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大老板花几万块钱买第一炷香烧，其实这是很土的。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因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自己不够富？因为你有贪念。烧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有时候我进寺院，出于对佛祖的敬重，也会烧香。但是我从来不求什么，我知道求也白求，根本不灵，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
这两句话出自曹德旺之口——一个让国产汽车玻璃走向世界的实业家，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集团的“当家人”，一位捐款50多亿元的“中国首善”。
伴随着福耀玻璃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汽车玻璃由20世纪80年代的完全依赖进口，到今天国产玻璃远销海外，几乎是福耀集团“一己之功”；伴随着曹德旺个人资产的不断增加，他捐款行善的数目也在不断递增，特别是2011年5月，他捐出了自己持有的福耀集团3亿股股票，价值35亿元，堪称单笔“慈善捐款之最”。可以说，曹德旺做到了一位实业家应该做的一切——通过发展实业来推动国民经济，通过慈善事业来承担社会责任。
面对高调行善、裸捐等问题引发的热议，以及社会上风传的通过慈善基金会来逃税避税的质疑，曹德旺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正如曹德旺所说，“不在乎别人怎么讲，关键在于我怎么做”，只要有一颗诚心，有实际的行动，所有的谣言终会不攻自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份完美。”可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即便在回忆中，童年也不是那么完美，曹德旺就是其中之一。
1946年，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中国又陷入了解放战争之中，而曹德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是一名商人，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大华侨的女儿，可以说是大家闺秀。一家人原本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可是由于战局紧张，他们不得不在1947年搬回福建老家。
回到老家后，父母在高山买了一块地盖房子。可是没承想，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把工地上所有的泥水工全都抓走了。那些工人的家属天天跑到曹家来要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父亲只好撇下妻子和孩子，一个人外逃。在曹德旺的童年生活中，很少出现父亲的影子，父亲在外经商贴补家用，母亲一个人在家劳作、教子，他们的日子可想而知。
由于是战时，物资匮乏，因此饥饿对曹德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事情。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家里是没有粮食的，只能靠野菜和凉茶度日。曹德旺的兄弟姐妹多，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只靠母亲一人操劳，吃不饱、穿不暖，小小的他饱尝了穷日子的滋味。由于家庭负担太重，父母只好把最小的弟弟送人，这在那个年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虽然家境贫寒，可是富有教养的母亲却并没有放松对儿女们的教育。对于母亲来说，受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因为贫穷而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母亲从不让曹德旺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跟别人讲自己家里靠吃凉茶来充饥的事情，每次吃凉茶，母亲都要把门关起来。正因为母亲如此严厉的教育，曹德旺自小便懂得了尊严的重要性，对于他们全家人而言，即使物质上再匮乏，精神上也要保持自己的风度，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也是为什么曹德旺在经商的过程中从不行贿，从不靠依附权贵来获取利益的原因所在。“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只要涉及人格和尊严，便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
转眼间，曹德旺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是在这一年，9岁的他才有了“曹德旺”这个名字。当时上学的费用虽不高，可是对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来说，无疑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母亲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也知道读书对于这个家庭和孩子自身意味着什么，即便再苦再难，她也要自己的儿子上学。于是，她东挪西借，千方百计凑够了注册用的几毛钱，帮曹德旺在学校报了名。初入学堂，曹德旺乖得很，再加上比较聪明，很快便成了班里的尖子生。可是第二年，他调皮的本性就显现出来了，并且还成了班里调皮捣蛋“小团伙”的头儿，整天以捉弄女生、在课上做鬼脸、跟其他小伙伴打架为乐。
有一次，由于调皮，曹德旺被体育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揪耳朵。当老师放开手准备训话时，却被曹德旺冷不丁地打了一巴掌，老师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曹德旺便没命地逃回了家。这下可不得了，小学生竟然敢打老师，整个村子都轰动了，最后还是母亲说尽了好话，曹德旺才没有被学校开除。还有一次是在曹德旺读初中时，学校明令禁止下河洗澡，曹德旺偷偷下河时，谁知偏偏被教导主任发现了，又被教导主任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批评了一顿。自尊心极强的曹德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耻辱”？课后，他悄悄爬到了学校的围墙上，冲着正准备上厕所的教导主任撒了一泡尿……因为这件事，他退了学，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不难看出，母亲的教育十分成功，无论曹德旺是贫穷还是富贵，是少年时还是成年后，他始终把做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贫穷时，不会为了讨一口饭吃而向别人卑躬屈膝；富贵了，就竭尽全力去做善事，赢得别人的尊重；即便自己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也不允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成了国内著名的实业家之后，更不容许别人对“中国制造”妄加非议，动用数亿元应诉反倾销，维护国家的尊严……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母亲，正因为母亲的教育，曹德旺才能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不行贿、不犯法，才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国家的尊严。
退学之后的曹德旺无可选择地要走向社会，而这之后的几年也是他人生中最苦的阶段。刚退学时，他到林场放牛，过了没多久父亲从远方回来了，决定带他去做生意——在高山和福清之间倒卖香烟。
从福清到高山有100公里，他们第一天从高山出发，骑自行车到福清；第二天在福清采购货物；第三天再从福清骑自行车回高山。每三天，就要骑车走200公里，并且车上还装有货物，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夏天，三四十度的高温把公路晒得滚烫，头顶烈日，同时还得忍受地面蒸腾而上的热气，骑行100公里；冬天，刺骨的寒风无孔不入，驮着沉重的货物走这么远，身上汗流浃背，被冷风一吹，简直冷到骨子里。一年365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曹德旺都奔走在福清和高山之间，并且这几乎是纯体力、透支性的工作。那几年，一向坚强而严厉的母亲，每每在叫醒曹德旺之前都会泪流满面——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却因为家庭的原因过早地背上了这样沉重的负担。
后来由于政府严打，他们又改做水果生意，这也就意味着原来30多斤的货物变成了300多斤！由于水果有保鲜保质期，所以早晨他们必须早早地就要到福清，然后一路急赶，下午回到高山卖货，然后回家吃饭睡觉，为第二天出发做准备。这样的日子曹德旺过了4年，并且是在他人生最美好的青春阶段“这是人生中最苦的一段时间！经过了这个阶段，以后遇到什么苦都不怕了！”如今，曹德旺已经拥有数十亿的身家，可是他依然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每天五点起床打球，之后先到工厂去转转，8点准时到办公室处理一轮一轮的请示。在员工睡梦时来，在员工睡梦时去，一直是他的工作常态。这种日复一日的体力与脑力的长期透支，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也正因为深知做企业的艰辛与不易，他才一直没办法下定决心让儿子接替自己。
农村人结婚早。所以，当曹德旺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时，便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养家糊口。他跟父母分了家，用老婆的结婚首饰当本钱，开始种植白木耳。由于白木耳市场不错，曹德旺很快便收回了本钱。他还与当地的一名公社干部“合作”，一起贩卖。就在他感觉到市场上潜在的风险准备收手时，他的钱被工商局扣了，必须拿公社的证明才能要回那笔钱。而此时，他的“合作伙伴”却落井下石，拒绝了曹德旺的请求。这次惨痛的教训，给涉世未深的曹德旺上了一堂课，也让曹德旺一家人的生活再次陷入窘境，在以后的合作中，他总是慎而又慎，可以说都是得益于这次不成功的“合作”。
人民公社化的年代，每家每户都要加入生产大队，曹德旺也不例外。由于他四处奔走，家里欠了工地十几天的义务工，曹德旺便到工地上干起了苦活。在这个工地上，曹德旺结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王以晃。也正是这位朋友，把他带出了农场，教给了他有关推销的知识，让他有了一定的积蓄，为他日后入主玻璃厂做好了准备。
◎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
1976年，福清高山异形玻璃厂成立，曹德旺进入该厂做了一名采购员。由于经营不善，高山玻璃厂成立后不久便面临着倒闭的危险。1982年，曹德旺以自己刚盖好的瓦房作为抵押，承包了这座工厂。掌握了实权的曹德旺，第一时间改造了技术设备，清退了那些只吃饭不干活的人，对工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时，进口汽车大量涌入中国，而国内的汽车玻璃则是100%从国外进口，由于不懂技术，成本只有几百元的玻璃，在中国往往要卖到几千元。不服气的曹德旺凭着一股子韧劲，硬是靠别人旧的设计图纸研究开发出一种汽车玻璃的万能模具，中国汽车玻璃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这样在一位民营企业家的手中宣告结束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中国保险公司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投资曹德旺的企业，让他扩大生产。1985年6月初投产，当年就盈利70万元，许多人说“曹德旺简直是在印钞票”。
然而，正是由于巨额的利润，引起了许多人的妒忌。工厂之前是国有企业，人际关系复杂，而他在管理时又不可避免地得罪许多“权贵”。因此，曹德旺大部分时间都在应付政治上的检查，这也让他对人际关系复杂的高山镇失去了兴趣。1987年5月29日，包括福清县县委、上海耀华厂、曹德旺等在内的11个组织和个人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中外合资公司——福建耀华玻璃有限公司。
曹德旺虽然是农民出身，可是他懂得技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企业家靠赚取差价来挣钱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尝试放眼世界，创新技术。在一次去芬兰的培训中，曹德旺见到了一台先进的钢化设备，它是由计算机控制的，不用模具也可以做边窗玻璃。这台机器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它的造价自然也不低——150万！这对于一个注册资金只有625万的、刚起步的企业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但是曹德旺深知这台机器对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回国之后，毅然决然地召开董事会，决定向银行贷款。
设备最终还是买回来了，这套设备不仅让公司在玻璃生产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更为原始资本的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一片玻璃的制造成本大约是七八元钱，而市场价可以卖到500元，这样的暴利可以说是任何其他行业都没有的。即使这样，耀华生产的玻璃价格仍远低于进口玻璃的价格，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初战告捷，形势大好，这对于任何一个创业者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本来，日子就应该如此这般地走下去，每天开动机器，像印钞票一样地生产玻璃、积累资金、扩大规模，可随着境外资本对中国市场的窥视，曹德旺却在顺风顺水的发展中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没有技术竞争力的耀华一旦面临国际巨头的挑战，将惨败于自己的家门口，而要避免这种厄运，就必须引进投资、研发技术。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福耀股票上市了。
有了充足资金的福耀，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革新生产技艺，很快便成为国内玻璃生产行业的龙头老大。“不安分”的曹德旺又下定决心，在国外资本还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玻璃生产行业之前，率先走出去！
福耀之后的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美国设立的绿榕公司成立4年亏损500万美元，与国际玻璃行业巨头圣戈班联姻，连续3年亏损，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福耀的成长壮大。但与此同时，也让曹德旺更加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加入WTO之后，福耀抓住了机遇，不仅在国内合并了长春、双辽、通辽等地的玻璃生产厂家，更成为奥迪、大众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的玻璃供应商，这一切都与之前的经验教训分不开。
真正让福耀集团名扬海内外的，并不是它们的产品质量，也不是它们的经营规模，而是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两次极为精彩的表现。
众所周知，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倾销”便成为所有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这是我们的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的最大优势，然而部分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考虑，经常运用WTO的一些条款裁定中国企业实施“倾销”，并将其推上被告席。由于对国际贸易的规则不够熟悉，许多企业纷纷选择了放弃应诉，按照WTO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至少5年或者是永远失去对该国的出口权，不仅企业受损失，整个行业的出口也将受到影响。
福耀集团于1996年开始大规模开拓海外市场，其后销量急剧增加，2000年出口夹层玻璃已经达到2亿片。然而2001年，福耀就遭到了反倾销的指控，这对于刚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美国商务部裁定，7家中国公司将产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美国经销商，构成倾销，将对中国的玻璃出口商加征3%～124%的关税。
福耀集团并没有被来势汹汹的竞争对手和美国商务部吓倒，曹德旺的应诉态度十分坚决。他聘请了国外专家为代表，成立了专门的反倾销应诉办公室，认真研究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同时在企业内部还成立了应对反倾销调查小组，由曹德旺亲自掌控。在这个过程中，福耀所整理的资料就达几百公斤重，曹德旺对这次诉讼志在必得！
很快，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就裁定中国汽车玻璃没有在加拿大市场构成倾销，驳回了相应的指控。福耀集团的反倾销取得了突破。而美国那些巨头企业并没有死心，它们决心要把中国产品彻底地挤出美国市场。于是，在一种很不透明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企业对美国汽车玻璃行业造成损害，要加征反倾销税。甚至在这个裁定宣布时，都没有通知中方的律师到场，福耀集团连一个正常的申辩机会都没有。
一系列的不公平待遇让曹德旺愤怒了，让福耀的员工愤怒了。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将美国商务部告上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第一次正式状告美国政府，曹德旺也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经过漫长的调查、申辩、裁定过程，2004年5月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来自中国的挡风玻璃行政复审的初裁结果公告，将福耀玻璃的倾销率由原来的11.80%降低至0.13%（小于0.5%视同零倾销税率）。福耀赢得了这场“反倾销”战争，曹德旺也成为“中国入世以来反倾销胜利第一人”。国内媒体对这场官司予以了高度关注，那段时间，只要谈起WTO，就绕不过“福耀”的名字。福耀，成了中国人的骄傲！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曹德旺得过的奖项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但是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奖项之中，有一个是曹德旺最看重，也是最特别的，那就是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
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由全球最大的4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组织评选，旨在表彰那些利用远见卓识、领导才能和卓越成就激励他人的出类拔萃的企业家，素有“企业界的奥斯卡”之称。作为一项享誉全球的企业家奖项，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评选有5大标准：（1）是否从无到有，白手起家；（2）是否始终诚信经营；（3）是否注重知识创新，注重知识产权；（4）是否具有全球影响力；（5）是否有发展前景。
2009年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桂冠最终戴在了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头上，这是安永全球奖评选以来中国大区的企业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实现了24年来华人获此奖零的突破。暂且不谈这项大奖的评审如何严格，单看看曹德旺的竞争对手，便知道他的胜出绝非易事。参与此次大奖角逐的有：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丁世忠、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总裁朱新礼、中国雨润食品董事长祝义才、理文造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文俊、SOHO中国主席潘石屹、携程网首席执行官范敏、美联集团主席黄建业、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这些人的名字大家不会陌生，他们的成就自然也不可小觑。而曹德旺之所以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在于福耀集团对全球的影响力，在于他的企业家精神，在于他的个人诚信。
正如获奖理由所讲的那样：“曹德旺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汽车玻璃领域。福耀集团真正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在海外的发展。他也为中国的公司治理开辟了先河。”
从“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的梦想出发，曹德旺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福耀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强，中国的玻璃制造业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这一切都源于那个最初的梦想，源于一个企业家的爱国心、责任心。
◎行善应当低调还是高调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学生，他们俩一起跟着孔子出游。走到一条河边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小孩掉到了水里，子路比较勇敢，就跳进河里把小孩救了上来。后来孩子的家人知道了，牵了一头牛来送给子路作为答谢，子路欣然收下了。当时由于战乱，鲁国许多人被卖为奴隶，因此鲁国规定如果谁能出钱把自己的同胞赎回来，回到鲁国之后，就可以从国库领取这部分费用。一路上，子贡帮助许多人赎了身，可是回到鲁国后他并没有去国库领钱。
子路和子贡谁的品德更高尚呢？许多人都觉得“施恩不受报”才是品行高尚，子贡花钱做好事却不要酬劳，比子路的境界更高。可孔子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这里的“赐”说的就是子贡。）意思是说，子贡做错了啊！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从别的国家赎回奴隶了。而对于子路，孔子则说：“鲁人必拯溺者矣。”以后，鲁国的人都会积极去救那些落水的人了。
很显然，孔子的看法比普通人的“施恩不受报”又深了一层。
鲁国的法律要求人们赎回自己的同胞，而费用由国家来承担，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了恻隐之心，就会帮助自己的同胞，而在经济上你也不会受到损失。这样，你赎回的人越多，人们越夸赞你的品行，你也就有动力去赎回更多的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而子贡的做法却打破了这种平衡，他赎回了人却不要钱，人们对他的赞誉更高了，可是他却无形中置别人于不义之地。假设有一位商人，他手中的钱刚好能赎回10个人，他将人赎回之后去国库要钱吧，人家说他品行不好，没有子贡高尚；不去要钱吧，自己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权衡之后，他很有可能对那些人不管不问。这也就是说，子贡一个人得到了最高的赞誉，却截断了别人的行善之路。
子路呢？他救了人，人们会称赞他。他救人之后还得到了好处，这件事虽然很多人议论时会不以为然，但如果到了自己身上，就会乐得不行。孔子也知道，真正高尚的人太少了，要想让人们讲求仁义，利益的“诱惑”是必不可少的。子路救人之后名利双收，人们就会觉得做好事不仅能得到好的名声，还能得到利益的补偿，就会更加积极地去做善事。这就在无形中鼓励大家去行善。
孔子看得要比一般人更加深远，所以他不夸赞不要钱的子贡，而是赞美做了好事之后收取谢礼的子路。这一点，在现代仍有借鉴意义。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家成了中国社会超级富裕的群体，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财产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的人选择了享受，名表名车、豪宅豪宴；有的人选择了做守财奴，留给下一代；有的人喜欢低调行善，以“无名氏”的名义捐赠财产；有的人喜欢高调行善，“捐了100万希望全国13亿人都知道”……当企业家与慈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高调行善还是低调行善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低调行善意味着做好事不留名，把钱捐给红十字会、希望工程或者各种公益组织，捐了多少没人知道，钱怎么用也没人清楚；高调行善意味着足够的媒体曝光率，捐了多少钱历历在目，这些钱都流向了什么领域，都救济了哪些群体，也有据可查。但是高调行善有一个“坏处”，那就是有“炒作”和“作秀”的嫌疑，有自我宣传的嫌疑。许多人拿了钱做好事，到头来却还要被人怀疑是“别有用心”，这种不信任无疑是当头浇下的冷水，让许多慈善家寒心。
曹德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慈善的，没有人能说出确切的时间。其实，他的善举早在1987年承包高山玻璃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以新盖的瓦房做抵押来承包玻璃厂的曹德旺，一心想要把厂子做大，可是无奈资金有限。就在这时，他的一位小学老师找到他，希望他能够把学校里那些用了十几年的破旧桌椅换换。曹德旺二话没说，便借钱为学校捐了一批桌椅，并且拒绝了老师在桌椅上署上他名字的要求。匿名行善，这也是曹德旺一直以来都在追求的“无相布施”，即匿名布施。
在福耀集团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受过曹德旺恩惠的人不可胜数。有一次，他乘飞机时看到一则消息，吉林双辽一位农民生了对双胞胎，却因为家里穷无钱抚养，登报寻求帮助。很多好心人希望收养孩子，可是孩子的父母却又舍不得。曹德旺看到之后，立即致电双辽分公司，让他们去查明情况，而后他决定向孩子的父母每月支付与双辽职工同样的工资，却不用他们上班。福建永泰县的一位老农，只有一个智力低下的儿子，为了生计他给儿子买了一头母牛，没承想母牛两年内所生的小牛相继夭折，母牛也病死了。儿子因为失去了生活来源，积郁成疾。老农多方求助无果，听说曹德旺是一个热心的人，便写信到福耀求助。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福耀集团的人便把牛给他送到了家，曹德旺还亲自写信叮嘱老农，要小心照料，以免重蹈覆辙。
这就是曹德旺，一个时刻准备行善，时刻把穷苦人生活中的小事装在心里的慈善家。除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他自然也不会忘记家乡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据不完全统计，曹德旺用于捐赠的资金累计超过2亿元。
1996年，捐资300万元建立“福耀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1998年，捐资近700万元支援长江流域抗洪抢险；
2001年，捐资114万元救助福建沿海受台风灾害的地区；
2002年，捐资83万元帮助甘肃1200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2004年，捐资1300万元为家乡修建公路；
2005年，捐资600万元修建福清高山中学教学楼；
……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曹德旺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徒，匿名布施也就是低调行善是他从事慈善事业之初的选择，还有许多捐款并没有见诸报端。他的第一次“高调行善”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在此次地震中，福耀集团捐款总金额达930万元，其中曹德旺以个人名义捐款500万元。之后，关于曹德旺捐款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像许多高调行善的慈善家一样，他的行为动机也受到了许多人的猜测。特别是2009年，曹德旺宣布裸捐之后，他的一言一行都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
2009年2月12日，曹德旺正式宣布将捐出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成立以其父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助学、救灾、宗教等慈善公益事业。2011年5月，经过一番波折，曹德旺最终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将其家族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赠给了河仁慈善基金会。按照当时福耀玻璃的股票市价，这笔捐款市值约35.49亿元人民币，创下了中国有史以来个人捐款的最高纪录。
裸捐是慈善还是商业炒作？曹德旺的决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让民众敏感的神经再次紧绷，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看看曹德旺究竟是“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富豪”，还是沽名钓誉之徒，借慈善来宣传企业。
如今，河仁慈善基金会已经开始运作，曹德旺也遵守了自己之前的承诺，逐步退出了基金会的日常管理。基金会并不直接面向贫困人群，而是委托慈善机构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机构都可以向基金会申请款项，但要无条件接受河仁慈善基金会的监督。为了公开透明，基金会将定期公开审计报告及慈善项目名单，基金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向社会公告。一系列的事实摆在面前，关于曹德旺的种种猜疑和流言也不攻自破。
从最初的“无相布施”到现在的频频露面、高调行善，曹德旺的慈善之路越走越远，随之而来的质疑与非议也越来越多。在整个社会都对企业家做慈善存在诸多“不信任”的背景下，曹德旺很难做到让每个人都“称心如意”。只要做慈善，就没办法置身于社会的舆论潮流之外，对于这一切，曹德旺早已习惯了，也淡然了。“《金刚经》的主题思想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今天非常富有，你今天非常落魄，那个美女很漂亮，这个都没有用，一切都是假的，随着时间流逝，一切都过去了。”
至于高调行善和低调行善到底哪一种方式更好？或许曹德旺没有读过孔子和子路、子贡的这则故事，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见解，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见解和两千多年前的智者孔子如出一辙：“我现在接受宣传，是为了动员那些有钱人。有人认为我带相布施很不好，那我就带相布施吧，我不死谁死？”
◎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曹德旺身上有着诸多的矛盾之处。他在慈善事业上出手大方，却被股东们背地里称为“铁公鸡”；公司迅速发展的几年，他辞退了许多老员工，被人称为“黑心老板”，可是2007年却获得了“CCTV年度最佳雇主”的称号；他信奉佛教，却从来不追赶时髦，去寺庙买第一炷香；他非常懂得享受生活，住豪宅、穿名牌，可是又像“苦行僧”一般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工作；他自己捐出了大部分的公司股份，却公开反对“裸捐”；整个社会都在鼓励大学生创业，他在福州大学做客座教授时，第一堂课就公开反对大学生创业……
凡此种种，让人看不懂、摸不透，而这背后又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
我们前面提到的慈善家，无论是李嘉诚、黄如论，还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国外的慈善商人，他们在慈善方面十分慷慨，却在个人生活方面“吝啬”得很。在这方面，曹德旺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他的日常生活并不“节俭”。他在福州的豪宅占地6000多平方米，耗资六七千万元，是他一手设计的。宅院里不仅有园林、游泳池，还有装修考究的客厅、书房、中西餐厅、藏画室、藏酒室、健身房、party区及家庭电影院。对于这座住宅的豪华程度，曹德旺本人并不避讳，每当有好奇的客人上门，他都会亲自带领客人四处参观、详细介绍。有记者曾经探访过曹德旺的豪宅，藏画室内有千余幅名家字画，藏酒室内也被琳琅满目的中外名酒占满，家庭电影院内的皮质软椅每把购价20余万元，名牌服装、豪车、名表在他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对于自己的“奢华”，曹德旺有他的理由：“第一，我没有做亏心的事情，我的钱是一分一分赚的，我从事的是制造业，从来不做我本分以外的生意，资金来源非常干净，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二，因为我信仰的是，弄清楚你过好生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认为我应该追求我的生活质量，把生活过好，有足够的精力、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精力，还有健康的身体来支持我做更多的事情。”
的确，如曹德旺所言，生活的奢华和享受并没有消磨他的斗志，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每天5点钟起床，到公司里转一圈，然后8点到办公室处理公司的各种事务。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他20年来生活的常态，即便如今儿子已经开始掌权，他每天也要工作10个小时。
作为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要与政治沾边。一个商人不懂政治不可能赚大钱，可如果一个商人放弃自己的本行去玩政治，就要吃大亏。从清代的胡雪岩到现在的赖昌星，都是最好的例证。而一旦涉及政治，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官商勾结”这句话，一个是手握权力的官员，一个是掌握财富的商人，很容易一拍即合。因此，任何一个企业家如果想要做到资金完全“干净”，都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
早在1990年，曹德旺由于和高山镇镇政府合资办厂赚了不少钱，就成为当地反腐的典型。“从违法用贷款的钱入股到偷税漏税、贪污行贿，一样没落下”，可是多方查证之后，县政府只得出一个“顶多算失职”的结论。曹德旺一直都认为是自己的“不贪”救了自己，“人要谦虚诚实，遵纪守法，只要做到不贪，什么都容易”。所以，曹德旺是目前大陆敢公开声称自己“没有送过一盒月饼”的、为数不多的企业家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享受自己的财富，也不怕人们的猜疑与非议。
由于曹德旺的佛教信仰，他在从事慈善事业之初，人们便称他的慈善方式是“佛商式慈善”。见到曹德旺本人，我们也不难把他和佛教中耳廓面方的弥勒佛联系到一起，可就是这样一位面和心善的人物，做起慈善来却“严苛”得很。
2010年3月，西南五省大旱，曹德旺决定捐款2亿元帮助西南地区人民解决抗旱难题。中国扶贫基金会得知这一消息后，希望与曹德旺合作，将捐款通过基金会发放到灾民手中。曹德旺最终答应了扶贫基金会的请求，不过他也开出了自己的合作条件：善款下发之后，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抽查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这样公开、“苛刻”地为慈善机构定下工作目标，在中国还属首例，1%的差错率也足见当事人的严苛。
按照以往的惯例，基金会一般会收取善款的8%～10%作为运作经费，但曹德旺只愿意给1.5%。经过双方不断协商，最后确定为3%，也就是600万元。他还特意请了律师和央视《经济半小时》的主编当见证人，负责监督基金会。
对于自己这一系列的做法，曹德旺有自己的理由：“我拿到灾区去，灾区的那些干部吃皇粮，他必须为老百姓服务，当然我可以不付他的薪酬，政府已经付给他了。至于准确率必须按照我的要求，你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不做？老百姓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及时把钱划下去，你干什么？”“只要足够透明，还怕捐赠人不往里面送钱吗？”
早在2009年2月，曹德旺便宣布捐出自己所持有的福耀玻璃70%的股份，成立慈善基金会，可是这一愿望直到2011年才最终得以实现。其间，则是漫长的申报、审批、等待的过程，由于中国的相关制度和规定不完善，这一开创性的慈善方式并没有立即见到成效。在等待批文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曹德旺成了众矢之的，类似“作秀”“避税”的谣言满天飞，许多亲友都为这件事忧心不已，曹德旺却像没事人一样。“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别人怎么讲我都接受。因为你只要记得世界上还有曹德旺，我就非常满足了。不在乎别人怎么讲，关键在于我怎么做。”两年之后，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运作，流言散去，曹德旺又成了大家眼中的“中国首善”。
2010年，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世界第二富豪沃伦·巴菲特来到中国，邀请中国成功商业人士、慈善家举办慈善晚宴。由于此前两人曾在美国成功说服40名富豪捐出一半财产用于慈善事业，所以这次两人的中国之行也被外界贴上了“劝捐”的标签。收到邀请的中国富豪，有一半选择了婉拒，也有人高调地宣传要用“裸捐”来响应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号召。一时之间，关于“裸捐”的话题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在这次关注度极高的慈善晚宴上，曹德旺应邀出席，他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高调地宣称要“裸捐”。他认为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扩大再生产，不仅有利于国家税收，也有利于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这就是最大的慈善，“不要动不动就裸捐”。不盲从、不过激，这就是曹德旺的人生观、慈善观。
人人都知道曹德旺是一位佛教徒，他对《金刚经》谙熟之极，对佛教故事也可以顺手拈来。他在宗教方面的捐款已经超过数亿元，其中修建九华山万佛塔和普陀山万佛塔就花去了7000多万元。但是，这样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却很少烧香许愿。
“有的大老板花几万块钱买第一炷香烧，其实这是很土的。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因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自己不够富？因为你有贪念。烧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有时候我进寺院，出于对佛祖的敬重，也会烧香。但是我从来不求什么，我知道求也白求，根本不灵，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
有自己的信仰，却不囿于信仰，抛却了打坐念经、烧香拜佛等表面的仪式，而将佛教的精义内化于心，曹德旺这个佛教徒当得也有点与众不同。
诸如此类的矛盾在曹德旺的生活和工作中随处可见，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地方，经曹德旺一解释，便能让人豁然开朗。无论世界怎么变、人心怎么变，他都有自己一贯的主张和策略，时而严厉、时而温和，时而不苟言笑、时而虔敬庄严。人们都说，菩萨有万千化身，而无论身形、样貌如何改变，菩萨救难的大慈大悲之心不改。对于曹德旺而言，无论他以何种身份出现，无论他是“首善”，还是“铁公鸡”，是创业者，还是大富豪，不变的都是他那颗至诚之心、至善之心。
据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已经累计捐款超过50亿元，捐献总额达到个人财富的近70%。可是每当有人把“首善”的光环戴在他头上时，他总会说：“真正的首善应该是袁隆平，没有他，地球上有多少人要饿死。”
这就是曹德旺，一名爱国者、一位企业家、一个佛商式的慈善人物。责任、使命、担当、良知、博爱、慈悲、严苛、诽谤、荣耀……一切的一切都在他自己的心中，“不在乎别人怎么讲，关键在于我怎么做”。
只是，作为看客的我们，自己的心中又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