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建国之初的国家各项制度建设，是在丞相萧何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从被封汉王，到定陶称帝，在这四五年间，刘邦在与项羽作战的同时，数回关中，在萧何的协助下，立太子，建汉制，已建立起汉初政治制度的雏形。这套政治制度，到公元前195年4月他逝世前，经过不断增补，已基本趋于完善。所谓的“汉袭秦制”，是指这套政治制度基本因袭秦朝。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打破了传统的分封制，将大权揽于自己之手，在全国建立起中央、地方和乡村基层三级统治网络。西汉政权也是如此。
汉的中央政府和秦王朝一样，设“三公九卿”，皇帝则总揽大权。
所谓“三公”，即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为三公之首，主要任务是辅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秦设左右丞相，而刘邦只设一相，到孝惠帝时，才增设二相。太尉，为全国最高军事首脑，主管国家军事。御史大夫，也可称副丞相，为全国最高监察首脑，他的任务比较繁杂，既要协助丞相处理政事，又要掌管符玺、图籍、秘书及朝内文件，还要受理百官奏事，监察百官。公元前206年，刘邦拜萧何为丞相，留守关中，公元前197年，刘邦将丞相改为相国，复拜萧何为相国。太尉，汉始未设，直至公元前195年，刘邦北征陈豨，才拜周勃为太尉，领兵随往。汉初第—位御史大夫是周苛，为汉元年所拜。公元前202年，周苛守荥阳被项羽所杀，刘邦复拜其弟周昌为御史大夫。公元前197年，周昌被徙为赵相，翌年江阴侯赵尧又接任此职。
三公以下，就是九卿，即：一是奉常（太常），掌宗庙祠祭，朝廷礼仪，并主持考试，所属太史令掌史书、历法、天象、灾异之事。二是郎中令（光禄勋），皇帝的最高警卫官和朝廷政务秘书长，管理宫殿掖门户，所属诸大夫、议郎，负责顾问应对。三是卫尉（中大夫令），宫内警备长官。四是太仆，管理皇帝的车马。五是廷尉（大理），全国最高司法首脑。六是典客（大行令、大鸿胪），负责各少数民族事务。七是宗正（宗伯），管理皇族事务。八是治粟内史（大农令、大司农），全国最高财政首脑。九是少府（考工），皇帝私人财政长官，管山海池泽税收。对于汉初担任过九卿的官员，史书中记录的不够全面，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叔孙通在公元前199年任过奉常；王恬起在公元前201年任过郎中令；郦商在公元前200年任过尉卫，夏侯婴、上不害分别在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0年任过太仆；义渠在公元前201年任过廷尉。除此之外，襄担任过治粟内史，阳咸延担任过少府。
“三公九卿”制，源于秦，传至汉，基本没有什么改动，构成了秦、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机构。以后，历代沿革，名称虽有所改动，但其职权范围，基本上和汉代保持了一致。
汉初，在地方上，也仿效秦廷，力求推行郡县制。
秦朝初年，秦始皇将全国分成36个郡，而到末年，增加到40个。
刘邦封汉王，到楚汉战争结束，这期间，他每占一个地方，每平定一个诸侯国，都依秦法，力求设置郡县：
像汉元年（前206年）八月，他还定三秦，就将关内之地，分设为渭南、河上、上郡三郡。
汉二年（前205年）十月，他将河南国改成河南郡；三月，虏殷王印，置河内郡；六月，拔废丘，将雍地分为中地、北地、陇西三郡；九月，韩信破魏玉豹，又把其地分为河东、上党、太原三郡。
汉三年（前204年）十月，韩信兵下赵地，刘邦又将其地分设了常山、代郡二郡。
如此等等，刘邦所设置的这些郡县，到后来虽有所变化，但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达15个之多，但具体哪15郡，书中并未记全。钱大听《廿二史考异》上认为，这15郡应为：河东、河南、河内、东郡、颍川、南阳、汉中、巴、蜀、广汉、陕西、北地、上郡、云中并内史。而项立岭、罗义俊在《刘邦》这本小册子中，认为云中为地名，非郡名，钱大听先生误将地名当成了郡名，应将云中改为上党。
在汉初，刘邦直接统治的就这15郡，后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虽也立了一些同姓王，但也同时增设了一些郡县，在他逝世前，这种郡县已增加到20余个。
汉初郡县官员的设置，也几乎与秦王朝相同：郡设郡守，掌管一郡行政；郡尉，主管一郡军事。
郡下设县，县的设置主要根据人口稠稀而定，“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因县有大有小，所以设置的官员也略有差异；够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以下的则设县长。县令、县长，是一县最高的行政长官，下配副手县丞，协助县令、县长处理一县政务。一县军事，则由县尉担负。这些县级的主要官员，一律由汉朝廷直接任免、调动，也直接向汉朝廷负责。
西汉的乡村基层组织，也是仿效秦制，从下向上的组织形式是：伍、什、里、亭、乡。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百家为一里，有里正（魁）、里监门；约十里为一亭，有亭长；十亭为一乡，乡置三老、秩、啬夫、游徼。其中三老主教化，秩、啬夫掌民事纠纷，收赋税；游徼则主抓地方治安。因乡政权仅次于县，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汉初对三老有专门的规定：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
由此可见三老的位置，也反映出汉初对乡村政权建设的重视。
这套从中央到地方由三层组成的政权机构，从下至上构成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封建统治网络。这套网络，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用郡县制代替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分土封侯”的分封制，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二是国家的军政大权和对郡县主要官吏的任免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这对抑制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经济教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上，萧何采取的是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的政策。
自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至汉五年（前202年），连续8年的战争，再加上天灾，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凡米百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及“天下既定”，百姓已粮枯财尽。百姓的贫困，造成了朝廷的供给不足，当时的刘邦，都配备不齐四匹一色的马，王侯将相也只得乘牛车出入。为此，刘邦称帝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措施。
发展生产，首先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而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因素是劳动力——人。那么，汉初劳动力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
可见；汉初人口损失之大。
汉七年（前200年），刘邦北征匈奴归来，路径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他登城四望，见房屋连片，范围十分广阔，遂惊叹道：
“此县真大呀！朕行遍天下，唯洛阳能与之相比。”
说完，转身询问御史：
“曲逆有多少户口？”
御史答道：
“秦时有三万余户，因多年战乱，百姓多已逃亡，今仅存五千余户。”
汉初人口，和秦时相比，减少的数量何止过半！那么，这些减少的人数又到哪里去了呢？除战乱，天灾死亡外，有相当部分，为避战祸而躲入了深山大泽。
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汉朝推行了如下政策：
一是招集逃亡劳动力。汉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称帝不久，立即颁下“复故爵田宅”之诏，诏说：
“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答辱。”
诏中明文规定，凡因战乱，天灾避难于山林、大泽中的百姓，都号召他们返回故土。恢复他们的爵位，归还他们的田地和房屋，使他们安顿下来。发展农业生产。
诏令还明确规定各地官吏，要宣传和做好这项工作，对散于各地的难民，只能说服，不能强迫，更不准打骂和驱赶。
诏令所指，多为确有田宅可归者，其中除部分中小地主外，多为有自己田、宅的自耕农，也就是秦时的“黔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民名为“黔首”，实行的是“黔首自实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这些人均为土地私有制的受益者，对秦时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秦末暴政，楚、汉战争，使这种情况遭到严重破坏，汉初经济处于十分困难之中。
刘邦的“复故爵田宅”令颁布以后，得到很快实行，在郡县的努力下，大批难民逐渐返回家园，充实了农村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生产。到汉景帝时，社会经济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二是解放奴婢。“复故爵田宅”令还规定：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诏令中的“免”，意为释放，“庶民”，即为自由民。这就是以官方文件的方式，解放奴婢，承认他们自由民的身份。然而，汉初所存在的奴婢，除“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外，更多的是奴隶制遗留下来的。像陈涉起义军中有一支由吕臣领导的苍头军，秦时呼奴隶为苍头，很显然，这是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军队。可见，秦时仍普通存在着奴隶。
释放奴婢，是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又一措施，颁诏释放奴婢，这就使大批劳动力从当时官吏、豪杰、商贾家中挣脱出来，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这些被释放出来的奴婢，如果耕战有功，还可以获爵奖田，这就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鼓励百姓生育。汉七年（前200年）春，汉政府规定：
“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老百姓生了孩子，可免除徭役二年。这是鼓励百姓生育，促使劳动力增长的有力措施。
“秦时全国人口约二千万，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上其他杂役，总共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如此巨大的民力损耗，再加上秦末、汉初的天灾、人祸，至刘邦称帝时。全国人口已不足秦时的一半，城郭被毁，土地大量荒废。在这种情况下，以免除徭役刺激人口的增长。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四是大赦囚徒，以补充社会劳动力。刘邦从称帝到去世，在位7年。在这7年中，多次颁布大赦令：
汉五年（前202年）一月，颁布大赦令说：
“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诛死以下。”汉六年（前201年）十月，刘邦智擒韩信后，又大赦天下，令说：“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
汉十一年（前196年）一月，刘邦平定陈豨后，再“大赦天下”。
汉初监狱中的犯人多得惊人，大部分是秦二世时被关起来的农民、奴隶，少数为汉初违法的罪犯。通过大赦令，把除死罪以外的囚徒一律放出，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安定，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一批劳动力。
在解决劳动力的同时，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社会经济尽快好转，汉初还采取了“十五而税一”的“轻田赋”政策。汉朝廷明确规定：
“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根据官员的俸禄、各级政府的开支，确定所收赋税的数量。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力地促进了汉初农业经济的发展。
然而，仍不断出现地方官、诸侯王多收赋税，以献朝廷的现象。对此，刘邦于汉十一年（前196年）二月，又颁布了“省赋令”。
“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诏令以人口为准，规定“给献费”，有力限制了诸侯王和地方官的擅自增税。
汉初这种节约开支，“轻徭薄赋”政策，起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之时，是汉廷为迅速恢复经济所采取的一项让民措施，这和秦时“收泰半之赋”相比，农民确减轻了不少负担，得到了一定实惠。
汉初重农，也奖战，以鼓励老百姓从军戍边。凡在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大可封侯，小可拜官，就是普通士卒，也可赐予爵位，减免赋役。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了奖励耕战，采取了萧何的建议，于汉二年（前205年）二月规定：
“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
并于同年下令开放“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
这项规定无疑会得到巴、蜀及关中百姓的拥护，为刘邦打败项羽创造了条件。
楚、汉战争结束以后，刘邦下诏“兵皆罢归家”。为鼓励这些复员的吏卒从事农业生产，于汉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接连颁布了“以有功劳行田宅”和“复从军吏卒”两道命令。
“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厦户，勿事。”
又令：“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商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诏令规定：按军功大小，从军长短，给复员吏卒以不同的待遇。
凡从军的军官、士卒，有因犯罪而被赦免了的，或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的，一律赐与大夫爵位。原来在大夫以上的，都加爵一级，并令食邑。第六级爵位以下的，都免除本人及全家的福役赋税。
汉十一年（前196年）六月，刘邦又规定：
“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
汉十二年（前195年）三月，刘邦逝世前再次下诏：
“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
这些从军吏卒原来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低的，赐爵后，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上的待遇也相应改善了。不仅调动了他们返乡后的生产积极性，也成为汉初政权的有力支持者。
对生还的军吏如此，对战死的将士，也采取了带有人道色彩的抚恤政策。
汉四年（前203年）八月，刘邦下令：
“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
汉八年（前199年）十一月，刘邦针对在平叛过程中阵亡的将士，又下令：
“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櫘，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
这种做法，也是奖励耕战政策的重要环节。对战死的将士，不是弃之山野，而是由官方给予厚葬，这是封建人道主义的一种体现。俗话说：礼葬死人，激励活人。这不仅可鼓励活着的将士更加英勇杀敌，也可使死者的家属得到安慰，从而获得他们的理解、支持。
在奖励耕战的同时，对商业则采取的是抑制、打击政策。
工商业在奴隶社会，是由官方控制的，称为“工商食官”。随着奴隶社会的灭亡，封建社会的建立。不少失去权力的旧贵族、豪强见从商有利可图，便纷纷“好贾趋利”，转而经商。这不仅促使了商业人口的增加，也推动了全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利之所在，人人眼红。不少巨商大贾的暴富，吸引了不少新兴地主，甚至政府官吏，他们有的弃农从商，有的和商人勾结起来，投机取巧、囤积居奇，或以放高利贷的方式，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很多农民因此丧失土地，卖儿鬻女，偿还债务，甚至重新沦为奴隶。
封建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业的膨胀，富商大贾的放纵，不仅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损害，也影响了官府的税收。这就形成了商人与农业争人争地，与政府争财争利的局面。同时，耕战政策的实施也遇到了严重的阻挠和干扰。因此，封建政权一旦确立，就必须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重农”，就是重视、发展农业；“抑商”，就是打击商人，抑制商业的发展。
秦始皇时，富商巨贾虽遭到一定打击，但仍大有人在：
有赵人卓氏，“用铁冶富”。秦并赵后，迁徙卓氏。卓氏见被迁人中，有不少以钱财贿赂官吏，求徙近处，唯卓氏愿远迁临邓（今四川邛崃），他说：
“我听说汶山之下，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永不发生饥荒，且市场发达，易于商贸。”
及到临邓，遂依铁山冶炼，货倾滇、蜀之民，家至巨富，有仆僮千余人。
还有梁人孔氏，以冶铁为业。秦灭魏，迁孔氏于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不久，又重操旧业，“连车骑，游诸侯，以资给之，兼通商贾之利”，乃得游闲公子之名。他所赚的钱，远远超过所馈赠之资，成为当地巨富。
这些人虽遭打击，但在秦时仍有一定市场。他们乘当时“徭役繁兴”，“被征发人困急，重利盘剥，夺取田宅子女”，使百姓苦不堪言。
到了楚、汉战争期间，富商大贾的活动更加频繁起来。他们操纵物价，任意暴涨，米一石贵至五千至一万钱，马一匹贵至一百金，百姓“人相食”，而他们则以此致富。
当时有一任氏，为秦督道仓吏。秦灭之后，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藏粮食。楚、汉相持荥阳之时，百姓无法耕种，米涨至一石万钱。豪杰无粮可食，遂以金玉换取任氏的粮食，任氏由此致富。
到了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他们乘汉政权初建立之际，设立市场贩卖奴隶，“连车骑，交守相”，勾结官吏，从事商业投机。据史书记载，凡诸侯王所在之地，往往为商贾集中地区：
齐地依山临海，产布、帛、鱼、盐，“其中具五民”。“五民”，指士、农、商、工、贾。
邹、鲁之地，虽地小人众，但“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越、楚之地，“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颍川、南阳之民，性本纯厚，自秦末徙民于此之后，遂“俗杂好事，业多贾。”
就连陈豨叛乱时所任用的将领，如王黄、曼丘臣等人，也都是过去的商人。
这些遍及各地的商贾，上连官吏，下欺百姓，“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他们凭借手中的财力，与汉政权争地、争利，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威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
汉初之时，对商人采取了打击，对商业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主要措施有四：
一是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即商人不准穿丝织品，不准持兵器，不准乘车骑马，不准为官，削弱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
二是从法律上规定，不准商贾买卖奴婢。汉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下令，凡商人买饥民子女做奴婢的，要无偿释放，限制了商贾对人口的控制。
三是加重对商贾的税收。汉四年（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算赋（人丁税）规定：凡15岁至56岁的男子，每人每年上交一算（120文），而商贾则要多交一倍。以加重税收的方式，从经济上加重对商人的打击。
四是迁徙富商巨贾于关内。汉五年（前202年），刘邦下令，将大批楚、齐之地的豪门贵族徙往关内，其中不乏巨商大贾，这不仅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内经济的发展。
为了保证上述政策得到实施，汉政府还对秦以来的“什伍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在全国实行了编户制，对劳动力和财产进行注册，严禁户口外流。这种编户制度，是汉朝农村基层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也用来加强对人口的控制，限制商人的活动、商业的膨胀。
汉初这一系列强本弱末、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的政策，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挤的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建的封建政权。
在萧何为汉帝国制定各项制度时，他首先是参照秦王朝的各项制度，并结合汉王朝的实际，制定了汉王朝的各项制度。汉王朝的法律制度建设亦不例外。刘邦率义军进入关中，为解除秦朝苛法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也为着安定秩序，争取民心，发布了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然而，接之而来的是楚汉战争，战乱不已，加之三章之法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来说，又不足以有效地起到“御奸”的作用，于是制定新的法律，特别是刑法和民事法规，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主持制定汉王朝法律的相国萧何，正是以秦法为基础，取其适合于汉王朝实际情况的部分，制定了汉律九章。
汉律九章，即是在战国初年李悝为魏国所制定的《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又增加《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汉律九章》的条文并没有流传下来。为对汉律九章有个大致的了解，不能不从《法经》六篇谈起。
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李悝参考当时各国的法律，撰写了《法经》六篇。李悝认为：社会秩序的遭到破坏，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来自社会上的刺杀和偷盗活动，因而将《盗法》与《贼法》两篇列于《法经》之首。《盗法》讲的是对盗的惩治，是有关惩处盗窃犯罪的法律条文；《贼法》讲的是对贼的惩治，是有关惩处杀人及伤人犯罪的法律条文。即“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然而“盗贼需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即是说，为逮捕和审讯盗窃和杀人及伤人的罪犯，又著有《捕法》，讲的是捕亡，是有关逮捕刑事罪犯的条文；而《囚法》讲的是断狱，是有关审讯刑事罪犯的法律条文。《法经》的第五篇是《杂律》，讲的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犯罪的惩治，是对有关轻狂犯法、偷越城墙、赌博、欺诈、贪污贿赂、荒淫奢侈、所用器物超越身份等级上的规定等几种违法行为的惩治。第六篇《具法》讲的是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某些具体规定。
《法经》六篇的内容表明，它是一部刑法法典，讲的是对刑事犯罪的惩治。正因为它是一部法典，所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商鞅在秦国变法，改法为律，《法经》六篇被沿用下来。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国法律文书表明，秦国后期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仅是《法经》六篇的继续和发展，而且远远地超出了商鞅《秦律》的内容，见于云梦秦律的律名就有《捕盗律》等32种律目，而这32种律目还不能说是秦律的全部。
萧何的《汉律九章》，其中《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律名是自《法经》以来就有的，其具体条文当然是在秦律的基础上拟定的。至于新增加的三章，其具体情况是：
《户律》是有关户籍、赋税和婚姻方面的法律条文。在云梦秦律中，不仅有诸多关于户籍、赋税、婚姻方面的法律条文，而且附有魏国的《户律》法律条文。可见，汉律九章中的《户律》，是上述秦魏等国《户律》的继续和发展。
《兴律》是有关征发徭役、城防守备方面的法律条文。在云梦秦律中，有《徭律》（有关徭役的法律）、《傅律》（有关成年男子登记名籍的法律）、《戍律》（有关征发边防戍卒的法律）。汉律九章中的《兴律》无疑是秦律中上述有关法律、法规的继续和发展。
《厩律》是关于牛马畜牧和驿传之事等有关的法律条文。在云梦秦律中，有《厩苑律》（关于饲养牲畜的厩圈和苑囿的管理）、《牛羊课》（关于考核牛羊畜养的法律）、《传食律》（关于驿站供应饮食的法律规定）、《行书》（关于传送文书的法律规定）。汉律九章中的《厩律》是秦律中上述有关法律、法规的继续和发展。
《汉律九章》早已失传，今天能见到的只是一些史籍和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中有些记载。因此，云梦出土的秦国法律文书成了我们借以了解《汉律九章》内容的宝贵参考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汉初的废除秦朝苛法是逐步进行的，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废除秦朝的《挟书律》；“除三族罪、妖言令”，是在高后元年（甲寅，公元前187年），如此等等。这一事实表明，萧何在制定《汉律九章》时是以秦律为蓝本并经他本人修改增订而成的。
待到汉武帝时期，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赵禹作《朝律》6篇，连同萧何的《九章律》和叔孙通的《傍章》（朝仪）18篇，共计60篇。这60篇法律文书，大体上奠定了汉律的规模。而萧何的《九章律》与叔孙通、张汤、赵禹所制的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法典式的法律文献，因而在西汉的法律体系中居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除了法律制度，萧何还对历法和计量进行了规定，具体实施者是张苍。
张苍是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人，喜好诗书、音律、历法和算术。秦王朝时在朝廷中担任御史职务，主管收录天下四方文书的工作，后来因犯罪而逃归家乡。沛公起兵后，攻城略地时路经阳武县，张苍以宾客的身份随从攻打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张苍犯法，依法论为死罪。当他被脱掉上衣伏在砧板上时，只见他身体又肥又白，像一个葫芦瓜。统兵将领王陵见状很是惊异，认为他是个美男子，与众不同，便劝说刘邦饶过他，未予斩首。于是，张苍随从沛公西入武关到达咸阳。沛公被立为汉王并还定三秦后，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张耳归附汉王，汉王任命张苍为常山郡郡守。张苍随从韩信攻击赵军，张苍俘虏了陈余。赵地被平定后，沛公任命张苍为赵王的相国守备边境，防止敌寇入侵。不久，汉王又改任张苍为赵王张耳的相国。张耳死后，儿子张敖继任赵王，张苍仍任赵相。后改任代国相国，汉高帝五年（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反叛，高帝率兵亲征，张苍以代相的身份随从攻燕，立有战功。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封张苍为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不久，张苍升任“计相”，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一个月后，又以列侯的身份任“主计”（由计相改名的临时职官）4年。当时，萧何担任汉帝国的相国职务，而张苍由于在秦朝担任过柱下史官职，很熟悉天下的图书典籍、统计报表；又懂得算术、音律、历法，因而使令张苍以列侯的身份居于相国府中，负责管理各郡县及诸侯王国呈报给朝廷的财政收支统计、图表等各项事宜。在担任计相、主计期间，张苍在萧何直接领导下，主持为西汉王朝制定章程的各项工作。所谓章程，“章”是指历法、算术的“章数”，“程”是指“法式”，即有关权、衡、尺、斗、斛等度量衡的统一法式，制作度量衡的标准器，为汉帝国统一度量衡作了大量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