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短短两天工夫，我已经把沈青完完全全的装进了心里，从前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已经远离了我的生活。大多数人，只要心中有了一份情感，就会时时刻刻受到这份情感的煎熬，但思念，总是附带着甜蜜，令人心甘情愿。
日子就在期待中慢慢的流逝，很快的，我回到了学校，开始了人生中另一场马拉松式的博弈。
芷阳中学，在村子的东面，坐落在群山脚下的一片缓坡上，占地很广，一个有400米标准环形跑道的操场，是芷阳中学的标志。操场内绿草成荫，是夏夜学生及村民避暑纳凉的圣地。操场的下面，则是深挖洞广积粮时期留下的许多防空洞，如今多已废弃。
校门口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常常出现些不该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此路上凡是看起来可疑的地方，一律地矗立了“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直路的中段，一棵古老的榕树，更是被升了官，当了土地公，村民们希望获得土地公的庇佑，从此平平安安，风调雨顺。但是这些做派，并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测验如期而至。政治挂帅的年头，后遗症就是很多班级的班主任，都是政治老师。我们三（2）班的班主任廖国流，就是政治老师，我们称他为国家流氓，这个叫法，当然是秘密的，八十年代，严重的流氓是可以被枪毙的，谁也不敢随便称呼别人为流氓。
廖老师刚刚从师专毕业，长得有些粗糙，看起来要老过他的实际年龄。我们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成为了他为人师表的第一届学生。廖老师脾气暴躁，常常为了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在课堂上大发雷霆。作业没有及时完成，廖老师要发火，简单的题目做错了，更要发飙，动不动让学生写检讨，或是回去请家长来，同学们不胜其烦，于是一股抗议的潮流，正在暗暗涌动。
政治测验，时事部分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所谓时事，基本就是《新闻联播》里的内容，在电视机，甚至连电都还未普及的年代，所有的同学，都不能被《新闻联播》很好的熏陶。待新闻制成提纲，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往往已经成了旧闻了。
政治科目其实没有丝毫的学习技巧，一味的死记硬背就能获得高分，但是，回去度过农忙假的同学，多半是真正参加了劳动，身心疲累，哪里能有精力去背诵枯燥无用的政治内容。考试的成绩，可想而知，一塌糊涂。
廖老师非常的激动，激动的结果，就是不及格的同学统统写检查，整个初三年段三个班级，一百五十多位同学，上交了一百多份检查，蔚为壮观。这个记录，据芷阳中学师生们的口耳相传，已经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们六个非常要好的同学，交了五份检讨，这个例外自然是我，但我仍然义无反顾的站在他们反对廖老师的阵线上。我们决定好好的捉弄一下这个国家流氓，出出他们埋头写检查的怨气，在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上，我们产生了分歧。
黄华翔，芷阳村“黄氏铁艺”的少东，祖业是打铁，当然出产的不是龙泉宝剑，除了镰刀锄头，就是菜刀。身体健壮，诚实可靠，胖乎乎的样子，人称“老胖”。琴棋书画，样样爱好：琴是笛子，棋是象棋，书是课外书，画是指他家的房间里，贴满了诸如荷兰三剑客一类的体育明星张贴画。
杨文广，相貌堂堂，斯斯文文。杨文意的堂兄弟，较疏的那种。小时候常常拖着浓浓的鼻涕，直至流到嘴角，才猛力一吸，发出清亮的声音。这个优秀的习惯，保留到现在，改良成了有鼻涕的时候，两个手指捏着鼻孔，大力喷出，然后手指一甩，两手搓动，就算是清理干净了——直到现在，我都不敢跟他握手，一想起这个画面，就觉得胃里有些翻涌。
黄锤心，绰号“铁锤”，短小精悍，拳头铁硬，跑步飞快，至今仍是芷阳中学百米纪录的保持者。由于贫穷的普遍，学生时代到别家农田里摸个黄瓜，牵个玉米，坳点甘蔗什么的，基于类似“窃书不算偷”的强盗逻辑，这种行为很是普遍，铁锤更是个中翘楚，他的短跑，大约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我曾经跟他到玉米地里实践过一次，半是好奇，半是饥饿：
夜，月黑风高，晚自习后。昏暗的玉米地里，隐隐有星点火光一明一灭。两个漆黑的身影，摸索着潜入。还没有任何不轨的行为，就听见一声断喝“哪里来的小贼，敢偷本大爷的玉米？”那架势，真有些张飞立马当阳桥的威风。这明显就是一个圈套，火光其实告诉了我们，这位大爷早已经在地里吸着烟伺候。“小贼”是我和铁锤，铁锤二话不说，使出看家本领，超人般从我眼前飞过，我跌跌撞撞的跟着他跑，崎岖的鹅卵石路上，跑丢了一只鞋子，足足心疼了半个月。
黄嘉上，夹着副样子有些土气的黑框眼镜，是班上乃至全校唯一的“四眼”，整天乐呵呵的，给人亲近的感觉。那时，我是插班生，坐在最后一排，我的视力，由于看书驳杂，早已退化到需要戴眼镜的程度了，但我没有黄嘉上的勇气，敢于直面同学的嘲笑，黑板上老师写的粉笔字基本是看不见的，上课所完全依靠的，就是听——正宗的听课。
杨光荣，高大威猛，绰号“门板”，生性大方好客，一张嘴巴很是了得，常常把见闻不广的同学唬得一愣一愣的，是典型的能把你卖了，你还会帮他数钱的那种人。他的这种性格，颇得女同学的青睐，这一点，是我们这届同学仰慕兼学习的好榜样。这种性格也奠定了他的未来：风流成性，并热情好客，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已成为了同学们仰视的豪富。
当廖老师的试卷发下来，要每位同学带回家让家长签字的时候，就是这帮同学，在教室门口一片隆起的草坪上，召开了一次高级别的圆桌会议，会议的议题，先声讨这种“老师批，家长骂”的现状，接着就进入了讨论的核心，如何出口闷气的问题。
“这个国家流氓，整天就会没事找事，一付欠揍模样。”杨光荣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可是没用，谁也不敢真揍他。
教室的四周，种着一排排哨兵似的桐油树，铁锤用脚反复踩着一粒落在地上的桐油仔：“叫我说，我们捉条蛇吓吓他好了。”这个主意不好，先被吓着的绝对不是廖流氓，而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建议直接被否决了。
“不如这样，我们写封匿名信警告他？”黄嘉上，我们叫他“四眼田鸡”，也叫他“上家”，提得倒是颇有创意，但有个明显的漏洞——无论谁写，笔迹都会被很容易的对出来。
“我们去把他家的萝卜拔了……”杨文广提的很幼稚，廖老师不是本地人，不可能坐车到几十里外他的老家去拔萝卜。
“我们就藏起点什么东西，让他找不着，你们看怎么样？”老胖弱弱的问了一句。
“这个主意不错，动作不至于搞得很大，但可以肯定，廖老师一定又得跳脚。”我很赞成老胖的提议，在想不出更好办法的情况下，这个方案就这样被大家确立了。
至于藏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异议，既然考卷把大伙惹毛了，我们就在考卷收上去的时候，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谁去藏？这好办，我手里握着六根火柴棍，其中一根被折断了，抽着这根火柴棍的，自然就是这个艰巨任务的执行人。
老胖、四眼、铁锤、门板纷纷踩着了狗屎，我的面前，就剩下了杨文广，嬉皮笑脸的看着我。我把食、中两指捏着的火柴棍递到他面前，摆出宁愿我碰到他，防止他碰到我的样子。
杨文广当然不知道我的想法，他的手摸摸这根火柴棍，又摸摸那根，眼里闪动着狡黠的光芒，在一阵细致的摸索之后，他的手指固定在那根折断的火柴棍上。
“你确定？”我的声音里有恫吓的意思。
杨文广咧嘴笑了：“本来不确定，你这样一说，我就确定了，就是它。”说着抽出了折断的火柴棍，脸上的笑也凝固在抽出的火柴棍上。
“给我看看另一根！”杨文广的不信任，让我有些不悦。但为了让他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把剩下的火柴棍一并递到了他的手上，就此打消了他的疑虑。
初三的学生，清一色是寄宿制，不及格的学生为了这份考卷的签名，无论远近都不得不回家一趟，去收集形形色色的家长签名，有些连名字都不会签的家长，干脆按的是手印。
晚自习一上课，廖老师就来了，考卷被收了上去。廖老师翻着那些除了歪歪扭扭的签名，没有任何反馈的考卷，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站起来，手比划着发表了一些“读书重要，政治尤其重要”的论调后，将考卷对折，放进讲台的抽屉里，踱着方步，到隔壁班去上演同样的故事，对于明天要进行讲评的试卷，照例当晚是不收走的。
村里的电网正在逐步改造。学校的用电，是最早由镇里的电厂供过来的，因此用电没有两个小时的限制，但是教室里的电灯会在十点半被校工熄灭。这天晚自习放学后，我们六个怀着鬼胎，互相打着掩护，挨到别的同学走光，我甩头向杨文广示意：你小子效忠的时刻到了。
杨文广走到讲台前，从容的取出了考卷，塞进书包，然后像背着个火药桶，飞快的冲到了宿舍。
整个初三男生宿舍，其实就是两间教室。全国的教室，大约都长得一个样，长方形的前后各一个门，门之间是玻璃窗，正面一块黑板，背后一块黑板，剩下的一堵墙，也布满了玻璃窗。这样的大教室，后门被堵上了，里面相向着摆了两排的双层木架子，安上床板，形成超级通铺。上下共四排通铺，密密麻麻地挤进四十几个学生，两排木架子之间，是学生们的行李箱和脸盆等物件，放在旧课桌上或直接堆叠在地上。
所谓的行李箱，很多都是早期装炸药的炸药箱，使用这种简易箱子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容易获得，各个生产队都有很多这样的箱子，只要需要，都能得到。
我们五个人跟在杨文广后面，眼看着他冲进宿舍，不由得面面相觑：这个白痴，背着个火药桶莫非还想到宿舍去点燃啊！
补救是及时的，铁锤的飞毛腿发挥了作用，他和门板一左一右地把杨文广护送到宿舍外的阴影里，我们就在那里讨论这个火药桶的处置问题。
“你个鬼咋想的，这东西能带到宿舍吗？人多嘴杂，明天全校都要知道了。”黄嘉上首先开始了教训。
杨文广嘿嘿的干笑起来：“山人自有妙计，难道你们没听说过，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吗？”
我有一股想用脚踢他的冲动：“就我们那大杂院，安全个屁。”
“那不然放哪呢，总不能撕了吧？”杨文广讪笑道。
门板颇有见地：“就按照你的思路，我们把它放到某个老师的窗台上，这样即使被抓，问题也不会严重。”
老师的窗台上经常堆满了作业练习，所以这个提议立刻又获得了一致通过。大家的眼光集中在杨文广身上，杨文广似乎想说一句“谁去放”，但在群众的逼视下，硬生生吞了回去。
我们的这个创意，效果竟是出离的好，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当第二天政治课上廖老师发现不见了试卷，那表情，就象一个吝啬的人不见了一叠钱一样，慌张、愤怒得有些语无伦次。
“谁？谁干的，给我乖乖地交出来，不然，后果你们自己知道！”这种无的放矢的话，起不到任何作用。老胖的座位靠近后排，侧过头跟我对视一眼，暗暗好笑。全班同学静静的坐着，也在欣赏廖老师的个人表演。
热烈的独角戏表演完毕，下课钟也敲响了，配合得相当默契。下一节语文课，我们得到了珍贵的四十五分钟，一个给耳朵稍作放松的机会。因为更下一节是体育课，毕业班早就跟体育课再见了，它会是又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廖老师就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审讯工作。审讯也很有创意，廖老师把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叫出去问话，问完的同学，都没有回到教室。也不知道前面的同学被问了些什么。轮到我的时候，已经问过了大半的同学。
“陈胜利，把考卷交出来！”对白干脆且直接。
“……”没有看清对方的球路，不便乱接球。
“有同学反映，是你把考卷拿走的，你把它拿回来，我不追究！”这话听起来让人心动。
我心里在嘀咕：就算有同学告密，也是举报杨文广那厮，不可能这么抹黑我吧。
立刻，我就明白了，这老小子是在套我的话呢，好个廖流氓，还真差点被你耍了。
“老师，关我什么事啊，考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啊。”我装出了一脸的无辜。
“那好，你先到操场上等会。”廖老师不耐烦的挥挥手。这么简单？我不相信地走到操场边上，这种审讯，还真是幼稚，我摇了摇头，在人丛中寻找杨文广。
杨文广得意的朝我走来：“过关。”大拇指和中指一拧，啪的一声，在我面前掠过。
我回头看了看，估计着与廖老师之间的安全距离，悄声的道：“杨文广，考卷拿出来！”
杨文广哈哈大笑，附近的同学莫名其妙，眼睛望了这边，以为我们捡着了不该得的许多钱。铁锤和门板也走了过来，我们互相看了看，再也忍不住跟着大笑起来。
“考卷事件”在持续地升温发酵，第二天，事件便有了新的注解。政治课，廖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被他手肘夹着的一摞试卷所吸引，应当是别的老师发现了窗台上的试卷，交还给了他。
廖老师将试卷“啪”的一声，重重丢在讲台上，一字字的说道：“经过我的调查，谁藏的考卷，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我再给他个机会，让他自己站起来承认错误。”
“唉，又来了，廖老师就爱玩这种让人受不了的小把戏。”我和老胖眼光交接，眼里都是这样的意思：“有人理才是奇迹！”
不料到奇迹马上就发生了，杨文广往后挪了挪凳子，鬼使神差的站了起来，我们几个这一吃惊非小：“这小子莫非吃错药了？这么配合廖流氓的把戏？”
杨文广嗫喏着承认错误：“廖老师，对不起，考卷是我藏的。”
廖老师厉声道：“我早就知道是你藏的，还有谁是同谋，老实交代？”这说的绝对是瞎话，以廖老师的性格，若早知道是杨文广藏的，事件早就爆发了。
杨文广表现出了他难能可贵的一面：“老师，就我藏的，跟别人没有关系。”
这一霎那，我算是真正感觉到了“义气”二字的分量，这个家伙，平时邋里邋遢，关键时刻，还真能顶着炸药包上，就冲你这句话，交了你这个朋友算是值了。大约老胖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触，从那以后，杨文广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有了很大的不同，基本列入了死党的范畴。
但是，杨文广为什么会主动承认，这个疑问我们问了他不下百遍，杨文广都含糊其辞，始终没有得到过他的正面回答。
N年以后，杨文广跟我的表叔黄立本学习杀牛。一个夜晚，只有我们俩，两杯五加皮，一盘熟牛肉，话题又扯到了当年的考卷上，我再次表露了对他的钦敬，并使用了曾经形容他堂兄杨文意的考语：“*******，你小子露的这一手，干得确实漂亮！”杨文广摸着稀疏的几根老鼠须，故作深沉的吐出几个字：“哥不屠狗，哥是杀牛的。”
N×2年以后，杨文广志得意满，从GD回来度假，跟老胖，门板五、六个坐了一桌，几瓶掺了红牛的五粮液，一桌子海鲜，喝得满面红光的杨文广终于吐出了答案：“当年的考卷，我把它放到了英语老师的窗台上，我没注意把书包里的语文考卷也放进去了，后来发现了不敢回去取……”
杨文广的父亲被“请”到了学校。
杨文广的父亲杨开先，是个老实巴交的小学教师，作为新时代的老师，却又有着旧时代的思想：从小，就为杨文广抱了个童养媳，尽管杨文广很喜欢他的童养媳妹妹，却是真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妹妹。当杨文广另外找了女朋友时，杨开先老先生气得要开除杨文广的户籍，杨文广费了很大的周折，直至把她的童养媳妹妹另嫁了人，才获得老先生的许可，在家里举办了一场我平生所仅见的老式婚礼：穿着长袍马褂的杨文广，头上戴着礼帽，两边插花，跟红色对襟衫的新娘拜堂，并按照芷阳的礼仪做足了一切工夫，折腾得精疲力竭才被送入洞房。
杨老先生和廖老师站在教室外进行的一席对话，尽管内容不得而知，但对杨文广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约回家后杨文广被接着上政治课，还被杨老先生使出了对付小学生的种种绝活，此后杨文广的学习成绩进步很大，平稳的度过了中考。
廖老师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当老师，两年后，廖老师自己改行了，到他老家的乡政府任职，做的是类似今天城管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