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有三年春，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岩。取，易辞也。以师而易取，宋病矣。夏，许男成卒①。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②。黄池之会，吴子进乎哉！遂子矣。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吴，东方之大国也，累累致小国以会诸侯，以合乎中国。吴能为之，则不臣乎？吴进矣！王，尊称也。子，卑称也。辞尊称而居卑称，以会乎诸侯，以尊天王。吴王夫差曰：“好冠来！”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楚公子申帅师伐陈。于越入吴③。秋，公至自会。晋魏曼多④帅师侵卫。葬许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⑤。盗杀陈夏区夫⑥。十有二月，螽。
【注释】
①许男成：即许元公，公元前504年即位，在位二十二年。
②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黄池，地名。在今河南封丘西南。
③于越入吴：魏国趁吴王与中原诸侯在黄池会见之机，攻打吴国。吴王夫差及时赶回，两国议和。
④魏曼多：《公羊》经文作“魏多”。
⑤《春秋》中关于彗星的记载共有三次，前两次均写明所处的位置，此次未写明，据《公羊》的解说，这次彗星是在早晨出现的，由于天色已亮，群星均已隐没，所以无法记载彗星的确切位置，只能写出大致的方位。
⑥夏区夫：陈国大夫。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①。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获麟，故大其适也。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也。
【注释】
①西狩获麟：狩，狩猎。古时又作为检阅军队的一种方式。
学习提示
纵横古今
《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在2000多年的流传中，影响非常大。纵观历代的《左传》研究，学者主要探讨了《左传》的编定、性质、真伪等问题，做了大量的训诂、校勘、注疏、考证工作。
西汉学术的主流是今文经学，作为古文经的《左传》在西汉时鲜为人知。后经刘向、刘歆父子的大力表彰，其影响逐渐扩大，最终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官方认可的经学地位；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进一步确立了《左传》的经学地位。这一时期的《左传》研究，有如下特点：（1）重视训诂，颇多精义；（2）发明义例，阐发义理，汉代学者研究《左传》，极力寻求《左传》的义例，并以此与《春秋》的“微言大义”建立联系。义例亦称“书法”或“条例”，即史官对所叙史实的褒贬态度。
随着隋唐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经学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左传》贾派与杜派的对立，随着南北学术的统一而消失。其标志就是唐初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的问世。《左传正义》使杜预注获得了官学的正统地位，而贾、服注则被冷落渐至亡佚。虽然唐代《左传》的经学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但也造成了《左传》研究的单一局面。中唐以后，刘知几、啖助、赵匡等人，才给《左传》研究注入了新血液。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如下特点：（1）注重名物训诂，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2）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研究《左传》，见解大胆而精辟；（3）“新春秋学”的出现，引发了时人对《左传》的新思考。晚唐学者刘轲、陈岳等人批判地继承了“新春秋学”派的观点，而皮日休则尊奉《左传》，说明唐代后期《左传》研究存在内部分歧。
宋代学者继承了唐代啖助、赵匡、陆淳“舍传求经”的治学方法，重《春秋》而轻《左传》，《左传》研究论着很少，仅有苏辙《苏氏春秋集解》，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左氏博议》等几部。其他与《左传》有关的研究，多散见于《春秋》研究的资料中。至元、明之世，胡安国《春秋传》备受推崇，《左传》研究益微。这一时期的《左传》研究有如下特点：（1）重新探索《左传》及其作者等问题，提出新的观点；（2）从史学和文学角度，肯定《左传》的叙事价值。
《左传》学演进至清代，以其重考据的特质，进入总结和开新的历史时期。清初顾炎武扭转时代风气，倡导为学经世致用，崇尚征信求实，以考据的方法研究《左传》。清代前期的《左传》学，逐步由义理转向了考据，在历史、地理、历法、礼制诸多方面，形成一系列专题性考证成果。随着汉学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兴盛，清代《左传》学在乾嘉时期走向了考据的顶峰。清代学者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影响颇广。
进入20世纪，学者们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以及出土文献等研究《左传》，成绩也很突出。如今，《左传》研究已形成一门学问——“左传学”。
《公羊传》成书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传》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母子都（生）；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胡母生和他的老师公羊寿用汉代的隶书“着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
汉初传《公羊》的是胡母生、董仲舒、公孙弘这三家。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母生是《公羊》宗师。正是董仲舒、胡毋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1995年，蒋庆出版《公羊学引论》一书，是当代公羊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谷梁传》自产生以后经历代先师口授，由西汉学者加以着录，并在汉宣帝时短暂立为官学，以后长期处于在野私学的地位，但其章句之学也极为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多家《春秋谷梁传》注解，特别是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异军突起，以至于在唐代杨士勋为其撰作《春秋谷梁传注疏》。但从唐中期以后，专门针对《春秋谷梁传》研究的着作逐渐减少。清代学者对《春秋谷梁传》及其注疏比较重视，出现一些研究成果。历代学者对《春秋谷梁传》进行传授、章句、注解、义疏和研究，形成了春秋谷梁学。学术界对汉代以前《春秋谷梁传》的传授、汉代春秋谷梁学的历史地位以及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有所研究，但对清代的春秋谷梁学缺少研究。《谷梁传》作为儒家经典和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作为一部成书于汉代的古代着作，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今天仍然值得关注研究。
（本部分写作参考：《历代左传研究综述》潍坊学院汉语言文学教案；文廷海.《多路并进、超越前代：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求索2009年）
百家争鸣
1.“《春秋》三传”作者与成书过程的争鸣
关于《左传》的作者与成书过程，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孔子作《春秋》后，对《春秋》经文的深广含义虽曾向弟子们口授，但由于未形成统一的书面解释文字，因此弟子们便各安其意，而有些理解其实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在此情况下，鲁太史左丘明由《史记》来推断孔子的言语，作《左氏春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着录《左氏传》时亦明确指出作者是“左丘明，鲁太史”。
中唐赵匡对孔子话语中隐含的左丘明的时代问题存有疑问，由此引起关于《左传》作者问题的长期争论，千余年来，异说纷呈，迄无定论。到了近代，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甚至认为《左氏传》是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分《国语》而伪造。更有甚者，康有为认为汉代本无古文经和古文经学，所谓古文经，全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所谓古文经学，实际就是为王莽服务的“新学”（即“新莽之学”，王莽篡汉，国号为“新”），“新学”经，全是伪经。康有为之说，虽然惊世骇俗，但却证据不足。赵匡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司马迁和班固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并作《左传》的说法，则不能轻易否定，左丘明仍应是《左传》的奠基者。但《左传》的最后成书，当另有他人。近代学者多认为《左传》最后由魏国的孔门后学在战国初期或中期定稿成书，这种观点被大部分学者所接受。汉代古文经的出现，大体有三个观点：或出自孔壁，或献自民间，或发自秘府。
关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作者与成书过程，问题则比《左传》单纯一些。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着录《谷梁传》时曾指出作者是“谷梁子，鲁人”。但“谷梁子”何名，则说法各异。
2.《左传》的性质及书名的问题
《左传》是《左氏传》或《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汉哀帝时，刘歆提出《左传》的全名应是《春秋左氏传》，是对《春秋》的解释，和《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是同一性质的作品。但就在刘歆的同时，一般学者坚决地不承认这是一部鲁《春秋》的解释。一世纪的初期，《左氏传》立博士，获得政治力量的支持，那时已经肯定这是一部解经的着作了，但当时还曾引起范升、陈元间的争执，直待贾逵的肯定，再经过东汉章定的裁定，《左传》的地位才得以确定。
3.汉代的《春秋》今古文之争
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很激烈，《春秋》学中有《左传》与《公羊》《谷梁》之争，两派学者互相指责，都认为自己是对《春秋》唯一正确的解释。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为使《左传》立于学官，汉代的《左传》学者与今文派的《公羊》《谷梁》学家展开了四次大的论争。西汉哀帝时，刘歆上《移书让太常博士书》，要求将《左传》等古文经典立于学官，掀起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论争。由于今文家的极力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朝廷采纳。后经多方努力，至平帝时，在王莽的支持下，终于使《左传》立于学官，但两派之争并未结束。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今古文学派发起了第二次论争，其中，今文学家范升和古文学家陈元为是否立《左传》博士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光武帝将《左传》立于学官，并以李封为博士。因今文学派的强烈反对，但《左传》却因此扩大了其影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汉章帝建初四年，贾逵和今文学家李育在白虎观围绕《左传》《公羊》大义之长短进行了第三次论争，古文学派占上风。东汉桓、灵之际，今文家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再次向古文经学发难。兼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师郑玄针锋相对，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与之论战。郑玄的学友服虔也参与了论战，撰写了《春秋左氏膏肓释痾》《春秋汉议驳》。这是汉代今古文学派最后一次论争，结果古学渐渐获得地位。
（本部分写作参考：寇养厚.《关于“春秋三传”的两个问题》殷都学刊，1999年；朱东润选注.左传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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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东润选注.左传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
推荐理由：《左传选》将原着、注释、讲评有机结合，并冠以阐发《左传》多重意蕴的长篇导言，不愧是文约义丰的大家手笔。并对原文进行了白话语译，使本书更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2]王维堤，唐书文撰.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推荐理由：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注释采用何林、孔广森二家之说较多。每章冠以题解，介绍历史背景、文义中心和人物关系，注释精当，闻加考辨，颇见功力。译文通顺易懂。
[3]承载撰.春秋谷梁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
推荐理由：《春秋谷梁传译注》针对《春秋谷梁传》的不足，在注释中以《左传》的史实解经，并据以评议传文中某些臆断之说。译文通顺易懂，为今人阅读提供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