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旦开始了奔跑，就不会停下来。
——西尔维娅·普拉斯，《养蜂集会》
“你要在纽约待多长时间？”婕蒂问道。
她和我挨着坐在从新宿站开往富士山脚下的公共汽车上，这一段路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虽然是八月，我们的背包里仍然装着毛衣、手套、围巾和羊毛帽子。
“第一学期有四个月，”我告诉她道，“然后，我打算假期再回来工作，赚更多的钱。除非我可以在假期赚到像陪酒女郎那么高的工资，否则我就没办法从我父母家搬出来。生活开支太高了。”
“我不想让你走。”她说道。
“我也不想走。”我提醒她说。“但是我要在我妈妈工作的大学读研究生，”我告诉她道，“只有在二十五岁之前入学，我才能获得学费减免，这是我妈妈工作福利的一部分。现在，在一所私立大学搭便车免费学习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我得趁还不是太晚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
“你他妈的真幸运！”婕蒂亲切地从嘴里蹦出一句。
“你这样想？”我问道，“我对这个可一点儿都不在乎。”
“你要学什么呢？”她问道。
“亚洲研究。”我叹了口气，说道。
“你应该去教亚洲研究课。”她恭维着说道。
“对耶，”我嘴上打发她。“我就把它当成消磨时间，直到我想明白我到底应该怎么消磨这辈子的时间。”
“去酒吧工作吧，”我的朋友说道，“但是真的，丽亚，你走了后，我一个人在这儿工作多没意思啊！”她抱怨着。
“别担心。你想我在你身边，就是因为我比你更疯狂。”我开着玩笑说道，“当你站在我旁边时，你看起来就完全是正常人了！”
“嘿，”她嘲笑着说道，“这并不完全对啊——”
“婕蒂宝贝儿！”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好像有人开玩笑似的在后面踢了一下我朋友的座位。我们转过头，向和我们一行的同伴们打招呼：婕蒂最近的男友太郎和他的两个日本男性朋友，他们三个都坐在我们身后的位置上。
“我们看起来怎么样？”太郎问道。这三个年轻小伙子坐得笔直，头上戴着他们新配的登山帽。每顶帽子上都缠着各式的黑色弹性头带，上面绑着手电筒，手电筒从每人的额头上突了出来。
“看起来你们就像在头上穿着内裤。”婕蒂开玩笑地说道，然后又把头转了回来。
“你肯定能在十二月份回来吗？”她又重新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是啊，”我说道，“我都已经让‘教授’给我买票了。”
“哇”，她反应过来，“你真好。”
公共汽车窗外，太阳的余晖已经快散尽了。根据行程表，我们将在晚上十点下公共汽车，然后在夜里完成将近七个小时的攀登。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将能够在山顶看到第二天早上的日出。
攀登富士山，也就是日语里称的Fuji-san（就如人名后的san一样，日本人有时也会在地名后加san以示尊敬）是自从我到日本以来，就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在我最终忍着宿醉和头痛，和一些朋友一起开始了一次差劲的登山旅行时，第三个登山季节就快过去了。
富士山沿途一共有十个公共汽车站，第一个车站设在山脚，第十个车站在富士山的顶峰。汽车只有在前五站能够正常行驶，第五站之后，富士山的地形变得异常凶险，汽车不能继续行进了。和大多数的登山者一样，我们在第五站时下了车。
一下车，我们五个就立刻穿上了我们的冬衣，以适应高海拔的寒冷天气。吃完点心后，我们开始了攀登。前几个小时，我们在黑暗中沿着上山的斜坡一直走着，这一路上，三个小伙子精神抖擞，活动着他们的肌肉，婕蒂和我则负责打着手电筒照明。
当道路变得艰险时，我不想让婕蒂看出我已经很累了，所以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行进速度。我不想因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而让婕蒂觉得，正是酗酒和吸烟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拖了我的后腿。
一度由于我们攀登的路途不是那么平坦，我们不得不抓紧特定的铁链和绳索，才能爬上一系列几乎垂直的火山岩群，假装一切都还好就变得越发困难。但不知怎么回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保持着相同的节奏，我的身体毫无怨言地不断前行着。
记得几年前，我饮食失调的症状非常严重，那时我坚持每天跑六英里，即便室外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所以说实话，相比之下，晚上爬山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挑战性。
当我们到达第七站时，我开始怀疑婕蒂是否还可以登上顶峰。她脸上那种痛苦的表情，似乎暗示着切肤的痛苦以及彻底的精疲力竭。
“你们继续爬吧，”她告诉我们，“我需要在这儿休息一下，然后再接着爬。”我想留下来陪她，但是也想及时到达山顶看日出。这样，太郎留下来陪她，而他的两个朋友和我继续往上爬。
离开在第七站火山灰上休息的婕蒂和太郎后，太郎的朋友和我保持一如既往的稳健步伐，我们一起在岩石和火山灰上攀爬着。亮领头，接着是彰，我跟在最后。一段时间里道路变得开阔了，于是一种奇妙的动力开始生效。彰不经意地超过了亮，这使得亮不得不加快步伐，重新夺回领头的位置。我注意到这样相互赶超的情形重复了好几次，虽然他们俩都没跟对方提及任何有关这场无声的竞赛的事情。
我后来才意识到，彰和亮都在努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想起的是，在天堂酒吧，当我告诉一个客户我攀登富士山的计划时，他对我说的话。
“你要当心，”他告诉我，“攀登上富士山的顶峰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明治时代开始之前，妇女是被禁止攀登富士山的。”
这个客户从来没有真正登上富士山的顶峰，但是，说出这一点是有悖于谈话规则的。
我的脑海里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我绝对不会放弃，一定能到达富士山的顶峰。放弃不是我要做的，尤其是在这种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面前。然而同时，我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会突然这么冲动。
我感觉到这股冲动突然被一种竞争精神取代，这近乎于一种原始的本能。我突然需要证明一些东西。如果这确实是一场竞赛，我也想参与其中。
就这样，在上山的路上，我也不经意间超过我的两个伙伴，并一直保持领先。直到在第九站时，我转过头看去，他们两个已经不在我的视野范围内了。
在处理我与所有男性的关系上，陪酒女郎这一职业确实给我灌输了一种竞争甚至像打仗一样的思维方法。因此，当我再也看不见彰和亮的时候，我仍然还在和山上所有的男人竞争着。
而且，攀登也有时间上的要求：我必须在太阳再次升起之前抵达富士山的顶峰。风吹在我的脸上，仿佛要把我彻底卷下山去。然而，我一直反抗着不被风刮回去的决心让自己感觉更加强大有力。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令人激动的现象，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几乎就要抵达山顶。这时，一件非常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发生了：到达山顶的路被挤得水泄不通。抬头看着逐渐明亮的天空，我可以看到一排排登山的人，跟我一样整齐地站成一列，等着最后半英里的登顶之路。
我彻底失望了。我他妈的最恨排队等着了。事实上，我就是不想排队等，才不去迪士尼乐园和其他游乐园。登顶这段慢慢吞吞的爬行花了我一个半小时，其实我本应该十分钟就能顺利到达山顶的。最终我被夹在陌生人中间看见了日出，大家都还在等着登顶。
当我达到顶峰时，我躺在岩石上睡着了，直到我的同伴发现我并叫醒了我。“对不起，我们走散了。”我对其中一个人含糊地说道，他自己也太累了，没办法照顾我。在那里，我们五个人吃了拉面，挤在一个小屋里打盹。几个小时后，我们围着山顶的火山口逛了一下，然后就下山了。
下山的路和我们上山的路不一样，大多是些穿行于火山灰和岩石之间的曲折小径。婕蒂在上山的路上伤到了脚踝，所以我让她靠着我的肩膀，就当是拐杖了。
和上山相比，在下山的路上做一个帮助同伴的好朋友要容易得多，因为上山时帮助同伴需要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说，从没有人攀登过两次富士山，”她喝着酒说道，“任何愿意让自己第二次体验这种魔鬼般困难的人肯定完全是个受虐狂。”
“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反驳道，“攀登从某些方面来说算得上是种乐趣。”
“你真是疯了！”我的朋友回答道。
一个星期后，我从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起飞回“家”，我脑子中一直在琢磨再次回家是否感觉就像是从富士山上下来。也就是说，这就好像以某种方式让我从原来所在的云层中低下头，重新回到地面上。“脚踏实地”可能对我来说是好的，或者至少这就是妈妈在电话里对我的告诫。
但是，飞机着陆的时候，我却不知道纽约是否还为我留有生存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