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如果在性格和命运之间有什么桥梁可以把两者连接起来的话，那么就应当是选择。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面临着选择，有选择，就意味着有所失、有所得。我们在选择时，权衡利弊，斟酌再三，无非是想得到的多一点，失去的少一些。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我们的生命是在选择中前行的，我们也是在不断地收获与失去中领悟到各自的“人生真谛”。从一个贫苦农家的穷小子到一个身家过亿的大富翁，再到素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慈善家，许多人都想体味一下黄如论的人生。可是，他们却并不一定能够理解黄如论的选择。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黄如论的“世纪帝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一个小地方的民办教师，到工地的“包工头”；从只身下南洋的“打工仔”，到衣锦还乡的“海归派”；从我们建楼，到“我们造城”；从造福乡里，到“善行天下”……
如今的黄如论，功成名就，人人都艳羡他的成功，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国宋代的时候，有一位神童，名叫汪洙。他九岁就能写诗，并因此闻名乡里。有一天，汪洙出来放鹅，恰巧路过当时士人读书的地方——学宫，他看到宫殿如此破败，心中很是感慨，就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门徒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多少公卿从此出，谁人肯把俸钱修。”他的寓意很明了，士人们在此读书学习，接受老师的教导，最终位列公卿，荣耀无比，可是却没有人回过头来，出资修缮一下自己的“发迹”之地，致使学宫如此落败。
过了没几天，这首诗便被当时的知府发现了，当即命人把题诗者请到府衙。汪洙家里穷，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所以知府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知府也曾听过“神童”的名号，便问他：“你就是神童吗？为什么穿得如此破旧？”汪洙应声答道：“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知府一听，呵！不得了，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大的口气，将来一定不可限量。
事实证明，知府所料不差。虽然汪洙考了许多次才中进士，但是他的诗作却流传越来越广，最为著名的就是《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这些我们今天仍耳熟能详的诗句便出自汪洙之手。
也许你会产生疑问，黄如论和汪洙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汪洙是宋代人，黄如论是现代人；汪洙是浙江人，黄如论是福建人；汪洙是文人，黄如论是商人……这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
然而，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始终坚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1951年，新中国成立刚刚两年的时间，百废待兴。也就是在这一年，黄如论降生在福建省连江县的一户普通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学填表的时候是贫农”。对连江县稍有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连江不仅是有名的“建筑之乡”，还是出了名的“华侨之乡”。这个深山里的小县城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华侨，就是因为，在这里想要生存下去，真是太难了。
虽然黄如论的家乡马鼻乡辰山村是个背山面湖的风水宝地，可是没有土地却成了当地人最头疼的问题。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无异于大海之于渔民，深山之于猎户。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当地人只能有三种选择：一是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寻找发财之路。这也是连江县为什么可以成为华侨之乡的重要原因；二是到福州打工，也就是最初的所谓“农民工”，靠为官家和有钱人修建房屋赚钱，这也是连江县成为建筑之乡的原因；三是留在家中，靠种田或打鱼为生。黄如论的父辈就是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可是，“平生志气高”的黄如论却不想走和父辈们一样的路，“我生在一个很穷的农民家庭里，但这并不决定我永远受穷、没有发迹的时候”。
农村的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走出去，而要走出去就必须先读书。1958年，当中国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时候，黄如论也背上书包走进了学堂。少年时代的黄如论，嗜书如命，即便是后来因为家庭贫困的原因上不起学，他也想方设法去学习。也许有人觉得，为什么每次涉及成功人物的童年生活时，总有上不起学却仍然勤学不辍的“桥段”？难道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还是为了故意给人们制造一种“少年时代便与众不同”的假象？
不可否认，在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人们都有将其“神圣化”的倾向。假如你家的电视机屏幕坏了，可你仍然像听广播一样“看”电视，等许多年后，你功成名就了，有人为你立传时，他也有可能对此大书特书，说你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不忘学习，不忘通过电视了解时事。但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毕竟是少数，即便存在，也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撇开事情的真实性不谈，这一惯有“桥段”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善于学习是所有成功者共同的品质。
对于黄如论来说，学习是重要的，而学习的场所、环境、方式则是次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学习的内容也是次要的。美国著名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只受过四年小学教育便中途辍学打工，可是他却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富豪。福特在世时，有许多瞧不起他的人在报纸上公开发文，嘲笑他“不学无术”。这使得福特极为恼火，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审判时，报纸所请的律师为了证明他们的报道是正确的，就向福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英国在1767年派了多少军队前往殖民地镇压叛变”之类。福特直言不讳地回答：“我不知道。”最后，律师们这些无聊之极的问题触怒了福特，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大声问道：“如果你希望我回答刚才那些愚蠢的问题，那么我告诉你，我办公桌上有一排按钮，我只要按下其中的一个，就可以召来各方面的专家，他们不但能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而且还能回答你们连问都不敢问的问题。现在，你们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必要在脑子里记住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以便应付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出的这种愚蠢的提问呢？”律师们哑口无言，结果当然是福特胜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的内容也是次要的。
黄如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时读不起书，我的学习方式就是听评书、听故事、看图书、看闽戏等，这些也让我懂得了做好人、有好报的道理。”学习的场所不重要、方式不重要，甚至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确立了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商即做人”，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企业家的共识，商业上的技巧只能让人一时获利，而要真正成为商场中的风云人物，成为商界翘楚，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黄如论曾经多次提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这一身份定位让他具备两样东西：一是改变穷困落后面貌的渴望；二是农民的质朴、善良与纯真，是农民的可贵品质。
对于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是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革”开始时，黄如论年仅15岁。由于出身成分较好，他理所应当地成了“红卫兵”。也就是在“文革”中，黄如论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文凭”——由“社会大学”颁发的“学士证书”。
在“文革”中，他得以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那富有生命力的军事辩证法，这对他日后的成功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好学，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他都能从这些生活的点滴中获得感悟、获取知识。“‘文化大革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学到很多文化，因为我跟随的造反派组织成员都是厅处级干部、老红军、老革命，我在他们的身边，学到了怎么为人处世，也学到了怎么写文章。”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过了一年，他就由革命者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我16岁的时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帽子上面写着‘反军小丑反革命黄如论’。”仅仅一年之隔，黄如论的遭遇便发生了如此巨变，这让他真正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社会中的人。在“文革”中，他戴过红花，挨过批斗，他忽然觉得“中国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复杂了，绝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左右了的”，心生倦意的黄如论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了一位民办教师。
在家乡，他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方守金。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最终决定结婚。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中国人都是好“面子”的，谁也不能例外。可就当黄如论的亲人朋友用节省下来的肉票、糖果票、点心票为他举办婚礼时，他却被当时公社的当权者抓进了“小黑屋”——理由很简单：结婚大办酒席，有资产阶级思想。新婚之夜，就在朋友们兴高采烈地为他这一生中最大的事忙碌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接受审查，交代资产阶级思想。“几经思索，我萌生了经商的念头。目的就是一个：赚钱，改变过穷日子的家风！”
“穷则思变”，在那个人人都穷的年代，在那个想要“变”就会被“审查”的年代，“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的黄如论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求富之路。穷是现状，变是结果，中间的桥梁就是“思”。思考之于人类的意义，无须我们多做注解，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就是最好的注解。
“思”是一个过程，有过程就必然会有结果。“思”的过程可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终归要回到现实、回到当下，在取舍之间做出选择。选择，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放弃。“舍得”的智慧就是在思索中降生的。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在那个知识分子迷茫而又彷徨的年代，黄如论没有选择听从“神明”的指引，也没有选择听从长者的规劝，而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从心之所欲，即是正道！
当他真正决心投身商界的时候，作为“农民的儿子”那种与生俱来的淳朴品质，又成了助推他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大保障。正如黄如论在多年之后回忆自己的创业之路时所说：“我认为我成功就是因为不欺人、不骗人、不哄人、不诈人、不害人，而这些品质是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教给我的。”
◎我只想到了赚
天空不会永远艳阳高照，也不可能一直阴雨绵绵。人生也是如此。
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婚姻，黄如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粉碎“四人帮”后，当东南沿海兴起经商大潮的时候，黄如论并没有像当初参加“革命”一样，第一时间投身其中。他不是惧怕潮流，更不是不想融入潮流，而是像蛰伏三年的楚庄王一样，在伺机而动，“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那时，人们为了发财，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还不择手段偷偷地搞走私活动。我当时就清醒地告诫自己：一是违法的事不做，再是不做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念，在黄如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明确了原则、找准了时机、了解了形势之后，黄如论决定发挥乡亲们在建筑方面的特长，组织建筑队搞建设。
要想成立一支建筑队很容易，可是怎样才能让这个建筑队生存下去并从中盈利，则需要详加斟酌。对黄如论来说，工人可以招、工具可以买、技术人员可以聘请，最大的难题出在钱上。正因为没有钱，他才要想方设法挣钱，而想要挣钱，首先就要求你有钱投资。这好像是一个“悖论”，却是大多数创业者创业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
虽然当时政策有所松动，但是银行绝对不可能平白无故贷款给一个一无所有的平头百姓。那么，经费如何解决呢？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借！并且还是高利贷！这条路究竟通向何方，没有人清楚，但是黄如论却十分明白，如果不走这条路，就只能原地踏步，连改变的希望都没有！
我们中的许多人，做事情为什么不容易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尝试之初，便已经开始忧心“我要是赔了怎么办？”“我要是做不好怎么办？”结果呢？往往是越害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害怕被骗的，结果真的遇到了骗子；害怕亏本的，结果真的亏了本。就如电影台词所说的一样：“子弹专打胆小的人。”
许多时候，用唯心一点的话说，我们的心态影响了事物的发展。曾经有一只狮子，为自己是草原的霸主而振奋不已，它每天都昂首挺胸在自己的“领土”上巡视。然而，有一天狮子醒来时却发现自己的尾巴上挂着一块“驴”的牌子，上面有编号、有日期，还有人类盖的章。就是这块小牌子让狮子烦恼不已，它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为了消除自己心中的疑虑，它不停地向其他动物求证。草原上的动物也不十分肯定，有的说它还是狮子，有的说它可能是一种新发现的驴子。狮子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雄心，整日愁眉不展。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看到这只狮子和其他驴子一起在草地上吃起了草。在这个故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狮子的生理构造，而是它的内心。当它对自己产生怀疑，当它失去了王者的霸气，失去了雄心壮志，它就从内心深处变成了一头驴子。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只有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拿出首战必胜的决心，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在事情到来之前，就已经心存畏惧，那么这场“战争”就已输掉大半了。所以，当有人不解地问黄如论，“你自己没有钱，还敢去借高利贷搞工程，难道你就没想万一赔了怎么办？”而黄如论则底气十足地回答：“我只想到了赚！”
懦夫，往往是在困难之前就被吓倒了；普通人，往往是在困难之中被吓坏了；只有英雄，是在渡过了困难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时，才发现自己竟然克服了这样大的困难。这就好比两座悬崖之间有一条铁索桥，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想要到达对岸这又是唯一的路径。懦夫，看看无底的深渊，看看细如钢丝的铁链，吓得瘫坐在桥前，宁死也不愿冒险；普通人，也为这样的险恶环境而深感畏惧，但是他的心中充满豪情，相信自己一定能到达对岸。他意气风发地迈开步子，一步一步又一步，越是靠近中心，他越感觉到自己无所依附，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几次险些失足，让他胆战心惊，于是大多数人在桥中间抓住铁链，不敢再动分毫；真正的英雄，在困难面前并没有想它到底有多么难以克服，而是在想自己应该怎么克服。当胆大心细的他们一点一点移动到对岸后，再回过头来看那铁索和深渊，心有余悸。甚至还会纳闷，自己当初怎么有勇气走过来？他们拍拍胸口，继续上路，如果未来的路上还有类似的困难，他们还会有这样的表现。而黄如论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黄如论刚组建建筑队不久，便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海军扩建后勤基地。这是他们建筑队的第一战，也是黄如论商业生涯的第一战，深谙毛泽东“初战必胜”军事思想的黄如论真正地把这项工程当成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来打。在正式动工那天，黄如论就像解放军指挥员一样，给工人们做“战前动员”，甚至他还学着解放军指挥员的样子大喊：“开工！我们一定要做到初战必胜！”
那段日子里，黄如论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地就是战场，建筑就是攻坚”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深知工程质量就是建筑队的生命，也是他们打响名声的唯一途径。在他的带领下，工程进展顺利，质量很高，他也多次受到海军首长的表扬。可就在这时，黄如论再次成为当地当权者的“关注对象”。由于他的身份是民办教师，现在却“不务正业”地撇下本职工作去经商，他又一次被送进了学习班。个性倔强的黄如论，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自己既定的脚步，他在学习班中用沉默来回应那些批判和质疑，也因此而触怒了“当权者”，自己唯一的正式职业——民办教师也被解除了。这就意味着，全家人赖以生活的工资没有了，如果这项工程挣不到钱，不仅生存是个问题，那些高利贷就会要了他的命。
当黄如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建筑工地时，工程顺利竣工的消息给了他一丝心灵上的慰藉。可是，接下来的变故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工程的合伙人对黄如论说：“由于你有政治问题，这项工程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所以赚的钱也就没有你的份儿了！”
这就是黄如论初入商海的第一战，有做大事业的豪情，最终的胜利却与己无关；为工程倾尽心血和精力，最终却被别人抢夺了“胜利的果实”。他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他也为此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跟合伙人理论，要回自己应得的利益；一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件事就算自己交了一次学费。黄如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毅然决定：应该赚的钱不要了，但是借的钱一定要还！
“我的爷爷、奶奶没有读多少书，但是做人的道理却都懂。他们经常跟我讲：做人要有志气，鸡拉出来的屎都有气，但气还有正气、歪气之分。”虽然这次项目黄如论可以说是赔得血本无归，但他自己看来，并非一无所获。“在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过程中，我的霸气，我的野心，我什么都要做第一的性子都显露出来了。我想，只要有了这种永不服输的霸气，失败了还可以再从头做起。”这两点就是黄如论的收获，一是做人的正气，一是做事的霸气，而这也正是黄如论能取得今日成就的最关键因素。
由于黄如论在这次建筑承包中吃了亏，这件事很快被人们传开了，虽然没有赚钱，可是他为自己赢得了极好的名声。很快，部队的一位教导员便主动找到黄如论，希望他能承包部队的一项工程，而这位教导员正是冲着黄如论做人的正派和做事的认真而来的。黄如论也就是从这项工程中，赚得了步入商界以来的第一桶金。
◎选择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这个论断需要一个桥梁，而这座桥梁就是选择。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除了利益、得失的权衡之外，最重要的是你真正看重的是什么。对于选择，黄如论也有自己的标准，那就是他始终奉行的两大原则“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得到了就应当失去，失去了就会让你得到。”这两句看似简单的话，却蕴含着黄如论大半生的智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三十而立”的说法，黄如论30岁时，不仅靠搞工程赚了钱，而且还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当地小有名气。可是，就在外人对黄如论的成功艳羡不已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选择——出国！
前面说过，连江县之所以华侨众多，就是因为当地土地少，人们活不下去，才被迫下南洋，而像黄如论这样“功成名就”之后再到他国流浪的，实属特例。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向来是安土重迁的，“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梦寐以求的生活。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黄如论背弃“家有黄金万两，绝不背井离乡”的古训，要在而立之年只身下南洋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封闭了多年的国门被打开，沿海地区一夜之间变得忙碌起来，爱国华侨纷纷回国探亲、寻找商机，许多青年人也相继出国求学经商。虽然改革开放的形势一片大好，可是此时的黄如论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却并不乐观，“文革”时期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国内的形势也是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出国，才能安全地实现自己“赚钱”的理想。并且，他的建筑队虽然小有名气，但是相对于那些有规模的建筑商，尤其是国际上那些知名的企业来说，他们只能算是“游击队”。要想让自己的队伍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就必须走出国门，去看看别人怎么做，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管理经验。
30岁的黄如论就这样在别人的不解和质疑中，带着仅有的积蓄，孤身一人踏上了开往菲律宾的货轮。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黄如论舍弃了在故乡的优裕生活，舍弃了自己苦苦建立起来的建筑队，甚至舍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望，来到了菲律宾。那么，他得到了什么呢？语言不通、居无定所、没有体面的工作，只能露宿公园，吃不上饱饭，靠在纽扣厂卖苦力、打零工生活。而此时的黄如论依然坚信，“家无流浪子，官从何处出？”，自己既然主动舍去了得到的一些东西，就必然能得到更多的东西。由于黄如论工作认真仔细，又有过自己当老板的经历，他很快便成了纽扣厂的核心人物，两年之内就从一名打工仔升任为纽扣厂的厂长。
就在黄如论的生活出现转机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让人不解的选择——放弃厂长的职位，自己组建公司。他和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把菲律宾盛产的杧果干和椰汁运到香港和中国大陆销售，赚取差价。而成立公司所需要的费用也是他借来的，更确切地说是他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信誉从侨商手中借来的。也正是由于他身为“农民的儿子”的那份质朴，以及“做人要正派，做事要霸气”的准则，黄如论在马尼拉的口碑极好，很快成为菲律宾新移民中的一颗新星。
1989年，黄如论已经在菲律宾待了近10个年头，这些年里，他到菲律宾的三大目的都实现了，既赚了钱，也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到了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他的公司已经在菲律宾站稳脚跟，进出口贸易做得风生水起，经历了创业之初的艰辛之后，他应该到了享用胜利果实的时候了。可就在这一年，他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国！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一句话，叫“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发达了，却不回自己的故乡，就像是穿着绫罗绸缎在夜间行走一样，是没有人会知道的。所以，许多人功成名就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荣归故里，以证明自己光耀了门楣。然而，黄如论回国原因却不单单在此。虽然在异国他乡经营贸易事业，但是黄如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建筑业。而菲律宾只是一个岛国，也就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大小，即便是首都马尼拉也难以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这就决定了在菲律宾发展房地产业很容易受到限制。与此相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多，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必然增加，因而中国才是发展房地产业最好的地方。这些都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则是黄如论始终坚信自己所总结出的、人生与事业的真谛——“得到了就应当失去，失去了就会让你得到”。他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前进方向，不断去挑战一个个陌生的行业，以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抱负。从教书育人到组建建筑队，从建筑行业的小有成就到只身独闯菲律宾，从纽扣厂的厂长再到转口贸易……他人生中的这些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1989年，无论是对黄如论，还是对中国，甚至是整个世界，都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黄如论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为回国投身房地产进行实地考察；这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创；这一年，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大陆也发生了动荡，不仅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受到影响，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热潮也猝然冷却下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许多爱国侨商的态度这时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投资热情下降，转而持观望态度，韬光养晦，以期局势明朗时再做决定。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特立独行者，那就是黄如论。就在众人犹疑不前的时候，黄如论带着自己在菲律宾打拼换来的血汗钱回到福州，成立了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了大事业的前辈先贤，无论他们身在哪个领域、哪种行业，“不走寻常路”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也是他们成就事业的最大秘籍。街亭失手之后，面对司马懿的数万大军，只有几百兵士的诸葛亮没有加强防范，而是四开大门，淡然处之，最终凭借空城计使得魏军撤退，保全了西城；毛泽东舍弃了“武装夺取大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历史经验，独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解放了全中国；邓小平突破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有计划经济的限制，大胆引进市场经济，换来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不走寻常路”的结果，而黄如论无疑也秉承着所有优秀人物的这一特质，在选择时，总能独辟蹊径，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
从1991年回国到1997年，短短几个年头里，黄如论在福州、南昌等地兴建了一批大的工程，已经在国内房地产行业站稳了脚跟，而永不止步的黄如论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回国创业，目的就是要做出一番大事业，而要在中国房地产界混出名头，北京是必选之地。199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逝世，对于中国能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各方面的意见不一。并且，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井深水大，问题复杂，所以当黄如论在董事会上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自知在省会城市发展房地产已经达到阶段性顶峰的黄如论，已经下定决心要北上开辟新战场，他力排众议，只身北上，在北京进行了8个月的调查研究，而后依然决定——进军北京！
如今，许多人都知道处于北京黄金地段的世纪城和世纪金源大饭店，升值潜力巨大，而当初黄如论刚到北京时，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地。短短几年的时间，昔日的荒草地就变成了今日的“黄金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黄如论决断的前瞻性。而当年金源集团提出的“我们造城”的口号，也彰显出黄如论要在北京房地产业中大展拳脚的豪情与抱负。从到北京发展，再到“我们造城”口号的提出，再到世纪城的建设完工，黄如论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克服了无数个常人难以想象的难题——有时，因为缺手续，盖好的房子不能出售；有时，因为工程量巨大，自己的资金用完了，工人们却还等着钱回家过年；工地上还发生过数百人集体中毒事件，甚至还惊动了中央纪委的领导……所有这些困难，都被黄如论一一化解，而金源集团也迎来了自己进京以后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黄如论身为“农民的儿子”，首先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同时还保有农民的淳朴与善良。如果说这一系列的抉择一系列的放弃，让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前进方向，不断地进行自己人生的新定位，那么“做人的正气，做事的霸气”就是促成他完成转向和定位的最大法宝。如果说黄如论的事业决策是一个企业经营者和商战理论家所做出的明智选择，那么他的成功，就是身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所具有的个人品质为他赢来的丰硕果实。也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抉择中，黄如论将农民的品质与企业家的责任，将个人的财富与对社会的义务融为一体；也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抉择中，他实现了人生的理想，也实现了自己灵魂的修行。
◎慈生我心，善行天下
我们都知道，佛教是讲求布施的。“布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哪些人会布施？又向什么人布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布施，就是我拥有的比你多，我分给你一些的过程。布施的可以是钱，可以是物，也可以是道理、精神。我是一个乞丐，你也是一个乞丐，我要到了两个馒头，你却什么也没要到，我分你一个，这就是布施。我懂得许多道理，而你却不甚明了，我把这些道理讲给你听，这也是布施。所以，布施应当是相对富有者与相对贫困者共享财富的过程。财富并非只有物质。
其次，为什么要布施？在佛教中，人们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报应可以说是佛教的一大根基。正因为有了因果报应，人们前世犯下的罪，今生要偿还；今生所行的善事，在来世也能得到福报。也就是说，布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求得福报。对于因果报应是否存在，我们暂且不论，今人之所以布施更为重要的应当是自己精神上的满足。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做了好事都会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做了坏事都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是毋庸置疑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公交车上为老人让了座，就感觉自己腰板也能挺直了；可如果自己附近有位老人站着，而自己没有让座，就会不知所措地望望窗外或者干脆闭上眼，装作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做善事可以让我们获得心理上的慰藉，这也是驱动现代人行善的最主要原因。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他们并不是将布施看作一种赐予，而是将其看作一种责任，就好比为人父母要抚养子女，为人子女要赡养父母一样，天经地义的责任。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共性之一。
最后，我们该怎样布施？在佛教中，智者有五种布施：其一，至心施。所谓至心，就是至诚之心，也就是说布施者是真心实意地想要行善，而不是富人对乞丐的那种“嗟，来食之”的居高临下的施舍。一个人在布施时的心态决定了他布施的行为，是平等的相助，还是上下之间的赐予。其二，自手施。也就是说，布施要亲力亲为，我们不能假别人之手。佛教之所以有这一条，是为了直接求得福报，而对现在许多企业家来说，捐钱容易，真正身体力行地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善事，则很难。其三，信心施。也就是要坚信“因果不空”，相信行善事、得善果，坚定自己行善的决心。其四，时节施。就是要根据时节因缘的需要进行布施，给贫者施钱，给病人施药，不能不顾对方的需要，强行“做好事”。其五，如法求物施。这是说我们布施的东西必须是“如法”而来，不能用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物进行布施。
每个人，尤其是企业家，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都面临着一个怎样支配的问题。对个人财富的支配问题，本是一件私事，别人是不应该横加干预的。可是，由于企业家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对财富的使用不仅影响到个人和企业的声誉，甚至还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家成为中国民众最为关注的群体之一。
经常留意中国慈善人物排行榜的人可能清楚，黄如论先生一直榜上有名，甚至可以说一直名列前茅。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第一名；2005年，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第一名；2006年，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第三名；2007年，胡润慈善榜第四名；2008年，胡润慈善榜第三名；2009年，胡润慈善榜第二名；2010年，中国慈善排行榜年度十大慈善家第一名；2011年，年度十大慈善人物第一名……这一系列荣誉的背后，是黄如论的赤子之心、慈悲之心。
黄如论出身于农民家庭，因为贫困，小时候并没有在学堂读几年书，他深知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读书的困难，也深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义。从刚回国创业到今天，黄如论从没有停止过对教育的捐助。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项：1999年，捐资100万元，设立福建省福州市贫困学生助学金；1999年，捐资150万元，帮助福建省连江一中发展教育事业；2001年，独资捐建福建省连江“黄如论中学”，计2300万元；2002年，捐资1691.8万元，帮助中国人民大学解决生活、教育问题；2003年，捐资2.3亿元，兴办四年制本科大学福建江夏学院；2003年，捐资1000万元，帮助北京大学兴建政府管理学院；2004年，捐资1300万元，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兴建“如论讲堂”；2009年，捐资4亿元兴建合肥市第四十八中学南校区、合肥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东校区；捐资1.7亿元兴建长沙雅礼外国语学校；捐资1.3亿元兴建贵阳市第一实验中学、贵阳市第一实验小学。2010年，黄如论捐赠3亿元兴建河南省第一家文化艺术类本科院校……
当然，他的善行远不止于此。敬老、科技、医疗、扶贫、新农村建设、传统文化、环境保护，几乎每个领域他都有所涉及。据有关媒体统计，黄如论回国以来，已经在全国捐建了希望小学167所，全日制普通公办小学5所、全日制普通公办中学5所，四年制本科大学1所；成立中国大陆最大的个人非公募基金——福建江夏慈善基金，用以帮助患病的贫困弱势群体；设立孤儿抚养基金和贫困老人救助金，抚养、赡养孤儿和老人数千名。每当各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黄如论得知后均尽己所能慷慨捐赠。在重庆，他捐资近千万元用于抗旱抗涝；在福建，他多次捐赠数百万元用于抗击台风；2008年的南方冰雪灾害，他向安徽、贵州、湖南合计捐资1600万元，其中给湖南捐资1000万元，成为该省雪灾中最大一笔社会捐赠。“5·12”汶川地震中，他慷慨捐出1320万元支援灾区。在2010年西南五省特大旱灾期间，黄如论捐赠1000万元用于帮助抗旱打井……
他的这一系列善举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政府的褒奖，媒体纷纷给予其“中国慈善第一人”的评价。也许，许多人会说，企业家们捐款，除了做善事，还能为自己和企业做宣传，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最终受益的还是他们自己。我们并不否认，如今有许多企业家都存在“作秀”的嫌疑，可是有一个细节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中宣部等单位在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次募捐晚会，许多知名的企业家、艺术家纷纷带头捐款，可这里面唯独没有数次荣获中国年度慈善家美誉的黄如论先生，这是为何？
原因很简单，黄如论直接将自己的钱捐给了侨办，数额是1320万元。人人都知道，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场晚会，这也是为企业做宣传的最佳时机，当许多企业家举着鲜红的牌子在央视舞台上站成一排，等着摄像机的“青睐”时，黄如论却舍弃了这次“宝贵”的广告宣传机会，舍弃了这次“扬名”的机会。
黄如论的善举还有很多、很多。“慈生我心，善行天下”是黄如论的人生准则之一，他对此的解释是：“所谓慈生我心，善行天下，就是你的一言一行，要善待你的顾客，要对得起最普通的老百姓。”捐款只是他善行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慈心善行融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之中，融入自己的事业之中。虽然这比不上捐款来得明显，也不如捐款更易为人所知，但是却彰显了黄如论的人格魅力。
“始终以民生为导向，坚持为民众盖房子，为中低收入者盖房子，盖好房子”，这是世纪金源房地产经营开发的宗旨。在拿地过程中，世纪金源决策者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证房价能让未来消费者负担得起。在2007年楼市井喷之时，众多房地产企业不遗余力地囤积土地、哄抬楼价，而世纪金源则属于那些为数不多的、能够以足够的自律老老实实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参与哄抬价格、不争地、不圈地，真心实意为大众盖房，以品质赢得市场的企业。黄如论为顾客着想，为业主谋福利的慈心和善行，往往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以“昆明世纪城”为例，由于建成之初，该地段的交通并不发达，业主们进城上班难成了黄如论最为关心的事情。为此，他亲自出马和昆明市公交集团公司联系，经过磋商，他答应无偿捐赠出世纪城内20多亩土地，建设一座公交场。二十多条公交线路相继开通，业主们的“上班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黄如论规划“昆明世纪城”之初，预测未来三到五年，这里将聚集近六十万人口，这么多人聚集于此，医疗就成了大问题。他再次出面，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联系，无偿捐出世界城内价值6000万元的土地，在“昆明世纪城”中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世纪金源医院。随后，他又亲自和云南师范大学协商，由他出地皮、出资1.2亿元，在“昆明世纪城”内建了一所12年制的“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校”，无偿地捐赠给云南省人民政府。
这就是黄如论，不仅把质优价廉的房子卖给顾客，更竭尽所能为顾客解决一切后顾之忧，从交通到医疗再到教育，黄如论真正将自己的善行与自己的事业融为一体，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发展、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为什么要做慈善，黄如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诠释自己的初衷：在公园里散步时，有时会看到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轮椅里被别人推着。“看到这些，我就会想到如果我到了八十多岁，也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会是什么心情？时间的流逝是人类无法抗衡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创造的波澜壮阔、为世人所认可的事业，必将突破个人的生老病死，获得永恒的价值。所以，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道德的长度和良知的宽度，而这种有品质的思想，才能成就有品质的人生。”
这就是“慈生我心，善行天下”的真意，也是黄如论的人生意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