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体用”关系。张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体用问题，试图在科学总结中西体用之争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另辟新路。他指出文化之体用主要有实体与作用、原则与应用两种涵义，在第一种涵义上他提出过“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为用”、“民族是文化的主体”等命题；在第二种涵义上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用’。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说民主为体，科学为用”。张先生明确指出：“每一文化系统都有其指导原则，有其具体设施。就文化系统中，分别体用，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他认为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体用观是源于宋代教育家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即所谓“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清末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实际上也是承袭了以“体”为指导原则、以“用”为原则之具体应用的涵义。张先生力图将文化体用观的两种涵义综合在一起而提出了“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新命题：“今中为体，就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体，其中包含对于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的问题；古洋为用，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尽力学习西方，同时在艺术方面兼采民族形式。”他在进一步解释中又有这样的表述：“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前者还是在体用二元模式的框架内，试图把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都摆在“体”的地位，而以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后者则区分开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之“体”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体”，而科学技术则是为这两个“体”服务的“用”。对主体性之“体”与主导性之“体”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已预示着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有可能突破“体用”二元模式的襁褓而诞生。
总起来看，张先生在探讨文化体用问题时，已意识到要把主导性与主体性区分开来，力图将二者并列、并重和结合起来，但还未能恰当处理和准确表述二者的关系。“并列、并重”模式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却未能将二者有机地统一、结合起来；“结合”模式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融合，却未能揭明二者各自的地位和价值；“主导思想—支流思想”模式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却未能充分反映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最值得注意的是，“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新命题在体用二元模式中涵盖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之“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体”和科学技术之“用”的实质内涵，这种形式（二元）与内容（三元）的矛盾既表明张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三者的关系融通、概括、整合为一个更精炼明晰的新命题，同时也预示着理论思维的重大飞跃。因此，如何汲取四种模式之优长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以恰当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体”、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之“体”与外来文化之“用”三者的关系，就成为“综合创新”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二
自从张岱年先生1987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以来，方克立先生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阐扬者。方先生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将“综合创新”论提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把它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理论的代表，并将其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还把“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十六个字，准确地表达了它的理论内容。1994年，他又从文化继承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概括出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四个理论要点，使这种文化主张逐渐为学术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此后，方先生多次指出：“综合创新”文化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又最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是20世纪文化讨论中，心态最健康、最有前瞻性，可以说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种看法。”张先生逝世后，方先生于2005年再次指出：“历史已进入21世纪，在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中、西、马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这些论述充分阐明了张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同张先生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直是方先生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方先生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看成是根本对立的错误观点，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对中国文化进行辩证分析和批判继承。他多次指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根本对立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那种企图抹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把它和传统之糟粕混为一谈的观点更是别有用心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而是以往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和发扬者。我们十分重视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那些优秀的东西，努力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它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要和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真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复兴的必由之路。进而，方先生深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相洽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出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并非取代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没有否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概念的提出，就是明确地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与中国文化作为“创造主体”、“接受主体”的地位是可以彼此相容、相得益彰的，二者都是中国新文化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
那么，如何简明而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与中国文化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呢？方先生和张岱年先生一样，在总结“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争时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体用”二元模式的局限性，他曾明确提出：“在今天，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经过辩证的综合和扬弃，努力创造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时他又认为，张岱年等先生对文化体用问题的探讨也是有一定理论意义的，准确把握张先生的基本思路并加以变通、发展就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他说：“张先生认为运用体用范畴来研讨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并把它上升到‘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对我极有启发。”他特别重视张先生关于“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个提法，认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雏形”。对于他来说，从“体用”二元模式到“魂、体、用”三元模式的认识飞跃，实际上就是以张先生的有关思想为出发点而得以实现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方先生的文化体用观既受到了张先生的启发，同时也有一个艰辛的独立探索的过程。他长期关注、思考和研究文化的体用问题，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地统一、结合到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式之中，这可以从他的《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1984年）、《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1987年）和《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2006）等论著中寻绎到清晰的线索；从他提出的“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等命题中，也能看到他深入思考文化体用问题和“综合创新”论的轨迹，并看到二者的实质性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方先生在此期间还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是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应该在三者之间“建立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是非常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主导’的，但是它并不排斥科学、民主、法治、现代化，以及自由主义和儒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源，它们都可以作为‘支援意识’而被兼容，或者说辩证地综合进来。”“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方先生提出的“主导意识—支援意识”模式与张先生的“主导思想—支流思想”模式，实际上共同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奠定了一元主导、兼容多元的基本理论框架。
由此可见，“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有一个长期酝酿和逐渐发展的过程：首先，通过学习、体会和总结张先生的文化体用观，方克立先生第一次明确地揭示出了其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和可能得出的结论，这是“马魂、中体、西用”论产生的逻辑前提。其次，方先生正确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创造主体”、“接受主体”等概念的提出，对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马魂、中体、西用”论得以成立的根本保证；而区分开主导性与主体性，又是从“体用”二元过渡到“魂、体、用”三元的关键所在。第三，此论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助缘，就是我国经济学界关于体用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杨承训先生已经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他解释说：“‘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方先生一再说“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发明权应该归杨先生。虽然他们二位对“马魂”、“中体”、“西用”的解释不同，所论述问题的范围、视野也有明显差异，但不容否认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事实上都有一个中、西、马的关系问题，所以此论的产生实有其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标志着理论思维的一次飞跃，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方先生指出，只有把体用二元模式推进到中、西、马相容互动、良性循环的三元模式，才能合理地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