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令素行”，这就说明将帅与士卒之间关系融洽。将帅要想做到“令素行”，则需“与众相得”。“与众相得”是“令素行”的前提条件和结果。但“与众相得”并不容易。首先要做到“为将之道与众同”。正如，《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就是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说口渴。帐幕还没有架好，将帅不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好饭，将帅不说饥饿。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独自张伞，这就是将帅与士卒同甘苦的准则。将帅能与士卒同安乐，共患难，这种军队就能团结一致而不会离散，经常使用而不知疲倦。这样，士兵拥护将帅，必然誓死效命疆场，从而战必胜，攻必克。
为将高高在上，甚至贪婪暴戾，必然丧失军心，士兵离心离德，一旦用之于战争，必然丧师辱国。
将与众同，尤在“与众同好，与众同恶”。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计篇》）“与众相得”亦是强调上下同心。但是，要想使军队上下同心，就要求将帅平时以军纪军法严格约束士卒，以身作则，使士卒畏服，无条件地服从命令。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就是这个意思。曹操就是这种“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人。
曹操是东汉末年的丞相，后被封为魏王，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带兵军纪十分严明，并且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因此，他的军队很有战斗力，很快就消灭了多股强大的军阀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
当时，由于多年战乱，人民四处流散，中原一带田地荒芜，曹操就采纳部将的建议，下令让军队的士兵和老百姓实行屯田。很快，荒芜的土地种上了庄稼，收获了大批的粮食。有了粮食，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军队也有了充足的军粮，为进一步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看到这一切，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有些士兵不懂得爱护庄稼，常有人在庄稼地里乱跑，踩坏庄稼。
曹操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下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全军将士，一律不得践踏庄稼，违令者斩！
将士们都知道曹操一向军令如山，令出必行，令禁必止，决不姑息宽容。所以此令一下，将士们小心谨慎，唯恐犯了军纪。将士们操练、行军经过庄稼地旁边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通过。有时，将士们看到路旁有倒伏的庄稼，还会过去把它扶起来。
有一次，曹操率领士兵们去打仗。那时候正好是小麦快成熟的季节，曹操骑在马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心里十分高兴。
正当曹操骑在马上边走边想问题的时候，突然“扑刺刺”的一声，从路旁的草丛里窜出几只野鸡，从曹操的马头上飞过。曹操的马没有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惊了。它嘶叫着狂奔起来，跑进了附近的麦子地。等到曹操使劲勒住了惊马，地里的麦子已经被踩倒了一大片。
曹操看到眼前的情景，把执法官叫了过来，十分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的马踩坏了麦田，违犯了军纪，请你按照军法给我治罪吧！”
执法官听了曹操的话，非常为难。按照曹操制定的军纪，踩坏了庄稼，是要治死罪的。可是，曹操是主帅，军纪也是他制定的，怎么能治他的罪呢？
想到这里，执法官对曹操说：“丞相，按照古制‘刑不上大夫’，您是不必领罪的。”
“这怎么能行？”曹操说：“如果大夫以上的高官都可以不受法令的约束，那法令还有什幺用处？何况这糟蹋了庄稼要治死罪的军令是我下的，如果我自己不执行，怎么能让将士们去执行呢？”
“这……”执法官迟疑了一下，又说：“丞相，您的马是受到惊吓才冲入麦田的，并不是您有意违犯军纪，踩坏庄稼的，我看还是免于处罚吧！”
“不！你的理不通。军令就是军令，不能分什么有意无意，如果大家违犯了军纪，都去找一些理由来免于处罚，那军令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军纪人人都得遵守，我怎么能例外呢？”
听了曹操的话，执法官头上冒出了汗，他想了想又说：“丞相，您是全军的主帅，如果按军令从事，那谁来指挥打仗呢？再说，朝廷不能没有丞相，老百姓也不能没有您呐！”
见执法官这样说，众将官也纷纷上前哀求，请曹操不要处罚自己。
曹操见大家求情，沉思了一会说：“我是主帅，治死罪是不适宜。不过，不治死罪，也要治罪那就用我的头发来代替我的首级（即脑袋）吧！“说完他拔出了宝剑，割下了自己的一把头发。
现在的人觉得剪头发是件很正常的事，可是，古代人认为：头发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随便割掉不仅大逆不道，而且还是不孝的表现。曹操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能够割发代首，严于律己，实属难能可贵。
可以说，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是军中制度执行的楷模。想象一下，如果曹操的”禁令“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当曹操自己违反时，却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又如何叫下属做到令行禁止呢？
军队是一个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大集体，如果没有合理的统辖制度和严明的号令，无法保持秩序，如一盘散沙一般，根本不可能打胜仗。《管子·重令》中在强调法令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时说：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凡是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凡是法令的贯彻，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然后，法令才能贯彻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与出身低贱的人们，这样，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是办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所发号令违背民心，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是办不到的。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敌，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野战不能克制敌人，侵伐不能威震四邻，还指望国家强大，是办不到的。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还指望称霸诸侯，是办不到的。论国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论军事，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就是：号令、刑罚、禄赏。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回答是：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回答是：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那么，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回答是：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止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众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管子》用这一大段论述，强调了法令对于国家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管子》作者认为，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重视法令则君主有尊严，君主有尊严则国家安定；轻视法令则君主显得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所以，治、民的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违背君命以自揽权威的，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
《管子》认为，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敌，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破坏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庸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用途在于：没有号令，就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就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于：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能取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就会受到敌国的入侵。所以，先代君主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止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同心协力了；同心协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这就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在政治建设和军队建设中，不能因为仁慈而废弃法律，也不能因为执行法规而丧失恩信。军队用法规来约束将士们的行为，企业也毫不例外，也应该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合适的管理制度，那必会导致员工去放任自流，企业的各种流程也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但光有制度还不够，能否将制度落到实处才是最关键的。
领导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当怎样才能不让自己的制度只是一纸空文呢？除了要严格地要求员工以外，自己遵守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做到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先律己后律人。不仅如此，还要勇于自我责罚。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只有这样的领导才会树立起威信，也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