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在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执行总路线中的一些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准备经过会议讨论，形成会议的文件《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毛泽东对这19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强调指出，认识客观规律；要安排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5个字，这是关系到6亿5千万人民安定的问题等等。根据上述问题，分组进行讨论。7月4日，刘少奇在小组讨论时发了言。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7月6日，朱德在小组讨论时也发了言。他认为，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调对形势要统一认识，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对形势的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他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作了估计，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是9个指头的问题。总路线根本不会错；高级合作社也好，公社也好，与苏联不同，都能够促进农业增产而不是减产。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简单来说，就是3000亿吨钢，基本建设1900项，粮食增产1倍，办公社风，这4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他还驳斥了右派否定一切的谬论，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他还一再坚持要办公共食堂和保留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对高指标仍有保留。这些主张和看法，在当时一部分高级干部中也同样存在的。从这段共产?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农民欲富，要使之富起来。关系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刘少奇、朱德这些意见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在讨论中，有一部分同志对纠“左”问题、对形势、对成绩估计有不同的看法，要继续大炼钢铁、大办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那一套。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讲话时，强讨论中，看出党内存在明显的不同观点和分歧。到7月14日。大会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给大家讨论，这时，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更趋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深感一部分同志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纠正不力，为此焦虑，于是，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这就是著名的“万言书”。他陈述了对党的工作的意见。信的内容基本是正确的，方式方法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他的看法也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的认识和愿望。
从7月16日开始，重新分组讨论彭总的信，讨论中分歧意见更为尖锐。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不分什么说，无非是讲一塌糊涂。我劝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动摇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他对彭德怀的信中讲到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判。这个讲话明显地支持了那些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而对支持和同情彭德怀的那部分同志显然是一个打击。会议的方向由此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了。
庐山会议后期是以后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所谓“右倾反党集团”为中心内容。8月2日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认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这个讲话和他在会议期间批发了一系列的批语，为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进行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调子。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作出错误的结论和处理。
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和全党范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内生活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经济工作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中断了。在前一段时间内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现在又被重新肯定下来。
“跃进”难以为继
在八届八中全会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原材料供应紧张，上半年工业生产完成情况不好；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生产年景不好等等，对1959年4月上海会议确定的指标作了调整，主要工农业生产项目指标均作压缩。但是，自开展“反右倾”运动以后，在10月中、下旬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时，对此作了不公正的指责，认为是一个“小小的马鞍形”，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吹冷风”。要坚决把反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建设就追加了投资、追加了项目。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八年规划的初步设想))o这个《设想》指出：今后8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任务：“加快建设，在工农业生产持续跃进”。《设想》提出了1967年各项工农业生产的指标：“钢6000万吨至7000万吨，煤10亿吨左右，粮食1．2亿斤到1．6亿斤，棉花1．2亿担至1．5亿担”。《设想》还要求“工业建设在今后8年内仍然要贯彻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8年内建设大型钢铁厂(年产100万吨以上)大约有28个，中型钢铁厂24个，特殊钢厂26个，近10个专业钢厂，小型钢铁厂88个等等。“八年内，农业生产的基本任务是：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跃进基本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要求到1967年，按照不同地区分别达到一亩一头猪或一人一头猪”。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总结1959年的经济工作、制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提出了要在8年内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说人类历史100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
上海会议后，1月30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报告要求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跃进。随后，同年3月底，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年国家预算》，通过并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次会议通过的《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同前两年相比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是主要指标安排均比上年有所增长。这种安排同当时已经露头的国民经济困难是极不相适应的。
特别应当指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在粮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同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经委、建委3党组的《一九六。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安排报告》，同意把1960年的钢产指标由1840万吨提高到2040万吨。这是不顾实际可能、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决策。随后，国民经济困难日显严重，到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中，把1960年钢产指标由2040万吨，降低为1900至1950万吨。尽管8月14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到1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再次把1960年钢产指标由1900至1950万吨，降为1860万吨。尽管当时粮食奇缺，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一再强调钢产量一吨也不能少，要继续“大跃进”，要炼“争气钢”，要作为政治任务，保证完成。全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在年底使钢产量达到1860万吨。
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大跃进”运动，持续3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地投入这场同自然界的战争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然而，由于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决策，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全国泛滥，国民经济秩序混乱，各种比例失调，损失和浪费惊人；又加上遇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严重自然灾害；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导致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和严重困难。“跃进”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党及时决定实行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机。
（陈雪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