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思辨中还感到了强烈的官能疲惫，和与之相应的疯狂的感受和死亡意识。“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潜源》.《沈从文全集》12卷.34.)沈从文进入文坛，活跃在文坛就是因为他那十分敏锐的官能，以及相应的极强的官能记忆力。然而，这个阶段他却感觉到了官能的疲惫。这种疲惫对沈从文来说，比其他的衰退都要可怕。他创作的源泉，创作的特色，创作的动力都与他敏锐而活跃的官能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时期作品意象使用的雷同来看，他确实是累了。这不是因为离开了乡土。非常有意思的是，几乎近于天意，在他创作并不特别得旺盛，可以说都市生活消磨了他的创造力的时候，时代和命运安排他回归了乡土生活。而且是云南那么神奇的乡土。但除了对那些景物的惊叹，从而惊叹自然的力量，并没有激发出他新的创造力来。正如上文所说，关键不在于环境，在于作家的心态。从这时的作品对待自然的态度可以看出来，沈从文真的已经变了。在湘西题材的作品中，他的自然是原生态的。看《三三》、《边城》、《阿黑小史》等等小说，所呈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自然。再看次时对自然的感叹，无论《烛虚》、《虹桥》，“自然”已经充分知识分子化、老庄化了。惊叹很多，描绘很少。自然已经从主体置换为客体，是他发表主观的论点的引子，媒介而已。恐怕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他而言非常重大的转变，才会有这么多的哀叹。并且把疲惫的原因归结于时间。“时间带走了一切，天上的，或人间的，或失去了颜色，或改变了式样，即或你还自以为有许多事，好好保留在心上，可是，那个时间在你不大注意时，却把你的一颗能感受善跳跃的心变硬了，变钝了，变得连你自己也不大认识自己了。时间在改造一切，重造一切。”归结于时代：“唉，我的浮士德，你说得很美，或许也说得很对。你还年青，至少当你被这种黯黄黄灯光所诱惑时，就显得相当年青。我还相信这个广大的世界，尚有许多形体、颜色、声音、气味，都可以刺激你过分灵敏的官觉，使你变得真正十分年青。不过这是不中用的。因为时代过去了。在过去时代能激你发狂引你入梦的生物，都在时间漂流中消失了匀称与丰腴，典雅与清芬。能教育你的正是从过去时代培植成功的典型。时间在成毁一切，从这种新陈代谢中，凡属于你同一时代中的生物，因为脆弱，都行将消灭了。代替而来的将是无计划无选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本。在这个新的时代进展中，不知如何总之在进展，你是个不必要的人物了。你的心即或还强健而坚韧，也只合为‘过去’而跳跃，不宜于用在当前景象上了。你需要休息休息了。”他说累了，要休息了，甚至他所指的休息是死。他提到的秋天的感觉，和这也是一致的。“一切生命都有个秋天，来到我身边却是那个‘秋天的感觉’。”(《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130,129,113.)他没有或者不愿意识到自己这种充分的知识分子化。与此相关的就是他这个时期开始不断提及的“专家”治国论。他认为社会和政府，包括文学领域都应该交给专家去管理。谈这些的时候，他的心态，立场就更明晰了。问题就在于他不承认，也不愿面对。依然把一切的原因归结于自己与时代和社会观念的格格不入。他觉得自己有疯狂的感觉就是因为在与很多不同的观念和势力对抗。“何况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几许力量，抵抗某种势力侵入？”(《潜源》.《沈从文全集》12卷.30.)其实，这个阶段，沈从文并没有进入文坛关注的中心。偏居于云南，正是他充分发展自己的思想与观念的理想环境。而且，执着于现象的他怎么会非要执着于所谓思想呢。他几乎是痴迷于思索现实，感受到对一切都非常不满，一切都出于“市侩”的设计：“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部休息。沉默正是这战争的发展。……一年来战争的结果，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他的解决办法也是一如既往得天真，寄希望于人生观的转变，寄希望于文学来担此重任。恐怕自己这么说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信心，所以觉得悲观。他说一个人要太关注时代，又看不到希望的话，就会发疯的。“任何时代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同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再不然，他这种思索的方式，也会被人当作疯子，或被人杀头的。”(《长庚》.《沈从文全集》12卷.39，37.)这是非常绝望的表达。沈从文这种心态也代表当时很多既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又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只不过诗化气质浓郁的他显得更为激烈吧。如果说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可奈何让他感到绝望的话，对现象的痴迷和无从表现，一样让他感到绝望，用他的话来说是“疯狂”。“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43.)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能发现美，却越来越难以找到表现它们的合适的形式。“我努力想来捉捕这个绿芜照眼的光景，和在这个清洁明朗空气相衬，从平田间传来的锄地声，从村落中传来的舂米声，从山坡下一角传来的连枷扑击声，从空气中传来的虫鸟搏翅声，以及由于这些声音共同形成的特殊静境，手中一支笔，竟若丝毫无可为力。只觉得这一片绿色，一组声音，一点无可形容的气味综合所作成的境界，使我视听诸官觉沉浸到这个境界中后，已转成单纯到不可思议。”(《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134.)他经常说的文学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也是这种迷惘的表达。沈从文把对美的关照从具体走向了抽象，又试图为自己的抽象找到合适的载体。他所找到的，无论是美人，还是星光虹影，还是神性，其实都是虚幻的，而且并没能表达他的抽象思考。这种疯狂似的焦虑可想而知。
沈从文认为自我思辨的意义是烛照“人”。这延续了他一直坚持的态度决定一切，做人大于一切的观念。他理解自我和人类的方法一直是面向社会人生的，“另一方面又必然迫使我超越通常个人爱僧，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黑魇》.《沈从文全集》12卷.170.)人事，以及人事的变化中所蕴含的人生和人类的意义是他原来关注的中心。这一时期他却希望只通过自我思辨就能达到探索人类灵魂的高度。他说：“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或更长久的时间。”这个时期，他确实把思辨看得远远重于表现。他认为，他需要想清楚“爱”、“怨”、“死”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表现它们。这实在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只有从人生的不同形式，不同景象的观察和表现中才能更好地阐释这些和人类的灵魂有关的概念。脱开社会生活，在完全隔绝的精神境地中思考它们的意义岂不是空幻甚至梦魇吗？“所谓知人，并非认识其复杂，只是归纳万汇，把人认为以单纯不过的‘生物’而已。极少人能违反生物原则。换言之，便是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他认为知人不用去认识人的复杂性，这指的是人的社会性。他关注的只是人的生物性原则，他认为人极少能脱开生物性的原则而行事。认识人就是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死这些自然所派定的义务。这和前面的本末倒置的思考就联系上了。因为沈从文不关心人的社会属性，认定人的一切行为都与所谓爱与死有直接的关系。这样，观察就不需要的，只要思考就能完成对人的认识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一次又一次谈“以‘人’教育‘我’是唯一办法。教育‘我’的事照例于‘人’无损，扩大自我，不过更明白‘人’而已”；谈“这个我的存在，还为的是反照人”(《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27,28.)。他认为认识自己就能认识人，通过思考就能认识人。他的思考太过主观化了。
思辨的疲惫使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灵魂攀附在现象上：“在一堆具体的事实和无数抽象的法则上，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有点疲倦，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打量重新用我的手和想象，攀援住一种现象，即或属于过去业已消逝的，属于过去即未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它方能稳定自己。”(《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150.)现象的执着就产生了关于神性的想象。
他用来粘合自己的观念就是“美”与“神”。他背对社会，独向一隅来展开玄思，得到的只是疲惫，疯狂甚至死亡的绝望之感。就像他一直认为文字的正确运用可以推动社会革命，可以实现民族重造的文学功能观一样。他认为美与神可以完成人类灵魂的真正的拯救。至少是自己灵魂的拯救。沈从文的文学功能观和美学功能观都有很大的跨越性。其实，他的这种独特的美学观也是充分知识分子化的。惊讶于自然的创造力，自然之美，而从自然之美中看到神性。这本来就是五四以来流行于中国的“泛神论”思想的一种体现。泛神论就是将自然界和神等同起来。“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型，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与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潜源》.《沈从文全集》12卷.32.)沈从文从美中看到神，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思想，正是将美作为人类的最高德性的载体和体现者来看待的。对自然的爱占据了他整个的心灵。“和自己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世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举凡另外一时另外一处热情与幻想结合产生的艺术，都能占有我的生命。尤其是阳光下生长那个完美的生物。美既随阳光所在而存在，情感泛滥流注亦即如云如水，复如云如水毫无凝滞。”和自然面对的时候，如同一个奴隶，也情感做一个奴隶。泛神论在沈从文的情感世界占很大的分量。所以他很容易发现自然的神性，痴迷于自然的神性。“在烟岚湿雾中如一线黛绿长眉。那片水在阳光中闪亮，更加美目流波。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我的生命价值观即越转近一个疯子。不知不觉间两脚已踏到有螺蚌残骸的水畔。我知道，我的双脚和我的思索，在这个侵晨清新空气中散步，都未免走得太远了一点，再向前走，也许就会直入滇池水深处。”(《主妇》.《沈从文全集》10卷.317,323.)他经常表达这种沉浸不知归路的感觉：“生命愿望凡从星光虹影中取决方向的，正若随同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渐去渐远，纵想从星光虹影中寻觅归路，已不可能。”(《黑魇》.《沈从文全集》12卷.174.)所谓神与神性，就是沈从文认定的和现存一切理论观念相背反的一种价值观。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就是万物有灵，自然万物都有灵魂，都有情感，也就都能作为人类灵魂和情感的载体。沈从文提泛神论，也是要提出一种在他看来非常有独立性和对抗性的美学观念，而其独特性只是一种表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