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欠我什么，而我们却欠彼此一个世界。
——安妮·迪芙兰蔻，《快乐的女孩》
周一早上我醒了过来，夜里吐了一身，心里想着晚上还会和婕蒂在天堂酒吧相见。尽管我的忧伤没有得到缓解，但是日子还得继续。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像蔻特尼·洛芙那样，刚刚出狱就可以在纽约举行公演。”为了掩饰整个周末过得有多么糟糕，我晚上不得不拼了命来演一出戏，我很清楚这一点。
那天晚上的前两个小时，婕蒂和我都无视对方的存在，谁也不看谁，这段时间无疑是痛苦难熬的。过了一会儿我到外面去发传单，思忖着如何告诉妈妈桑我要离开的事，这时玛丽妈妈手里拿着一叠传单，站在我身边，她以前从未做过发传单的工作，所以看起来倒像是假装发传单，实际有话要对我说的样子。
“原来如此，”我对自己说，“她可能要辞退我了。婕蒂和她说过什么，所以她决定不用我了。”
然而，玛丽并不是这个意思。
“在酒吧里面，”她问道，“朱尔很不高兴，你们两个吵架了吗？”
“她不高兴了？”我真的很惊讶。我还以为我的离去可以让她舒服一点，因为只要我一露面，她看上去就非常厌烦。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我都要哭了。”我提醒妈妈桑。
“你们两个怎么了？我原本以为你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妈妈桑继续问道。
“话已经说出去了，”我解释道，“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了。我们再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了。”在那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泪水从脸颊上一串串流淌下来。
妈妈桑挽着我，穿过街道，来到了酒吧所在大厦的休息室，仿佛在那一刹那，我的心情比招呼客人进酒吧消费来得更重要。在休息室玛丽从手袋里抽出了纸巾，拿出妈妈桑的职业母性关怀，体贴地为我擦干了眼泪。
“我很抱歉，”我说，因为在皇宫酒吧时我就知道，工作时间哭泣是要被辞退的。不过她并没有介意这个。
“婕蒂只是因为关心你所以才会发脾气。”玛丽语重心长地说。
“但她对我就像对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伤心地说。
“你本来就是个小孩子。”玛丽提醒我说。
“不，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我不满地说。这时玛丽的手机响了，她必须马上回去打点事务。
“我现在可以出去了。”我停止了哭泣。
妈妈桑回答道：“好吧，再有三十分钟，好吗？”
我答应着，她就又走进大厦，去处理电话里让她处理的事情。
我又站了十分钟，让自己不再哭泣。然后我掏出手机，又看了一遍我离开的那个早晨婕蒂发过来的信息。当时从头看到尾对我来说简直太痛苦了，所以只有现在再看一遍。
婕蒂写道：“我希望你能开心点，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伤害你不在乎的人，但当我意识到你离开公寓的时候，我的心仿佛被撕裂一般。最糟糕的是酗酒和伤害他人是你一向的作风。所以你去吧，去和那些不在乎你的人好好交往吧，然后扔下真正关心你的朋友吧。我从此再不把你当回事了。希望你过得开心。”
直到这时我才想着回信。我颤抖着双手打开手机盖子，开始输入。我对自己说：“必要时摒弃所有的骄傲也是一种自由。”
“婕蒂，朱尔，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伤害到了你，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你能原谅我，我们能再次做朋友吗？我好想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爱你。丽亚。”
在按下“发送”键后，我马上合上了手机。我依然站着，不知道如果剩下的二十分钟内婕蒂没有给我回复，我将如何再次走入天堂酒吧。这一刻我流下了甚至比我和婕蒂吵架那晚还要多的眼泪，所以不得不又回到休息室里。
哭了五分钟，我收到了一条短信，看了看号码，是婕蒂从酒吧发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搬回来？”她问。
我回复：“我可以戒酒，你的友谊对我而言比酒精珍贵多了。”
“你不必全戒掉，有点节制就好。”她写着。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玛丽的声音传出来：“你必须马上回到酒吧来，这里来了一个想和美国女孩聊天的客人。”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玛丽已经挂了电话。我明白为什么她挂得这么快，因为她知道我的下个问题一定是，我是不是要和朱尔一起工作。
我回到酒吧，先进了洗手间，洗掉了脸上花了的妆，我能猜到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顾客只想和一个美国女孩聊天，朱尔一个人就够了。但是不是这样，他想让我们俩都陪他坐着，这样我能体会玛丽有多希望我和朱尔能和好如初，像以前一样彼此以诚相待。
本来婕蒂和我在招待客人的过程中是不允许互相交谈的，但我们有其他的沟通方式。
“我们为您唱首歌好么？”我问那个客人。
“只为我唱的歌吗？”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是啊，一首特别为你唱的歌。”婕蒂也跟着说。
“麦当娜怎么样？”我朝婕蒂的方向瞥了一眼。
“好啊。”她说，然后唱起了麦当娜的《TrueBlue》。
招待喝醉了的日本男人就是不成文的许可证，允许我们大肆煽情，并将潇洒发挥到极致。
“那些流下的泪啊，它们将不会再流，我兴奋之极只因有你，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唱着麦当娜俗气却应景的歌词，关于爱，关于友谊，想到那个男人还真以为我们是唱给他听的，就忍不住想得意地笑。
一曲唱毕，按照惯例，客人会让我们自己点东西喝。朱尔点了一杯红酒，轮到我点了。
我有点冲动地说：“好，我来！”一般说来陪酒女郎拒绝喝酒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我们的收入正取决与我们的酒量，酒量越大赚得越多。
“这位小姐要点什么？”客人转过来问我。
我说：“橙汁！”这和一杯鸡尾酒的价格差不多。我点橙汁时，依然笑吟吟地望着他，他也就不能对我做出的选择有什么疑惑了。
婕蒂那时也一直微笑着，我们俩灿烂的笑脸足以令任何身陷其中的男人神魂颠倒，虽然事实上我俩的微笑并非朝着某个男人，而是朝着彼此。
那晚的最后一首歌是由卡提亚的客人演唱的，我和婕蒂也和卡提亚坐在一起。妈妈桑多安排两位小姐，客人自然会多买几杯酒，这种手段一向屡试不爽。
卡提亚为他倒酒的时候，我拿过遥控器，问：“您想点首什么歌？”
“你知道埃里克·克莱普顿吗？”他问我。
“您是想唱《泪洒天堂》了吧？”我不露声色，但我猜对了。《泪洒天堂》当时在日本卡拉OK中非常流行，而日本商人的心思也不是很难猜。我就在电脑上点了这首歌。
“这首歌叫《泪洒天堂》，我们也是在天堂酒吧。”那个男人哧哧地笑着，“但是我一点也不伤悲，我非常非常开心！”他说着便一手搂住了我，另一只手搂住了卡提亚。婕蒂和我咯咯地笑了，仿佛我们从没听人讲过这个版本的双关语笑话一样，而那个男人立刻就开始唱他的歌了。
尽管有点喝醉了，但这人的嗓音并不难听。“因为我知道，我们并不属于这里，这里是天堂。”他的结尾唱得很清晰，比大部分人唱得要好。
在一片掌声中，婕蒂头歪着靠在我的肩上，说道：“你一定知道，我们也不属于这里。”
听了她的话我叹了一声，四下环顾酒吧，看着熟悉的布景，回答她说：“又有谁是属于这里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