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国民政府以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商谈贷款就更加理直气壮了。但英国政府的反映却着重宣传目的。1942年2月3日，英国大使卡尔通知蒋介石，英国政府同意贷款，但总数不超过5千万英镑，且贷款时间与用途由中英两国商定。英国并不准备立即实施，交涉进展缓慢。双方各自提出借款方案，英方理由是英国作战日久，财政短缺，援助中国，财力稍逊，而国民政府也不轻易让步，这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使谈判一直处于僵持局面。
直到1944年2月中旬，英国方面才提出最新条款：第一次贷款以不超过1千万英镑作为发行公债担保，倘卓有成效，可再增加，但不同意一开始承诺以3千万作为公债担保，在英镑区购物一旦合同订立，便须履行，在战前订货的战后照样支付等。国民政府认为可以接受英方新方案。1944年5月2日，驻英大使顾维钧和英国外相艾登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财政援助协定》上签字，拖了两年多的中英贷款交涉总算有了结果。
中美贷款的进展要比中英贷款顺利得多。接到中国贷款要求后，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虽然对贷款数额有不同意见，但对于尽快提供贷款一事则没有分歧。经过较短时间的内部协商，1942年1月30日美国政府决定，对华贷款的数额满足中方要求，不打折扣；借款方式由国会立法。美国国会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在一个星期之后的2月6日顺利通过对华贷款案。当天，罗斯福就打电报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蒋介石，并在电文中赞扬中国军民对野蛮入侵者的勇敢抵抗，是“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夺取胜利的人们所具有的牺牲精神的范例”。并希望这笔贷款能在帮助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方面起很大作用。此后，虽然中美双方在贷款的使用和限制方面有些异议，但经过很短时间的磋商，美国援助中国抗战、争取改变在中国人民中形象的政治考虑占了上风。3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贷款协定上签字。
中美之间5亿美元贷款协议的达成是中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具体表现。这是一笔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无指定用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贷款，是中国一百年来和列强交往中史无前例的贷款，可以说既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也可以看成美国过去对中国坚持四年半抗战中没给中国多少实际援助的补偿和对进入中国进行的一笔先期投资。
四、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及国民政府提高国际地位的努力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在没有得到国际上多少公开援助的艰难环境中单独抵抗日本军国主义达四年半之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主战场。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后，美、英、荷等国军队被日军打得丢盔弃甲。在极短时间里，日军横扫东南亚，甚至震动印度。危急之中，还需要中国军队出动远征军救援。中国战场的重要性，中国军民的抗战潜力，自然显露出来，这也为国民政府改变落后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极好的机遇。
重庆国民政府看到了新的历史变化，并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修改、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出了外交努力。
当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也还是在提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如1941年4月，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就曾受命和美国政府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并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但当时美方答复是等中国和平恢复后即放弃有关治外法权的条约。实际上是无意在战争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英国方面对此的基本态度和美国相同。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导致远东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列强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了。这样，以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态度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它所反映和体现的西方等国在华治外法权等旧条约关系就和新的国际格局发生的变化极不适应了。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对于盟国的东方战线至关重要。而盟国能够给予中国的实际援助从哪一方面讲都是极为有限的，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顽强支撑着东方战线，为西方盟国先取得在西方击溃纳粹德国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战争主动权。在这种形势下，盟国主要是美国感觉有必要鼓励中国的士气，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支持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使日本不能腾出力量去支援纳粹德国。所以，在政治方面，美国认为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姿态了。
重庆国民政府看到修改不平等条约有利形势已经到来，并觉察到美国等西方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不平等条约的反感，决定对西方舆论做工作。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文章回顾了近代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强加给中国人民各种各样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谴责在华治外法权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祸害。并抨击西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变相袒护日本，对中国抗战抱冷漠的态度。文章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持久抗战的精神力量是值得西方学习的。宋美龄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报刊发表专论表示支持，许多人发表演说或致函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西方舆论的强烈反映也引起美、英两国政府的注意。美国国务卿赫尔把宋美龄的文章看作是“政府文件”，并相信“中国政府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的任何要求都会在美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4月，美英两国开始就战时废约进行协商。英国主张在战场形势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提出废约，只能被解释为两国意志软弱，不会产生好的效果，不如等战场形势有利于英美时再提出废约，并建议两国在该问题上采取平行行动。美国国务院同意了英国提出的建议。6月，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被迫停止全面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太平洋战场形势开始改善。但中国战场形势非常严峻，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海陆路联系全部被切断。美国认为此时极应提高中国军民的士气。9月5日，赫尔致电美驻英大使怀南特，认为美英两国应分别主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短时期内达成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简要条约，以此有效地调动中国人抗日的积极性，调整美、英迄今与中国不够正常的关系，而且可以使两国商民从此在华享有正常的权利。艾登外交大臣表示接受美方的意见和建议。一周后，英国正式函告美国，认为主动放弃在华特权的时机已到，准备与美国采取同样步骤，向中国政府提出缔结英中简明条约草案的建议。9月15日，英国外交部指示新任驻华大使薛穆办理此事要“争取主动”，中、美、英三国政府分别谈判了废约问题。到10月初，罗斯福批准了赫尔的报告。10月9日，美、英分别就此向中国大使通知。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庆检阅部队时，向全国宣布了美英即将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引起全国一片赞扬之声。10月24日，赫尔向中国驻美大使提出草案，共有8条：（1）废止在华领事裁判权；（2）废止《辛丑条约》规定的一切特权；（3）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归还中国；（4）美国政府及侨民在华业已取得的不动产权不变；（5）两国人民享有在对方国家旅行、居住及经商的权利，两国给予对方国人民享有在对方国人民关于法律手续、司法审判、各种租税及经营营业之待遇，不低于本国人民之待遇；（6）两国领事官员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和豁免；（7）战后6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近代广泛的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8）条约批准与生效。中国政府拿到草约后，提出不能“无形保留”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权等2点意见，美国最后同意将第5条文字改作“如任何一方以内河航行或沿海贸易权给予第三国船舶时，则应给予彼方船舶以同样之权利”。这样，到11月下旬，中美新约谈判基本完成。但由于事先有约，和中英新约平行签字。所以要等中英新约谈判完成后同时签字。
蒋介石原本希望在11月28日就能宣布中美、中英新约谈判成功的消息，但由于中英新约谈判并不顺利，只好一拖再拖。结果到1943年元旦时还未谈成。中英新约谈判的暗礁就是九龙租借地问题。
英国政府在1942年10月30日送给中方的新约草案中，九龙租借地问题，甚至整个香港的主权问题就已经被排除在中英新约之外了。中英谈判开始后，11月10日丘吉尔首相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午餐会上强调说：“我们意思是再坚持下去。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艾登外交大臣也表示，英国甚至“不惜冒中断讨论的风险，仍要站稳立场”。总之，英国高官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即坚持拒绝归还中国九龙租借地。而中方的中英新约草案强调指出，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内舆论一致认为，任何外国均无权继续占有中国的领土。美国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国完全恢复主权，认为历史上“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无辜的牺牲品”。英方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认为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面临的三种选择是同意、拒绝和拖延。第一种选择——同意，英国向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为三位一体。如果归还中国九龙租借地，香港即成孤岛，必将极大地降低其经济地位及减损其战略价值。第二种选择——拒绝，必然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当时中美谈判也接触到类似问题，而美国当局的态度是明朗的，公众舆论也是同情中国的。所以，只有第三种选择——拖延了。英国殖民部8月18日的备忘录恰好可以作为“有条件地”归还香港的依据，况且这份备忘录并未保证英国一定将香港归还中国，正好用以拖延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解决。即使如此，艾登也并不情愿选择拖延，他认为态度不坚决会留下麻烦，上策是坚持九龙租借地问题不在中英新约的讨论范围之内，应明确拒绝归还。11月30日，丘吉尔首相主持的战时内阁会议上，艾登建议政府拒绝放弃英国在北九龙的地位，战时内阁接受了艾登的建议。既然英国最高当局已形成定见，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就成为中英新约谈判的最大障碍。
1942年12月上旬，宋子文外交部长与薛穆大使反复交涉。宋子文重申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的立场，强调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放弃收回九龙租借地的要求，指出租借地与租界的性质相似，既然租界问题已获解决，租借地问题也理应一并解决。如果谈判中的中英新约不包括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就很难消除中英之间的误解。不久，薛穆奉命正式答复宋子文，英国政府不准备在目前进行的中英谈判中讨论九龙租借地。消息传来，蒋介石说，九龙不还他就拒不签字。谈判陷入僵局，驻英大使顾维钧也奉召回国参与其事。宋子文嘱其劝说蒋介石让步。随后宋子文、顾维钧建议政府发表一项声明，确认九龙租借地问题与签订中英新约的谈判无关，中国政府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提出此项问题。这时，中美新约的谈判进展顺利，已基本上达成协议，并准备在一切就绪后，于1943年元旦签字生效。薛穆大使接到重庆政府希望中英新约也同时签订的通报后立即呈报政府。12月21日，丘吉尔首相为此再次主持召开战时内阁会议。会议决议仍是老调重弹，即九龙租借地问题不在中英新约讨论范围之内，待战后再与中国“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为继续霸占香港、九龙，英国政府不仅拒不明确承诺战后归还，而且说以后谈判也只是讨论“租期”。这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丧失了作战主动权。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沉重打击和正面战场的有力牵制。东条英机政府为摆脱困境，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占领区的供给，遂抛出对华“新政策”，而“根本方针”正是“新政策”形成的标志。12月21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竟然也奢谈“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设法尽速撤销……在中国的租界、领事裁判权……”，目的是要“在美、英方面的反攻达到最高潮之前，……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显然，这是日本离间盟国的一种宣传，但从时间看，英国的行动甚至滞后于日本军国主义。虽则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掩盖其侵华暴行的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小动作，却也使顽固坚持殖民主义强硬立场的英国处境十分尴尬。最后经艾登建议，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删除原决议中的“租期”字样，算是对中国的“让步”。其实作出根本性让步的倒是蒋介石。
由于英国当局坚持既定方针，寸步不让；又有宋子文、顾维钧等在半殖民地软弱心理的驱动下，以“团结”为由，期盼早日签订中英新约，一再劝说蒋介石让步。最后，在内外的压力和影响下，蒋介石只得也同意在中英新约上签字。
中英新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交还中国管理；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交还中国；保护英国现有在华不动产产权等。中英谈判中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此方商民在彼方领土内经商的身份待遇；内河航行与沿海贸易；海外商运的待遇；购置不动产权利；个人身份事件等。对没有解决的租借地问题，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的同日，重庆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照会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这样，九龙租借地问题又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是现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美、英率先与我国订立新约，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影响和带动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效法，以中美新约为蓝本与我国订立新约。葡萄牙是最后放弃在华特权的国家。至此，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奋争终告胜利。第二，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当时对于激励中国民心士气起了重要作用，国内外舆论对此作出很高的评价。第三，百年来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部分撤废的不平等条约重点在收回租界和法权、关税自主等方面，其余的这次大体上都包括在中美、中英新约中了。因此，两新约的签订虽不能说明列强从此即已完全平等待我，但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