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郑州而武昌而上海，毛泽东一直在纠“左”，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极端做法，但根本指导思想仍是一味维护，“不动摇”，其结果当然是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毛主席在“大跃进”的高潮中
提出要“压缩空气”
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左”而不犯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这既说明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也说明了人们对“左”的危害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人，重温这段历史，我想是会有助于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的。
1958年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9月、1O月达到巅峰。它的出现，固然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甚了了的状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这之前，自上而下地层层发动；批判反冒进、“拔白旗”、“插红旗”、“大辩论”，其结果是指标越提越高，头脑越弄越热，以致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地泛滥开来。 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主席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了下来。为了弄清真实情况，10月13日至17日，他外出视察，14日，在天津约黄火青、黄欧东、吴德、林铁、万晓塘等同志谈话。15日。约林铁、万晓塘、吴德、欧阳钦、黄火青等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16日，约彭真、陈伯达、林铁、万晓塘、张春桥，保定地委书记，徐水、安国、唐县县委书记等开会，讨论人民公社问题。17日，先在杨村约刘子厚同志谈话，稍后在天津又约河北省委、天津地委、保定地委和唐县、安国、正定县委主要负责人开会。通过接触，他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19日上午，毛主席两次致信陈伯达：“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23日，他电告正在河南的陈伯达：“你们调查研究卫星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26日，同吴冷西、田家英同志谈话后，28日再次电告陈伯达：“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11月2号或3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这期间，他在北京又同周总理、陈云同志以及彭真、陈毅、李富春、簿一波、王鹤寿、赵尔陆等同志交谈。10月31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途经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每到一地，都会见了当地省、地、市、县委负责同志，同他们交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地方负责同志的汇报。尽管这些调查对象，不少人思想上尚未摆脱“左”的束缚，还不可能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但通过接触，取得感性认识，仍然是有用的。
11月2日至10日，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继2日下午在专列上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委书记谈话后，3日下午，毛主席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丹、张德生、张仲良、林铁、陶鲁笳、曾希圣、舒同等9位省委书记汇报时，开始向党的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他说：10月钢产量720，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有人抓了。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要让社员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4日下午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同志关于议论十年规划文件时，毛主席说：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我们要参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5日，柯庆施同志到会，汇报了上海市思想混乱的情况，毛主席问：上海有没有200万人人心大乱?柯答：恐怕有百把万。又问：干部有没有30％怕“共产”?柯答：恐怕还没有30％，是少数的。毛主席说：县以下恐怕没有，省一级，大城市，我看恐怕有。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同志反映：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主席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也混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在议论到“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时，毛主席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不去赶美，只赶英国，并风趣地对李富春、王任重同志说：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叫你们当左派，世界上一点右派没有也不行。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在谈到产品调拨问题时，毛主席说：调拨跟商业交换不同，现在还是要等价交换，将来共产主义的产品交换，现在还办不到。要区分两种全民所有制，这是个客观规律，不能混同。9日，在审议《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时，毛主席批评了这个文件避开商品问题，说：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以及在座诸公，都是避开这一点的。我就想写上去，当一点右派。这可能触犯许多人，因为许多左派实在不愿意。他们是竭力想把这方面缩小的，就是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接着说：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小平同志插话：商品和工资是关联的，统统都是供给了，商品也就很难交换了)。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为了澄清思想混乱，同日，毛主席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认真读一点书。当然，书本上也未必能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读与不读，毕竟大不一样。尽管斯大林对“商品”的认识，最后也只是觉悟到“城乡”交换问题而已。10日，毛主席提议将《郑州会议纪要》改成《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因为这都是一些政策问题。下午，他又亲自向到会同志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大跃进搞得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睡不着，还是想搬斯大林，企图对一些同志进行说服工作。在谈到商品交换时，毛主席指出：
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产品跟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产品进行交换。农民在中国是一个海。现在还是个农民问题。许多同志觉得，农民现在忽然变得跟无产阶级一样，或者更高，农民现在是第一，而无产阶级呢?变成二哥了。我们有一些同志在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碰到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了。
我们有些同志昏了头脑，以为快要上天了。看起来是国家要什么拿什么，实际上要拿，那是痛心得很的。中国有个河南省，河南省有个修武县，修武县有个第一书记，据田家英同志跟我讲，他现在考虑了两个问题，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第一条，怕灾荒的时候不能发工资，国家不能给补路。全国这么多公社，你有了灾荒，不能发工资，国家来给你发工资?第二条，是丰产。一宣布全民所有制，你是不是把我拿去了?全民所有制，产品所有是属于全民，就得拿。这个同志是想事的同志，不那么冒进。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上午，毛主席致信少奇、小平同志：
建议在北京在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并再参加若干同志的范围内，在这几天内，开三次至四次会：(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指《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编者注)，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是否可行，请酌办。我认为省级也应这样做，讨论上述同样的两个问题，也应当只是当问题提出，征求意见的性质。如以为可行，请以电话通知各省。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推类。
11月13日至19日，在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多次的学习和讨论。
毛主席继续在河南、湖北作调查研究。11日，约许昌、洛阳、新乡、开封地委书记和鲁山、商丘、信阳、禹县县委书记谈话。12 H，会见中南海机关下放在荥阳劳动的18位同志，并再次约许、洛、新、开四地委书记谈话。13日，离开郑州，在遂平，与县委负责人和崦岈山区委书记谈话，在信阳，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14日，途经孝感，与省、地、县委书记及长风公社、五店公社书记谈话。15日，到达武昌。16日、17日，与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同志商谈。19日，约见武汉、黄石市长，与黄岗、襄阳、荆州、宜昌、恩施、孝感地委书记谈话。20日，先约周小舟、陶铸、李井泉、陶鲁笳同志谈话，继与陈云、小平、彭真、杨尚昆、王任重同志谈话。
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整个说来，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并没有。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还是不能速。我不相信那个9000亿(指1958年预计粮食产量——编者注)，搞到7500亿斤我就满意了(事实上，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编者注)。10年内需不需要4亿吨钢?心血来潮一想就搞了这么一个数目。《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毛主席表示，他最怕犯冒险主义错误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公开表明自己的这种看法，批评“务虚名而受实祸”的现象，认为整个说来，大家还没有能够认识、掌握和熟练地运用客观规律，并承认包括他在内，犯了“冒失”的错误，这是很不容易的，因而尤为引人注目，这对于压缩当时“左”的空气，降低人们头脑发热的热度，其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大跃进”就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反冒进的声浪中兴起来的。然而“大跃进”发生后不到半年的事实，就已经证明不按规律办事，“急急忙忙往前闯”的冒进之路是走不通的。革命战争之中，怕犯冒险主义错误，经济建设之中，同样也怕犯冒险主义错误。在这里，毛主席虽然仍未说1956年反冒进是正确的，但我以为1958年的实践已经再次检验，那个反冒进是对的和必要的。
在毛主席讲到1959年钢铁指标是否定在3000万吨时，我插了一段话：现在这种形势，6000万人，搞一个大运动，这样搞下去，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可是造成了各方面这么个紧张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明年这样搞，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提出一个“定点”，是两种用意：把基地定下来，不是马上形成什么，而是赶快定；那些合乎条件的就把它保存起来，那些不合乎条件的就收兵回营，不要搞了，人就可以撤下来一些。老这么拖，各方面的矛盾太突出了，棉花也不能收了，吃的也不能运了，出口的东西也不能够集中了，什么东西都供应不上。我讲到这里时，毛主席说：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我接着说：钢，北戴河向主席保证的1100万吨，现在从数量上来讲，还是可以达到，甚至可以超过，但是从质量上，把内容加以分析，情况就大变了，1100万吨钢，大概把18个重点企业，把造机械的铸钢，把地方上的好钢加上，不会超过900万吨，我估计是850万吨，还有250万吨土钢，还轧不成瑚在所需要的材料，假使明年要搞到3000万吨，概念是增加两倍半达到三倍半，那是相当紧张的。毛主席说：要总结经验，你搞这么一点铁，这么一点钢，要6000万人，我们中国究竟有几个6000万人?这个总不妙吧。是不是这样，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l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风趣地说，唱戏拉胡琴，转那个东西转得太紧，它就有断弦之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21日下午，李富春同志主持中央部委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1959年钢铁等指标的安排问题。初到武昌的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李富春、赵尔陆和我，谈明年钢的指标定多少?富春同志说：有同志说定3000万吨，我看2500万吨是可能的。尔陆同志说：我看1600万吨也就不小了。最后，我说：内定1800万吨，公布1600万吨。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11月23日，他在武昌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指标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是2700万～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一次是决定性的，问题是办得到办不到。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