一大特色。
这一类随意上纲的批判，在形成对俞平伯的政治性围攻当中具有相当的分量，起着某种“定调子”的引导作用，使得一涌而上的大量批判文章，处处都要上到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个纲上，又把胡适派“新红学”的唯心主义学术观点，统统看作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就不能不混淆学术观点与思想观念的界限，进而又混淆思想认识与政治立场的界限，也就很难谈得上批判的郑重性和科学性，结果只能是对俞平伯的“红学家”地位一笔抹煞，对他在《红楼梦》的“辨伪”、“存真”等方面的功绩一概否定，在精神上造成对俞平伯及老一辈专家、学者的伤害，不利于学术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
斗争向各个学术文化领域扩展
以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冲开突破口以后，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在整个思想界的流毒和影响。为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推举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由郭沫若为主任，决定从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点、中国文学史观点及其他等9个方面开展批判和讨论。从1954年12月底到1955年3月，由这个委员会主持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讨论会，共举行了21次。这一期间，全国各地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判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8册，收入文章150多篇，约200多万字。
这些文章集中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包括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和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及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和反对人民革命的反动立场；批判了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征”的治学方法及其反科学的历史观；批判了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中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以及繁琐考据造成的危害，等等。这些批判对于清除胡适思想中的毒素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运动一哄而起，把对胡适的思想批判确认为“对敌斗争”的特定环境下，批判与斗争的正义性大大超过了应有的科学性，对于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复杂影响和作用，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是没有把他的学术上的独特贡献同他反动的政治实践严格区别开来，因而造成对胡适形象的扭曲，似乎他仅仅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封建地主与买办阶级的混血儿”、“美帝豢养的从文化方面侵略中国的走狗”，从而抹煞了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强调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为此，提出必须在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及其他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大约500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树立唯物主义的思想，并规定采取演讲的方式进行宣传。这实际上是配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思想文化战线的总动员，掀起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高潮。与此相适应，批判运动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如文化社会学方面，批判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文化观”和“乡村建设运动理论”以及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在教育界，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医药卫生界，批判贺诚“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工程建筑方面，批判梁思成“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设计思想；在文艺界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等等。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将批判运动扩展到各个领域的做法，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及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并认为在学术上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就决不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许多有关部门上挂下联地寻找各自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做法愈益发展，一方面在反对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象崇拜的口号下，鼓励和提倡批判学术“权威”；一方面对认为是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这样，就不可避免牵涉到知识界许多有名望、有影响的人士，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从而伤害了一批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否定了他们既有的学术成就和对科学文化事业的贡献，挫伤了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断探索的进取精神，实际上在学术文化领域设置了人为的障碍，阻滞了国家和社会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总起来看，由于对过渡时期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规律性缺乏清醒认识，由于对文化学术领域多方面、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政治运动方式来处理，1954年到1955年由两个青年的学术批评引发的一场空前规模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结果是不成功的。它不仅没有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取得预期的切有实效的成绩，反而造成理论科学研究中的行政干预现象不断强化，公式化、教条化倾向日益严重，失去了学术发展所必需的民主气氛和自由争论的环境，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失常，并为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
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到对俞平伯这一类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所幸俞平伯作为《红楼梦研究》的作者，在受到批判之后检查了自己学术观点上的错误，得以继续在北京大学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和校订工作，在他的后半生又写了关于《红楼梦》十二钗的文章，力图用新的观点进行研究，并在原有基础有所前进。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纪念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对俞平伯的学术生涯和1954年的那场批判，作了历史的评价。胡绳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胡绳特别指出，俞平伯早在20年代初对《红楼梦》进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针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胡绳强调，对于学术领域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
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公开为俞平伯平反，也是对这一类历史教训的郑重总结，即只有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才能团结一切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这是国家进步的希望所在。
（庞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