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伯伦政府的远东绥靖政策，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共双方均表示谴责。7月28日，蒋介石在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题为《对英日谈判之感想》的文章，指出：英国对日本的任何让步，不仅违背《九国公约》的规定，而且即使让尽一切在华权利，亦不足以使日本军阀停止其侵略行动，故盼英国尊重国际法律与条约，停止与日方谈判，以免损害为公理、为自卫而抗战的中国。中共中央于1939年7月29日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延安《新中华报》8月11日发表社论，揭露“日本用这些威胁的手段，迫使张伯伦在远东迅速重演他原有的‘慕尼黑’老把戏，同时迫使英国由‘援华制日’而彻底地转变到‘援日制华’的道路上。”指出“张伯伦的‘现实外交’只有助长侵略，把目前局部的、片面的战争扩张为全世界的战争”。中共中央发出这些言论代表了中国人民鄙弃和反对英国当局危害我抗日斗争、继续挫败“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决心。英国当局执意对日绥靖，于8月将4名抗日“嫌疑犯”引渡给天津伪政府。鉴于英方的举动既违背国际公法，又变相承认了伪政权，重庆政府外交部及驻英大使馆分别向英国外交部及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英国在对华经济援助上也持消极态度，不愿给中国抗日战争增加援助。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突袭波兰，从而全面引发人类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英国当局没有因为在战争中处于守势而终止对持进攻势头的德国的继续绥靖。日本趁欧洲战火燃起又看到英国的绥靖政策的实质，因而乘机对英国在华利益步步进逼。
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白银事件”。1940年初，日本为掠取重庆政府存储在天津英租界交通银行的白银，派兵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挟，英方竟然表示愿与日方协商，胁迫重庆政府就范。英国大使卡尔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天津英租界当局对中国人民的利益“贡献颇多”，英方“有与日本试行解决此项地方困难之义务”。如果中方拒绝的话，英国政府就要保留其“行动自由”，采取必要的步骤保护“自身利益”了。在英方的压力下，重庆政府外交部表示：改由第三国银行保管该批白银；将该批白银的一部分换购英汇存储在伦敦；中国政府愿以相当数额的中国法币战后交付国际团体，充赈济天津英侨为此受难之用等变通办法。同时，外交部还向卡尔大使提出郑重警告：中国政府对英方不顾我国利益与日本妥协表示愤慨，倘英方不顾我方反对一意孤行的话，我方将认为这是不友好的举动，我方提出的变通办法已是可能作出的最大让步。最后，在日方的压力下，英方接受以英日“共管”该批白银作为日军解除对天津英租界封锁的交换条件。
1940年4—5月间，欧洲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德军横扫西欧、北欧诸国，绥靖政策的恶果显现无遗。6月，德军直捣巴黎，法国战败投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法国败降，严酷的现实已经宣告“绥靖战略”的破产。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远东慕尼黑”阴谋尚未结束。英德开战后，英国面临德、意、日来自欧、亚的威胁，很可能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英国国会下院曾就政府的远东政策重新进行审查和辩论。德、意、日法西斯联盟是打着反共旗号的，英国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仍坚持继续对日绥靖，甚至以为日本侵华有助于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并想从中损人利己。英国政府一方面指示卡尔大使尽力在中日间“调停”，另一方面指示克莱琪大使与日方重开谈判，努力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具体化。1940年6月，“具体化”了的英日协定规定：“为维持租界治安及弹压反日行动，天津英界当局与现地日本官宪间应密切联络”，英租界工部局对于日占区发行的伪币联合准备券的使用“不得加任何的妨害”等，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中国天津合法。
但是，英国的妥协退让政策并未使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收敛，相反大大地鼓励了日本去实现“南进”目标。为了在“南进”之前先解决中国战场问题，日本又压英国人关闭滇缅公路。抗战爆发后，中国从外部取得援华物资主要通过滇越路、香港口岸和滇缅路。1940年6月20日，法奸贝当政府与日本签署包括关闭滇越铁路（越南段）在内的法日共同声明，从而阻断了由越南海防港输往云南昆明的各种物资。1939年1月起，港英政府也已禁止国际援助的军械弹药经香港对华出口。这样，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取得外部物资援助的3条渠道仅有滇缅公路了。滇缅公路是云南昆明至中缅边境城市畹町段的公路，全长959公里（延至缅甸腊戍，全长为1146公里），1938年11月全线修通，每月经由此路输入我国的各种物资平均多达4000吨。为阻断这条援华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日本利用英军刚刚从法国的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士气严重受挫的有利时机，悍然要求英国封闭滇缅公路、由香港边界及上海撤走英军等无理要求，否则便立即对英宣战。英国当局为图自保，仍寻求种种借口一味对日妥协。“理由”是如果英日发生冲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属自治领必将蒙受其害不说，7至9月正值雨季，道路泥泞，滇缅公路运输量较少，即使封锁影响也不会很大。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英国担心缅甸、印度和香港的安全，这时英国对于远东殖民地鞭长莫及，惟恐触犯日本吃亏。7月12日，英国政府决定，从7月18日起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禁止由缅甸过境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包括卡车、汽油、武器、机械产品等），7月16日，英日达成协定。丘吉尔首相7月18日在下院的报告中竟然声称，（英日）此项协定的目的是希望在滇缅公路停闭运输期间找到一种“公允的”解决办法，使中日“双方均可自由接受”。实际上，新任首相丘吉尔虽然在欧洲对德坚决抵抗，但在亚洲还在观望，想待美国态度明朗后，再改变对日政策。面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英国政府只好保证，3个月后将不再延长封锁期限。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惟恐公开切实和中国合作，会触怒日本人而影响自身殖民利益，对华抗战援助一直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以绥靖日本为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日本陆海军进攻东南亚英、法、美殖民地，先后占领了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并对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日本的侵华战争发展到征服整个太平洋地区，当世界东方的霸主，给了长期以来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保全自身殖民利益的英、法、美三国狠狠的打击，使“远东慕尼黑”阴谋彻底破产。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有所改变，在独力支持四年半之后，终于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之中。美、英也从各自的亚太利益出发，从开始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同情者，到变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友，但由于美、英把战争重点放在对德作战上，不能以主要精力对付日本，中国仍然是在远东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三、重庆政府联美抗战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讲话：过去，英、美“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中国抗战的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与会者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军事上利用中国抵挡日本而自己置身事外已成为不可能，日本的大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抗日战争前途光明，会议决定加快促成由美国领导各国合作抗日的局面。
1941年12月8日，事变当天，蒋介石就向美、英、苏等国大使提出六点建议，希望成立中、美、英、苏、澳、荷、加、新八国军事同盟，由美国指挥共同对日作战，八国订立不单独媾和的条约。当晚，蒋介石又召见美、英驻华武官，表示愿联合在越南、缅甸、香港对日作战。9日，蒋介石又收到罗斯福、丘吉尔打来支持中国抗战的电报。
9日，国民政府在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四年半之后对日宣战。这时，美、英也对日宣战，荷、加、澳等20余国对日宣战或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10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提出联合军事行动的四点建议。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英、中、荷、苏、美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23日，中、美、英东亚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由蒋介石主持，并通过三项决议：（1）在重庆成立一个永久分区军事委员会，由中、美、英代表为会员；（2）组织秘书处，由参加各国派员参加，以美方所派者为秘书长；（3）制定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2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告知昨日会议情况，并建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总机构和尽快制定作战总计划协调对日作战。这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会上拟定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提议并坚持由中、美、英、苏共同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表明中国战场的作用被世界大国承认和重视，也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考虑。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开会，讨论反法西斯战争的总战略及具体措施。这是同盟国在大战期间召开的20多次重要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在1942年1月1日决定，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发表，所有签字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抗法西斯，并且“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和和约”。以宣言的发表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基本上结束了法西斯同盟在世界范围内的进攻局面，使法西斯战争力量开始走向失败。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四大国之一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由于中国坚决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卓越贡献得到世界政治力量的肯定和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签署的同时，美、英两国首脑和参谋长还就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进行了部署。会议决定，纳粹德国是主要敌人，欧洲是主要战场，对日作战初期的战略是防御性的。会议决定，成立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设在华盛顿，每周举行一次以上会议，并在这个机构之下成立了一系列组织。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战区（包括印度支那三国和泰国）。1941年12月2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建议，并请蒋担任中国战区统帅。次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欣然同意就职。3日，中国战区正式建立，并请美、英立即派来军政代表，共同组建联合作战参谋部。
中国战区建立后，重庆国民政府把加强中美军事合作列为外交的首要任务。4日，蒋介石电令1941年12月刚任命的外交部长并长驻美国活动的宋子文，向美方建议：请罗斯福总统遴选其亲信之高级将领为参谋长，其阶级须在中将以上。经过多次磋商，罗斯福亲自定下由史迪威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1942年3月5日，史迪威到达重庆，第二天就向蒋介石报告来华使命，参加中国战区司令部的工作。史迪威的到任，标志着中美军事合作体制正式运转。
中国战区成立后，马上遇到英军在缅甸战场告急。1942年1月4日起，日军10万余人突破泰缅边境，侵入缅甸，英国向国民政府请求派军援助。2月，国民政府决定派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其战役目标是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和解救被围英军。2月下旬，中国远征军由3个军9个师组成，总计10万兵力，陆续开赴缅甸。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3月20日起，中国远征军在同古和日军激战3天，双方互有重大伤亡。4月16日，英军在仁安羌被日军包围。中国远征军38师赶往救援，与日军激战2昼夜，歼敌1200人，救出了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千余人，轰动英国，创清中叶以来中国军队扬威海外的新记录。但由于中、英作战目标不同，英国只顾自身利益，放弃缅甸，加上中、美、英之间军事指挥不协调，蒋介石和史迪威具体指挥分歧很大，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失利，10万之众生还只有4万人，且滇缅公路完全被切断。
在滇缅路被切断后，美国空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南部支脉的“驼峰”中印空运航线。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从1941年12月20日起首次在云南上空对日空战，以后，克服种种困难，奋勇作战，在保卫滇缅路，轰炸汉口、香港、河内日军、衡阳、广州空战中，击落敌机300—400架，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其他方面，中美军事合作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争取美、英对华贷款的工作。1941年12月底，国民政府分别向美、英提出了贷款5亿美元和1亿英镑的要求。借贷双方都高度重视这次贷款的政治意义，把它看作是盟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实际行动。但从谈判过程看，中英贷款比中美贷款困难得多。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双方的贷款商谈就很困难。
早在1940年11—12月间，经中英双方多次磋商，中方希望获得平衡基金借款及信用贷款各1000万英镑，英方强调财政困难，只同意减半，各以500万英镑贷予。1941年4月1日，中英平衡基金借款协定签字。6月5日，中英第二次信贷借款成立，又名英镑区域购料贷款，这笔贷款限定在英帝国范围内使用。当然，从当时英国的实际境况来看，两笔贷款能迅速兑现，也算不容易了。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英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未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因为，英国虽一方面愈来愈受到日本的咄咄逼人之势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却又疑虑重重，惟恐公开切实与中国合作会触怒日本，反而殃及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