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要依靠才能而不是心计来获得上司的信赖。精于才能，会使上司更加倚重你；工于心计，则会使上司对你加以防范。不过，不要有心计并不是绝对的。
世界上总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愿意下苦功增长自己的才干，而是一门心思地想通过投机取巧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这种人的做法有时是很有效的，但决不是什么立身根本，也非处世正道。从短期看，工于心计者可能达到某些目的，但从长远看，实在舍本逐末，自取灭亡。所以，我们要奉劝做秘书工作的人，一定要把精力放在增长才干而不是经营心计上，只有这样，你才能长久、稳固地获得上司的信任。
这其实涉及到上司的用人标准和秘书的职能问题。
从历史上看，虽然用人标准因上司而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选贤用能。历代统治者都是强调德才兼备的用人准则的，在争夺天下的乱世之中，许多上司人物还提出“弃瑕取用”“用其所长”的变通标准，其基本思想就是：用人勿要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方面的特长就可以了，甚至道德标准也可以降低。
例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向卫侯推荐过能将五百乘的人才苟变，但卫侯知其曾收过两个鸡蛋的贿赂，就不打算录用。子思劝他说：圣人用将，犹匠人于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闻于邻国也。卫侯闻言大悟，于是同意擢用苟变为将。此外，历史有名的“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徒”“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也都讲的是以才而非德为标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道理。
大凡上司用人，都是以才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的，如果德行也好，仁义礼智信五者兼备，那就更好；如果品德上有些污点，但若能控制得法，仍是可以予以任用的。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是对“才”也是给以很高重视的。所以，作为一个秘书，除了要良好的品行外，就要注意增长自己的才干。
才干是做秘书的基本功，如果你不能胜任秘书工作，难以完成各项任务，办起事来，丢三落四，拖拖拉拉；传个话，天南海北，走弦跑调；写个材料，词不达意，文理不通；出个主意，云里雾里，不得要领。这样的事多了，就会招致上司的不满，又怎么能搞好关系呢!
上司们是很看重下级的才华的，但对于工于心计者却甚是警惕。所谓心计，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心里另有主意，另有算盘，而且深藏不露，不现于声色，不显于言行；但是；每一举动却又都是处心积虑，意味深长。这种人是很可怕的，故历来为上司所防范，所厌恶，因为这种人不诚实、不清澈，深不见底，常令人不禁与各种阴谋诡计联系在一起。
所以，秘书作为上司的身边人，一定要做到大智若愚，把精力投入到增长才干、做好工作上。心计过多反而会招致祸患，这正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道理啊。
但是，这并不是说做秘书的就应该胸无城府，不讲究场合、不讲究分寸、不要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我们只是想说，在才干和心计两者的地位上，我们要更注重前者，要以才干为本，心计要有，但不宜太过。因此，我们所说的不要有心计是相对而言的，是有条件的，不能绝对化。对于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做，该做的事要怎么做才合适，何时做更妥当等等这些问题，都应有一个周到的考虑和权衡。
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某企业的办公室秘书倪海峰，做事认真，头脑灵活。平时就很注意收集本企业建国以来历年基本建设的统计数字，以及其他方面如目前各类在编人员数目、5年发展规划中的各种指标等。这些统计数字，为倪海峰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
一次，董事长做演讲，临时需要两个数字，忙问身边随员。可是几个人所报数字相差甚远，该听谁的呢?此时，倪海峰不慌不忙地掏出了统计本，报出了董事长所需的精确数字。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倪海峰投以钦佩的目光，董事长也对他另眼看待，认为他做工作实在是想得周到、干得好。无形之中，倪海峰在上司心中的印象大大加深了。
这个例子说明适当的心计是会助人的，会帮助你做好工作，密切同上司的关系。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次，省委领导到某学院颁奖。颁奖结束后，省委的上司l临时要求与学院的几位领导谈谈工作。由于事先没有安排，一位院领导只好带领大家向小会客室走去。当领导到达时，发现会客室早已布置得井井有条，似乎早就有所准备。
原来，这一切都是随行秘书陈景涛安排的。当他发现省委领导要谈话时，立刻想到：会客室会不会锁上之类的问题。所以，他抄小路提前到达会客室，叫来服务员，安排好了一切。从而避免了领导吃闭门羹，也节约了时间。因此，陈景涛受到了领导的赞赏。
所以，我们说，秘书欲搞好同上司的关系，就应该做到工作优先，多长才干；心计居次，不易过多，并且要把心计更多地运用到发挥自己的才干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