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玉麟，字阁臣，奉天朝阳县人，1872年生。从小混迹赌场，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几年前与几个赌徒招聚人马，成立起自己的土匪武装，活跃于镇安县的红螺砚一带。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是有名的胆大妄为之徒，据说他曾当着众人的面，用烧红的铁条烫自己的皮肉，任凭皮肉嗞嗞作响，焦臭难嗅，他却泰然自若，谈笑如常。汤玉麟虽然匪气十足，但少智谋，无心计。他最怕别人看不起他，也最恨别人看不起他。相反，如果别人有求于他，他一般会非常乐意地满足别人的要求，而且不计任何代价。攻于心计的张作霖正是看准了他的这一性格特征，在屡屡遭到项昭子袭击之时，派人向他发出了求救的信息。汤玉麟早闻张作霖之名，而且对张景惠主动让贤一事了如指掌，打心眼里佩服张作霖的能力，所以当张作霖向他求救时，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而且几乎倾巢出动。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张作霖消灭了项昭子。
在为感谢汤玉麟而专设的谢宴上，张作霖借着酒意对汤玉麟说：“今日之世界，东北无主是个大问题，我等不应安于一方，而应将小股势力合成大股，以成坚不可摧之势。这样的话，目后称霸东北的非我等莫属。”汤玉麟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张作霖的设想，而且主动提出愿为张作霖效劳，做他的副手。张作霖故意谦让一番后，表示首肯。
就这样，一支比张作霖本身的队伍还要多出几十人的武装，轻易就被张作霖收为己有。
由于汤玉麟的加盟，八角台“保险队”的名声越来越大，张作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过不多久，另一支新近成立起来的小武装，即张作相武装也慕名投奔而来。
张作相又名张福臣，字辅忱，生于1881年。泥水匠出身。奉天义县人。四年前，即张作相16岁那年，他的族兄，同时也是他的好友张作正从锦州回老家的途中被一个姓郭的土匪枪杀，张作相从此对土匪恨之入骨。两年后，张作相请好友冯树春出面，伺机杀死了姓郭的土匪（此时已是清朝军队中的一个小哨兵），但也因唆使罪受到官府通缉。无奈之余，张作相与冯树春悄然离开家乡，在锦州附近招兵买马，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两年来，这支队伍虽有一点发展，但速度太慢，在群雄竞争的乱世中常受到别的匪帮的侵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作相带着这支不算起眼的队伍前来投靠张作霖。张作霖见张作相与自己同姓同族，且并不虚情假意，很快就将他收编了。
由于汤玉麟和张作相的加入，八角台“保险队”人数急剧增多，势力明显增强，已成为辽河以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土匪武装。在此基础上，张作霖又带领其部众东征西讨，先后降服了八角台周围的其他几支小股匪帮，迫使他们逃跑的逃跑、归顺的归顺。这样一来，张作霖及其“保险队”更加远近皆知，连清朝官兵一提起这支武装也莫不感到威胁。
张作霖、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四而合一，这不过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的。对于这支新生而又强大的土匪武装的出现，只有一个人的感受最为特别。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张作霖非常敬重的绿林老前辈冯麟阁。在张作霖领军的八角台“保险队”出现以前，辽河流域的土匪老大无疑是冯麟阁，因为他不仅投身绿林时间早，年岁大，而且拥有的部众之多也是首屈一指。张作霖入主八角台之后，虽然在人数上还只有300多人，但影响却不在他之下，从心理上来讲，他是很不愿接受这一既成事实的。然而，张作霖、张景惠等人都算是冯麟阁的绿林后辈，且长期以来视其为没有头衔的老大，尊重他，孝敬他，这种状况又使得冯麟阁只能把心中的苦涩强行压抑。每当张作霖派人前来问安时，他总是强装笑脸，对八角台的势力大加赞扬一番，既不能把不快写在脸上，更不能流露出以强凌弱的心思。因为，这毕竟有失绿林前辈的风度。
很长一段时间，冯麟阁与张作霖等就这样和平相处，你敬我往，谁也猜不透他们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只不过，冯麟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预感到，张作霖这个曾经为自己喜欢过，也曾经被自己拒之门外的年轻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出人头地，成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真正的绿林之王。
在当“保险队”头目的过程中，张作霖很快就懂得如何去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在和几个得力干将商量时曾说：“要拉大队伍，使自己有足够的粮饷，单靠坐地抽捐是不够的，还要得到地方富绅的支持。”他结交了不少地方“名士”，这其中包括举人刘东粮、李雨浓，附生陶允恭、方克猷，贡生张子云，秀才杜泮林等。此外还有新民县某烧锅彭掌柜的、八角台的富商戴春荣等人。这其中，张作霖还认张子云和彭掌柜的为义父。
由于张作霖善于巴结钻营，因而豪富朋友、文人朋友不少。由于他在八角台镇一带保缥有成绩，因而他在绅商眼中的地位也高大起来。绅商们每月支付给张作霖近三千两银子作为军饷。有了钱，张作霖就去买枪械，招罗人马，因而他在辽西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在辽西名匪帮中，张作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张作霖志向广大，有政治抱负，这不是那些山大王所能望其项背的。
张作霖政治野心较大，热衷于升官发财。他在八角台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积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表明了他的政治野心。他在当上保险队头目之后，训练团丁时，纪律照官兵一样。除赌盗案自行管理外，地方民事刑事案件一律解送官府裁决，这就引起地方当权者的好感。他积极拉拢绅商，攀权结贵，无非是指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朝廷的人。
有一次，张作霖和汤玉麟摆酒论英雄。张作霖酒后吐真言，他对汤玉麟说：“当今之世，满洲无主，我等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满洲。”言语中充满豪情壮志。汤玉麟也是野心勃勃，他说：“我也有这种想法。”但终因机会不成熟，因而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
张作霖手下的文人谋士和富绅也为他出谋划策。张子云对张作霖说：“现在绑抢已成了强弩之末，民生凋蔽，十室九空，商人也没有收入，将来只会抢无可抢，倒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让四邻八村的农民有个生计，将来清廷恢复元气了，你可以受到招抚成为朝廷的命官，这又有多好。”张作霖连连点头称是。
当时清盛京将军是增棋，东北地区的胡匪之大之多也让他大伤脑筋。他见武力剿伐消灭不了胡匪，就令地方官员对绿林实行招抚与剿办相结合的政策。
最先一个倡议招抚辽西胡匪的是署新民厅抚廖彭，他在1901年2月向增棋建议：收编地方“保险队”以补官军之不足，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当时廖彭手中能调动的巡捕队仅有160号士兵，根本难以应付多如牛毛的盗匪。他自叹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建议招抚地方“保险队”。廖彭建议把私团招安到手后，可以化为公团，再加以道德教育和纪律约束，既平了匪患又壮大了官军，实为一举两得的美事。增棋的批示是你看着办便是。廖彭便开始了招抚辽西绿林、团练的事务。
张作霖探知清朝的受抚意向之后，心想机会来了。他马上把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几个得力干将召到一起商议说：“我们长此在绿林中吃黑饭，前途是暗淡的，是毫无出路的。我看不如借助我们现有的这点实力作本钱，向官家讨价还价，混个一官半职，总比这样继续干下去出路更宽。”
当时这几个伙伴都表示同意，汤玉麟说：“只要当家的有好办法，打定了主意，我们无不惟命是从。”
张作霖一拍桌子接着说：“好，只要大家都愿意，我自有道理，不过在未实现之前，大家一定要保守机密。如果我们的计划泄露出去，不但事情办不成，而且还要被别的绿林朋友笑话咱们。”
接着张作霖说出了自己的一条妙计，其意要借船出海，利用增棋夫人透个话。
增棋当时是盛京将军。他曾任黑龙江将军、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和署闽浙总督。1899年调任盛京将军。1900年10月，俄军占领奉天省城，增棋逃到新民厅附近时被俄军骑兵追上截回，还被逼着签了一个《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将奉天交给俄国军管，盛京将军成了向俄军指挥官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工具。清政府对增棋私立条约加以追究，准备革职，但因无人敢去替代，因而暂留原职。
增棋弃城逃跑时把家眷先送到锦州一带，后来增棋回奉天，家眷就进关去了。现在增棋与沙俄达成和议，暂时安定下来，就准备把家眷接回奉天。
张作霖早就把这个情报掌握到手了。他对弟兄们说：“现在火车只通到沟帮子，剩下的路要从我们的地盘上经过，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将来增棋眷属从此经过，我们要连人带物都劫下来，但谁也不能动这些人一根毫毛，到时听我的命令行事，关于这一点先同弟兄们讲清楚，违者就要以手枪相见。”
从这以后张作霖就眼巴巴地等着猎物上圈套。不久，打探的手下来报，增棋的夫人和随护人员，乘着十几辆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了。张作霖闻讯大喜，马上带人迎上去在一条荒僻路径上埋伏起来。车队大摇大摆进入埋伏圈。张作霖手一挥，手下人冲出来将车队团团围住，将大小官员所携的枪械子弹全部缴下，然后一股脑地把这些人全押解到新立屯。
张作霖命令手下将掠来的人员和物品安顿停当，不得擅动，他还单独为增棋夫人和她的贴身佣人安置到一座很好的房子里。当时增棋夫人吓得面如土色，而且大烟瘾又犯了，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张作霖马上吩咐拿出最好的鸦片烟款待她和一些随行人员。这些人见这帮土匪这么个招待法，心中更是忐忑不安。
张作霖亲自陪着几个随行的官僚吸鸦片烟。他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唉声叹气地说：“唉，我们国家是如此软弱，受尽外国鬼子的欺负，我们之所以吃土匪这碗饭，也是实在没办法才逼到这份上的。”随行人员见张作霖的这番表现觉得很奇怪，就问他怎么称呼，张回答道：“我就是张作霖。”这一声差点把这几个随行人员吓得从炕上掉到地下。他们马上坐直了身子，听张作霖接着往下讲。
接着张作霖把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走上绿林这条路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随行官僚们见张作霖言语诚恳，而且是一个儒雅温和的小个子青年，悬着的心慢慢放下来。其中一位搭讪着说：“我们也同情你的处境。我们将军是奉天的父母官，他一定有办法帮你的。”
张作霖欲擒故纵，故意表示出对增棋的不满，说增棋不分清红皂白，对守法的“保险队”也要捉拿法办。
那个随员害怕张作霖迁怒于他人，马上说：“依卑职的愚见，长期同官家作对，终不是个长久之计，现在增将军也同意招抚了，我看你想办法弃暗投明才是正路。”
张作霖回答说：“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因为迫不得已才不得不落草为寇。假如真有机会为国家效力，那我是求之不得。不过增将军这个人很固执，我们想受招抚恐怕没有门路。”
那随员马上说：“不瞒你说，刚才那位夫人就是增棋将军最宠爱的太太，有些话你不妨跟她唠唠。”
张作霖就坡下驴。他跟那位随员去拜见增太太。张作霖入室后，先行大礼参拜，然后低首站着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增太太见张作霖态度谦和，而且吸了一阵鸦片精神头也足了，就壮着胆子对张作霖说：“适才听到跟班的谈了你的遭遇，我看你是个有作为有前途的青年，假如你能领手下人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城，我一定保证在将军面前保举你。”
张作霖当即表示感恩不尽，他说：“假使我张作霖能带众弟兄投到增将军麾下，为朝廷效命，有生之日，决不忘掉增太太的大恩。”
张景惠等人早就把东西准备好了，张作霖将原物“完璧归赵”，还配了一份厚礼送上。增太太和随行人员大受感动，拿出五锭纹银赏给张作霖的部众，张作霖坚持不收，并亲自护送车队出了新立屯地界，分别时，他又对增夫人说：“只要我们有出头露面一天，您的大恩没齿难忘。”
增夫人平安回到奉天后，把途中遇险和张作霖弃暗投明，想受招抚的愿望告诉了增棋，同时她还频频在枕边替张作霖吹嘘。增棋经不起夫人聒噪，决定奏明朝廷，同时命新民府知府增韫，有条件时将张作霖部收到奉天省巡防营中。
同年9月，以张作霖为首的八角台“保险队”，经当地士绅陶允恭、张子云等人串连了十八屯绅商及各界代表作保，由新民府知府手下红人赵经丞引线，与官府挂上了钩。张作霖亲自去晋见增韫，表示愿意接受朝廷收编，誓死效忠清廷。张作霖为提高自己身份，好与官府讨价还价，谋求一个更高的职位，除率原来手下约200人接受收编外，还临时网罗了其他匪股约100人加入，一共有300多人。
增韫将张作霖的人编为游击马队一营，步队一哨，从此，张作霖由民间武装“保险队”的头目，改头换面穿上了清朝地方官军的营官军服，成了堂堂正正的大清军官了。
张作霖受抚是主动的，这是他热衷升官发财的突出表现。后来，当他到奉天“谢委”时，督军署总参议问他“干吗愿意受抚”时，张作霖毫不讳言地回答说：“我想升官发财。”在场官员无不瞠目结舌。
张作霖及其同伙被收编后极力表现效忠朝廷。他带队东截西杀，奋勇打仗，披星戴月，艰苦备尝，受到地方官的夸奖。1902年9月2日，在广宁高平镇，辽西区巨匪海沙子被张作霖马队包围，激战中海沙子被乱枪打死，其匪徒一哄而散。这以后，他又协助其他清军剿灭惯匪李凤山、以及辽阳、海城、彰武一带的张海乐、陈殿文和李二皇上等十几股胡匪，取得清廷的信任，成了地方统治者得力鹰犬。
张作霖的保险队改编成“新民府地方巡警前营马队”，共编为五哨：中哨哨官张景惠、前哨哨官张作相、左哨哨官汤玉麟、右哨哨官王利有、后哨哨官孙福山。最初张作霖任该营邦带。大小哥儿们都捞到一个官位，因而皆大欢喜。
1904年，张作霖升任为游击中营管带，张景惠为邦带。管带是清末新军制中统辖一营的最高长官。从那时起张作霖每月有了130两银子的月俸还有办公银。张作霖成了清军正规的管带，这是他政治生涯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此张作霖开始了官场上权力的角逐。
这时的张作霖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蹬薄底快靴，显得威风凛凛、气度不凡。
当时新民府巡警局局长兼练字军第一步兵营管带王奉廷，是新民府拥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张作霖极力讨好知府增韫，然后怂恿增韫将王奉廷驱逐，结果张作霖唾手而得王奉廷所部的250名正规军。这样张作霖在1905年就把新民府的军事大权一把握在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