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马学为魂”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与张岱年先生“社会主义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原则”、“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它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主导地位。方先生指出：“在设计未来的发展道路时，‘体’的问题当然至关重要，具有根本的决定的意义”、“文化建设事实上还是有一个精神主导或指导思想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体”，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元主导”的意识形态地位。为了与主体性之“体”在概念上区分开来，我们现在用“魂”来表示这个精神指导原则之“体”。在这里既参考、借鉴了日本文化中“和魂洋才”的提法，也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形而上者谓之道”之奥义，并在形式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思想。
其次，“中学为体”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这里坚持了张岱年先生“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民族独立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上”的基本思想，它所体现的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中学为体”在“马魂、中体、西用”论中地位特殊，所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我们试做如下分疏：（1）在这里“体”已不是胡瑗等人讲的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体”，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什么。也就是说，它已不是传统的文化体用论之“体”而是主体论之“体”，不是主导性之“体”而是主体性之“体”。（2）这里所谓“体”也不是张岱年先生讲的“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民族的存在是体”，而是指作为三“学”之一的“中学”或“中国文化”。“马魂、中体、西用”是讲三“学”即三种思想文化资源的关系，而不是讲文化及其存在的基础的关系。在三“学”中，“中学”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中具有基础和主体地位，它是接受外来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统一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那个“形”，“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所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还是中国文化”。（3）所谓“中学”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而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中国学问；既不是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中国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讲的“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4）那么，这里讲的“中学为体”与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无论在“中学”还是“体”的界定上都有根本差别。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它是一种企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封建的旧文化、旧制度的典型的保守主义理论。“马魂、中体、西用”论强调必须突破这种保守理论的藩篱才能重新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它讲的“中学”已远不是指封建文化，而是指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汲取西方文化之优长的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文化。“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否定晚清“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性、消解“儒学为体”的反动性之同时，又汲取了其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合理意涵，把包括儒学精华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作为新的主体，因此它可以说是对“中体西用”论的积极扬弃。
第三，“西学为用”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这与张岱年先生“必须吸收、引进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有价值的成果”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所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品格。历史证明，中国文化有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同化外来文化之长为我所用的优良传统，“西学为用”正是对于这一开放传统的积极肯定。“西学”泛指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管理经验、理论学说、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等。在“马魂、中体、西用”论中，“‘西学为用’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的；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这与张岱年先生讲的科学技术既为民族主体“服务”、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在讲“西学为用”时，方先生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从‘洋为中用’的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被主体所接受并为主体所用的外来文化，是一种‘他山之石’，因此也可以归入‘西用’的范畴。”他同时又指出：对于主体文化来说，外来文化有不同的用途、用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发展能够起到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它决定了中国新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其他‘西学’之用又是不同的。按照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之具体应用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代科技等西学是用。”这正是张岱年先生多次表述过的一个观点。由此可见，“体”与“用”、“道”与“器”等范畴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而出现王船山所说的“相与为体”（《张子正蒙注？太和篇》）、“相为体用”（《张子正蒙注？神化篇》）的情况也是符合客观辩证法的。
综上所述，“马魂、中体、西用”论的产生正是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体用观和民族主体性思想的必然逻辑发展，方克立先生在“接着讲”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实现了从“体用”二元到“魂、体、用”三元的认识飞跃，提出了一个中、西、马“三流合一”、良性互动的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理论模式，把“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理论的生命活力在于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后人对前贤的思想既要“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也要有“批判地超越”的精神和眼光。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接着讲”是学术思想前后承接和创新发展的必然途径。在准确把握和坚定维护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本宗旨之同时，方克立先生强调“彰显主题、拓宽论域和加强研究深度是后继者的责任”，这与张先生主张“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研讨之”的“扩充”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方先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反映了“综合创新”文化观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为了更准确地回答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问题所做出的重要的理论创新。
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的体用问题上运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研讨文化问题，可以说是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方克立先生明确肯定了其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体用范畴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有体有用、体用统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某种真实关系，即实体和作用（属性）、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的反映”，“体用范畴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方式的特点”，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完全否定和抛弃”，“我们要慎言体用，而不必讳言体用”。两位先生都是最关注文化的体用问题并力图用唯物辩证法来予以科学说明的中国现代哲学家，有幸的是他们的致思趋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使问题有可能通过“接着讲”来得到审慎地解决，并使认识不断深化。
按照“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二程集？易传序》）的原则，一般来说都是在一种文化中间区分体用，如以精神指导原则（“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为“体”，以原则的具体运用（“举而措之天下”）为“用”；以“体”为内学，以“用”为外学，二者的统一就是传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清末的“中体西用”论继承了传统文化体用观的这种涵义，但又从在一种文化内部区分体用变成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因此才受到了割裂体用的批评，被严复讥为“牛体马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在主体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体用往往还有主辅或本末的涵义。但现实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体用二元模式都能涵盖和讲清楚的。比如中国“五四”后就出现了中、西、马“三分”的思想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在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中如何处理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是各派文化主张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成为他们互相较量以显示自己正确性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命运，使我们的国家重新走上了民族独立、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复兴的伟大征程。进入21世纪以后，反映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它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的立国之本。因此，无论是总结、回顾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还是探讨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道路问题，撇开马克思主义光讲“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是不行的，“体用”二元模式在解释历史和现实时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在多种文化资源并存竞争的形势下，时代呼唤着理论模式的创新，张岱年先生的“主导思想—支流思想”和方克立先生的“主导意识—支流意识”的一多关系模式都为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范式提供了理论框架，而“马魂、中体、西用”论则是这一新范式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新理论成果。“马魂、中体、西用”论正确地解决了中、西、马三者的关系问题，“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又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体现了主导性（方向性）、主体性与开放性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模式最显著的特质就是恰当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空前高扬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作为对现当代新儒家的一个正面回应，这就为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理论框架内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为扬弃现当代新儒学的某些合理因素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
世界上的事物、现象、关系具有多样性，有的可以用“一分为二”、“体用”二元模式来说明，有的就要复杂一些，需要用“一分为三”、“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我们应该肯定，“体用”二元模式和“魂、体、用”三元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根据和理由，而又各有其适用范围。为了给“马魂、中体、西用”论提供学理根据，方克立先生坦言他是受到王船山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周易外传》卷五）的启发，而考虑到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它实际上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马魂”）和“形而下之器”
（“西用”）的那个“形”（“中体”）。人们自然会提出“魂、体、用”三元模式有无普遍有效性的问题，如果它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某种事物、现象、关系的真实反映，那么必然不是只能解释个别孤立的现象，而是对于同类现象都具有解释力。方先生曾经讲到：一方面，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各国实际上都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传统文化、外国文化的关系问题，都有一个本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因此不仅有“马魂、中体、西用”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同时也存在着“‘马魂、越（越南）体、西（洋）用’和‘马魂、古（古巴）体、西（洋）用’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各国又各有其具体国情、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西方各国都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坚持自己的民族精神，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因此也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价值观与本国传统文化、外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应该说，“魂、体、用”三元模式对于当今各国处理一元主导、民族主体与兼容多元的复杂关系有着一般性的启示意义。
文化方针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马魂、中体、西用”论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新理论形态，它以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方式回答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在理论内涵还是表达形式上，“马魂、中体、西用”论都是回应“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全盘儒化”论等理论模式的最佳选择。我们相信，这种“接着”张岱年先生讲的、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方针必将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发挥其积极的引领作用。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