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文艺创作出现了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新民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在教育、科技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在思想工作中严重地泛滥开来。例如，河北省徐水县谢坊村在群众中开展了放“思想卫星”运动，即展开群众性的思想“大检查、大评比、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用这个办法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规定一个月评比一次，三个月发射一次“思想卫星”。放“思想卫星”有15条标准来衡量。这种作法曾当作“先作经验”在全国加以推广。结果成为群众的灾难，也是对思想文化工作的破坏，大大损害了党和群众密切的关系。
“压缩空气”
在“大跃进”高潮和全国基本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情况下，10月间，毛泽东和一些负责干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天津杨村，召集了一些人召开调查会。会上，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汇报说，徐水县建立了共产主义新村，实现了全面供给制。他还具体讲了两个劳动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给制的情况。1个家庭夫妇俩是强劳动力，非劳动力只有1个，2人养1人；1个家庭6口人，只有1个劳动力，1人养5口人，尽管劳动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计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3份，后者可得6份。毛泽东听上述汇报后，当即表示，这样一来，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劳动力强的贡献大，得到的报酬反而少。毛泽东还说，这样一来供给制不会给我们的生产带来好处，反之会带来坏处。随后，毛泽东从河北省沿着京汉线往南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农村继续调查。与此同时，有的同志在河南的遂平、武修县等地进行调查。从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人民公社确实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现象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因此，从1958年冬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先后召开了七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体制，一定程度制止了“共产Ixl"’的泛滥；二是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标的歪风。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党中央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纠正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决定中规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万～3000万吨，要求在这一年超过英国。这个决定是在对“粮食过关”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作出来的。那时误认为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达到7000亿斤，在此基础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达到10500亿斤。按此标准做到的话，粮食便完全过关了，大搞钢铁便无后顾之忧。这种认识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要唱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压低指标。他还说，今年翻一番，1070万吨，是冒险计划。结果6000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专门研究1959年钢产指标问题，要把原定2700万吨的指标降下来。只搞1800万吨行不行?毛泽东提出：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次会议决定降低钢产指标。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内部定为2000万吨。粮食产量降为7000亿斤。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
在1959年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北京会议上，打算再降低指标，但阻力仍然很大，人们头脑还冷不下来，不肯压低。当时，也没有提出一个更为恰当的数字来，结果这次会议没有再降低指标。到4月间，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去年12月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指标又再作一次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是对外公布的指标，而内部定为1650万吨。粮、棉指标不变。这样算定了下来。但是，毛泽东仍不放心。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陈云都没有出席。从1958年以来，陈云对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从上海回京后，便请陈云专门对钢产指标是否能够实现作调查研究，请他核实1959年钢产指标的任务。为此，陈云同李富春、薄一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1959年钢产指标应落实为1300万吨，钢材为900万吨。5月，将此建议交中央常委讨论，政治局为此专门召集会议，会上，陈云作《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发言，政治局通过了上述意见。随后，陈云给毛泽东写《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的信》。经过这一调整。1959年钢产完成达1387万吨。实践证明，1959年压缩指标是正确的。
9个月来，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错误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主要是没有根本转变“左”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在全盘肯定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是很有限度的。例如，虽然提出要压缩空气，但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虽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留或继续制定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了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措施；虽然放慢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速度，但仍强调用10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渡，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头条的重要标准。总之，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
庐山会议，包括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前期即从7月2日至7月23日，中心是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调整指标，总结经验教训。庐山会议的后期即从7月23日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开始，到会议结束为止，以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