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孙子在如何治军问题上强调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也就是文武兼施，赏罚并重。
“文”的手段，在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的同时，还包括爱护士卒和奖赏士卒。但是，孙子在强调要“视卒若爱子”的同时，还告诫：如果士卒对将帅已经亲近依附，但却不能执行军纪军法，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打仗的。言下之意，将帅对士卒不能放纵。“武”的手段是以军纪军法约束士兵，使士卒畏服。但孙子同时又指出：将帅在士卒亲近归附之前，贸然处罚士卒，士卒就不会顺服，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用来打仗的。言下之意，使用“武”的手段，也要掌握住分寸。
战争要求铁的纪律。治军之要就在于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赏罚作为治军的手段，要让士兵都懂得履行职责的重要；同时要教育兵士，使之有自尊心，有责任感，有义务感，有自信心，激发将士的自觉性，使部队获得最大战斗力。
类似“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提说，古人多有叙述。《礼记·杂记下》记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是说宽严相济，张弛有节，是文王、武王的治国经验。如此说明，处理好张弛关系，从来都为政治家、军事家等视为重要大事。
戚继光是明朝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
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闰十月，他诞生在世代将门之家。父亲戚景通，文武全才，品学兼优，曾任神机营副将。因公正爱国不愿同流合污，请告还乡。戚景通课子严格，希望儿子将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戚继光少时刻苦学习武艺，博览群书，学业大进。
明嘉靖年间，倭寇窜扰中国沿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激起民众的愤恨。受时代和父亲的影响，戚继光志在疆场，保国保民，曾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毕生40余年都在军旅中度过，大多岁月在抗倭前线作战，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戚继光之所以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扫平倭寇，主要依靠自己严格训练出的一支精兵“戚家军”。他被调到浙江后，经过实战，戚继光认为：“无精兵而议论打仗，就如同一个无臂之人同手执利剑者格斗一样，那自然是难以取胜的。要战胜敌人，就必须有一支精兵。”当时明朝士兵平时素无训练，骄横不受节制，“战五号令”“望贼奔溃，闻风胆破”，残害百姓，甚至更坏。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四月，取得乌牛之捷，收兵记功时，一士兵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前来报功。戚继光见这个被杀者双目怒睁，心中正在纳闷。另一士兵看见此头，忽然放声痛哭说：“这是我的弟弟呀！刚才负伤并未死，为什么要杀他啊！”还有一士兵，竟拿着一个十五六岁无辜少年的头颅，也前来报功。戚继光愤怒地把这两个冒功者杀掉。但此类事件，仍时有发生。至于因强奸妇女、抢劫百姓而受处罚的士兵，更比比皆是。一次在新河所一带大败敌寇，残倭向乐清逃去。戚继光命军队乘胜急追。但其士兵因胜而骄，军纪松弛，不肯向前。连自己很信任的一个亲兵也跟着退缩。戚继光只得把违反军规的士兵，连向那个退缩的亲兵杀掉，以振军威，这才硬行督促着士兵往前方追击。彼时戚继光的部队虽经严格训练，但一遇短兵相接时，仍往往胆怯畏缩。当时戚继光创造一种新武器名叫狼筅。这是一种杀敌利器，但由于有的士兵贪生怕死，临敌时竟将狼筅丢弃不用，结果不仅不能刺敌，反而戳伤自己兵马。戚继光由此悟出一条道理：兵器虽好，须“得人而用之”，否则，“不得其人，则制于人也。”总之，这样的兵素质太差，要抗倭必须训练如同“岳家军”的劲旅。戚继光遂上书请求练兵，提议选练骁壮之士卒3000，以备调用。其建议，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第三次提出，才取得总督胡宗宪的批准。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永康等地招募新兵。经过戚继光的动员，应募的人很多，戚继光进行严格的挑选，但凡过去当过兵打过败仗的，或曾在官府服过役沾染了坏习气的，以及浮猾的小市民，一概不要。入选的大都是勇敢的农民和剽悍的矿工。戚继光很快招募4000多人。
继而，对新军进行严格教育与训练：（一）养兵保民教育，要求士兵懂得军队的任务，就是“保障生民，捍御地方”，懂得“只要军队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肯定拥护军队”的道理。（二）重视武艺训练，让士兵练习合于实战、能防身杀敌、立功报国的真武艺，决不允许士兵去学只能装饰门面、丝毫不切实用的花拳绣腿。在武艺训练时，按照年龄大小、身材高低、体质强弱的不同，分别授予不同的兵器。武艺训练中，还结合体质锻炼，让士兵穿重甲，负重物，以练体力；使用比实战武器更重的器材，以练手力；裹沙袋长跑，以练足力。（三）教练阵法。戚继光根据江浙的地形和倭寇的作战特点，创制鸳鸯阵以及由鸳鸯阵变化而成的两仪阵、小三才阵和三才阵。这些阵法长短兵器迭用、攻防结合、因势变化，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四）严格纪律。戚继光说：“古今名将用兵，从未出现过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取胜者。”他把各种军队的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要求人人熟记，并赏优罚劣。同时，要求部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严禁砍伐树木，毁坏田地，烧毁房屋，奸淫掳掠，杀害战俘。戚继光处处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要求所有军官，“件件苦处，要身先士卒”，务使“兵民相体”“万众一心”。在作战中做到赏罚严明，当赏者虽仇亦赏，该罚者虽亲不免。甚至跟随戚继光多年的一名亲兵，也因不服从命令而被斩首。由于戚继光治军严格，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练兵法则，在较短时间就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组织良好、勇敢善战的精兵。这支军队在抗倭作战中转战浙闽，战必胜，攻必克，打得倭寇丢盔弃甲，下海逃窜。当时百姓称誉这支百战百胜的军队为“戚家军”。戚继光以其抗倭战绩和严格治军记入我国史册。
孙子文武兼治、刑赏并重的治军原则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不过，无论是“文”还是“武”，或者“文武”结合，目的只有一个：让士卒们去拼命作战。
如今，“微笑外交”、“和气生财”、“关心职工利益”，等等，在各个领域都广泛流行；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完善规章制度”、“健全法制”，等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谁运用得好，谁就是胜者。明成祖朱棣非常懂得“文武”兼治之妙处。
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他依法治天下，使一个国家逐步走向稳定，为明朝276年的天下奠定了基础。明成祖强调法治。一次，一名立有战功的将官触犯了刑法，刑部官员为将官说情，希望明成祖能“论功定罪”。明成祖批评刑部官员说：“执法应该公正，赏罚应该分明。过去他有功，朝廷已经奖赏了他；如今他犯了法，那就该给他治罪。如果不治罪，那就是纵恶，纵恶如何能治理天下呢？不能‘论功定罪’，而是要依法治罪。”
明成祖对外戚的约束很严，凡外戚“生事坏法”者都被处以死罪。有一次，太子的妻兄张旭放纵家僮影响很坏。明成祖得知，亲自召见张旭，对张旭说：“你是皇上的亲戚，最应该遵纪守法，否则，我要罪加一等来惩治你。如果不这样，大家都去欺凌百姓，天下怎么能治理好？请你当心！”
明成祖认为人才是治国的栋梁，因此，不但三令五申地告诫吏部（任免官吏的机构）官员要把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而且指示吏部官员对人才要做到“人尽其才”，即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特有才能。明成祖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君子敢直言，不怕丢官丢命，因为他是为国家着想；小人阿谀奉承，只想升官发财，因为他是为一己私利着想。”
为了把各地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朱棣诏令对全国各州县的官吏进行考核，以九年期限为满考核，对那些在满考核中政绩卓著的官吏除嘉奖之外，都留在京城六部中任职。
明成祖讨厌阿谀奉承，喜欢直言快语。为了鼓励大臣们说真话、说实话，明成祖不止一次对众大臣表白道：“国家大事甚多，我一个人再有能力，也难免有忘记的和处理错的，希望大家发现我忘记了就提醒我，做错了就批评我，大家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啊！”
明成祖在位22年，赏罚分明，使天下得以大治。
赏与罚，曾被古人称为御人的“二柄”，是领导者统御部属，使用人才的重要手段。孙武把“法令孰行”、“赏罚分明”，作为判明胜负的两个重要条件。曹操也说：“明君不赏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赏罚分明得当，是古今中外一切用人者的根本原则。领导者一定要正确使用赏罚，切莫随心所欲，无原则赏罚。
不赏私劳，不罚私怨。不奖赏对私人利益有功的人，不惩罚对自己有成见或隔阂的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当权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处理不好。且不说封建社会中的帝王将相常常把大量恩荣给予伺候自己的“心腹之人”，慈禧太后把大太监李莲英捧上天。就是现代少数领导者，也往往把给自己出过力的司机、秘书、公务员等人施以种种特权，惹起其他部属的反感和不平。
有功即赏，有过即罚。领导者要正确用人，真正调动起部下的积极性，必须做到按功行赏，论过处罚。这样做，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为部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既然功过是非是决定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的惟一准则，那么，大家就会尽心尽力地工作，以争取奖赏，避免惩罚。二是可以避免人为的矛盾。如果不坚持功奖过罚，部下难免有亲疏嫡旁之感，而部下一旦产生这种情绪，相互之间的隔阂矛盾便会随之产生。而惟功是奖，惟过是罚，部下感到领导一视同仁，矛盾自然消失。三是可以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无论赏还是罚，只有得当，才能起到激励作用。如果失度，不仅没有受到赏罚的人心里不服，即使受赏罚者也不以为然。因此，在赏罚上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必须坚持功过分明，无功受禄，罚不当罪，皆是领导者的大忌。
4.好制度“贵”在执行
管理制度本身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管理制度制定应尽量做到科学全面；在制度执行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谁都必须遵守；特别是企业中高层管理员工必须模范执行。不然的话，管理制度将成为“一纸空文”，成为粉饰自己的“花瓶”。
原文：
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译文：
平时能够严格贯彻执行军纪法规命令的部队，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团结和睦，关系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