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旧账要不要算?毛主席于3月30日、4月3日分别在陶鲁笳、王任重、谭震林同志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
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
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小队要不要有部分所有制?3月17日，毛主席在致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的信中提出： 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茄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经过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的讨论，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中，作出了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为了提高这一级组织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这样，人民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际上就退回到了原来的高级社或部分初级社的规模，问题也就较．好地解决了。
降低钢铁指标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也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因此，钢的指标成为党中央、毛主席关注的焦点之一。八届六中全会时，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同志觉得还是难于完成，为慎重起见，建议以不公布为好(这个建议没有及时反映给主席，毛主席直至4月2日上海会议期间才知道陈云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返京后，1959年1月上旬，曾找陈云同志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同志，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2月1日，陈云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1月初，总理、小平叫摸一下计划，富春8号回来，10号开始讨论。在钢的问题上，一种认为可能，一种认为困难，我在计委、财经小组发言，都对困难看得多了一些，后跟主席反映过，说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在讲了这些话后，接着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一番。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2月15日，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问题的说明。根据计委的测算，要确保2000万吨钢的任务，需生产2700万吨铁，开采9000万吨以上的矿石，而现有生产能力仅5000万吨，扩建后可提高到6800万～7000万吨；需4000万吨焦炭，也就需要6400万吨洗煤，而现有机械化洗煤能力仅2000多万吨，机械化炼焦炉的生产能力仅900万吨；完成2000万吨钢的运量是6．2亿吨，而现有铁路运输能力约5．7亿吨。原有轧钢能力是900万吨，按1400万吨的轧钢任务，需新增生产能力500万吨，这就需要增加261套中小型轧钢机和98套大中型轧钢机。
2月24日，我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冶金、机械、煤炭三部生产情况和计划安排的汇报提纲，反映了钢材、设备分配不足的情况，建议中央召开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并由负责同志挂帅，下去督战(因为计划是中央和各地共同商定的，国家经委不能改变计划，故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3月9日，中央批转了我的报告，指出：今后工业生产发生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责成国家经委负责解决。由于洗煤、炼焦、矿山设备、电力设备和运输设备等薄弱环节没有及时调整，计划完成情况并不理想。
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3月25日晚，我给毛主席写信，报送《当前工业战线上的形势》的发言提纲，讲了一季度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执行情况，预测了年度计划的三种可能(全面完成、基本完成、出现比例失调)，对轧钢机安排不落实作了检讨，建议二季度按重重急急排队，缩短战线等等。26日下午，我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编者注)，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什么(指基建项目——作者注)?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这时周总理机智而风趣地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主席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总理说，这句话就是决心。小平同志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3月28日，李先念同志作《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在毛主席讲话之后，小平同志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现在提出一个计划问题，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中央、地方都觉得有些问题，主要是肩膀上的担子重得很，感到为难。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总的情况就是原材料不足，又主要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接钢材1400万吨(加100万吨进口)来订的计划，王鹤寿讲，即使搞到2000万吨钢，钢材不会超过1200万吨，加进口95万吨，不到1300万吨。问题摆得很明白，即使1500万吨钢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险。大家一致赞成这样一个办法，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想把我们的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包1800万吨。保重点，冶金部18个企业，是1200万吨，赵尔陆的企业是100万吨，吕正操的企业是40万吨。不下这样一个决心，计划有危险。
毛主席、周总理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4月2日，少奇同志主持会议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小平同志说：经过中央三委(计、经、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究竟能搞多少，从冶金设备、焦煤、采矿等方面考虑，今年只能搞2550万吨铁。最后核定钢的数字是1640万吨。即使搞不到1800，搞1600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钢材1100万吨也比去年增加80％，也并不丑。会上，周总理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
4月4日，李富春同志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指出，决定把原来2000万吨钢的计划调到1800(好钢1650万吨)，基建投资原安排360亿元调为260亿～280亿元，项目原安排1500个，现削．500个，剩下1000个。少奇同志说：1650万吨，还有很多问题，如煤、矿、专用线、调运，需要有很多措施。武昌会议的2000万吨是比较困难达到的，要努力争取1800万吨。
4月5日，毛主席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从工作方法的高度，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等重要问题。据我的观察，大凡在我们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矛盾以至偏差、混乱现象比较多的时候，毛主席常常就要向大家讲工作方法、讲领导作风、讲唯物辩证法。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工作中出现这些情况，往往是与我们的同志工作不细、不扎实、不了解下情、想当然、搞片面性，不讲方法论，不讲唯物辩证法，密切相关的。这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和重视。
八届七中全会后，李富春同志和我，又召开了两天会，4月15日，我们两人向毛主席写了《关于今年钢铁生产问题给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主席在七中全会上对我们的指示和批评，我们还在进一步思索和检查。我们的心情是沉重中包含着愉快。沉重者是工作没有做好，愉快者是思想比较开动了。这半年来，特别是武昌会议以后，我们的脑子有些僵了，总往好的一面想，在许多问题上摸得不深，材料掌握不确，抓得不狠，少谋无断，以致在计划工作中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
毛主席的确比我们计高一筹。七中全会后，他并没有满足于钢铁指标已经作了压缩，对压缩后的指标能否实现仍然放不下心。他委托陈云同志进行研究。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根据上海会议拟定的二季度分配钢材250万吨的方案，由于生产上不去，只有205万吨可供分配的新情况，责成中央财经小组在研究钢铁指标时，分成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于是，陈云同志连续听取了冶金部的六次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一次，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各一次)，经过认真的计算和综合分析后，5月11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 “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5月15日，陈云同志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主席的信中，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钢材定为900万吨太少的说法，勇敢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从1949年下半年起，我就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做经济工作，长时期的共事，使我深深感到，他常常在关键时刻，对经济工作提出真知灼见，是与他平时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反复思考、论证分不开的。以这次落实钢铁指标为例，陈云同志是这样论证的：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生产一吨铁需要三吨半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现有19个中型采矿企业，全年可采铁矿石800万吨，现有214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全年共可采铁矿石1000万吨，以上大、中、小三类企业合计，可以生产铁矿石7100万吨，能够运出的是7000万吨。炼一吨铁，平均需要一吨半焦炭；炼一吨焦炭，平均需要一吨半洗煤；一吨洗煤，平均需要两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生产1 950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可生产550万吨，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2000万吨。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如能如期建成，可以生产1000万吨，尚缺1000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关于耐火材料，全年需各种耐火材料420万吨，需原料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萁余80％基本卜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要运输炼焦煤9000万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500公里，铺设轻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陈云同志在作了这样周密的分析之后，才得出结论：“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