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百年不变的感恩与追忆
我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回想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为旧式的考据与词章所拘束，虽也从古人的格言与名作上得到点修养的资料，都是不深切的。我到三十余岁，始留意欧洲文化，始习德语。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自然科学的根柢太浅，于所治美学及民族学亦易生阻力；对于音乐及绘画等，亦无暇练习，不能以美学上的实验来助理论的评判，实为一生遗憾。
——蔡元培（1868—1940）《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农历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绍兴，出生地为笔飞弄。何谓笔飞弄？传说中讲，书法家王羲之家居绍兴城外，一次正挥毫写字，手中的笔忽然飞到城内一条巷子里，后人便称此巷为“笔飞弄”。王羲之家居绍兴，王羲之常常写字，这都是事实；蔡元培生于笔飞弄，这也是事实。但王羲之的一支笔怎么就飞到城内一条巷子里，这就只能是传说了。
十多年前，我专门去参观过笔飞弄。寻常巷陌中，蔡元培故居整饬一新。
大门上方的匾额“蔡元培故居”为刘海粟晚年所写，粗壮有力，端庄淋漓。写这个匾额时，刘海粟已是年过九旬，海内外均高呼其大师泰斗，自然底气十足脾气不小豪气万千，此时所留笔墨多海阔天空目空一切。但蔡元培道德文章，早年多恩于他，年龄上也是忘年之交，故刘海粟此处下笔颇多敬谨谦恭，看起来质朴方正，这在刘海粟晚年所题书法中并不多见。匾额下左右对联为毛泽东当年敬挽蔡元培语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由当代书法名家沈鹏所写，草书，龙飞凤舞，笔力遒劲。不过，我总觉得，此处此联最好还是隶书或楷书，篆书更好些。龙飞凤舞，难免有些张牙舞爪。写字也得看场合的一你看南京中山陵，一路上去，名人书法也不少，胡汉民、谭延阊、张静江、吴稚晖，包括孙中山自己手书“天下为公”与“博爱”，却没有一幅是草书。不过这个沈鹏，草书确实很擅长，有真功夫。加之他做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此处留字也算是给蔡元培故居增光添彩了。
据说故居里面基本保留了当年旧貌。绍兴世家众多，名门辈出，蔡元培故居置身其中，倒也只能算是平常百姓人家、清贫素颜气象，远没有庭院深深、高墙厚壁、重檐叠窗、富丽堂皇。我看就是与鲁迅故居相比，也显得略逊几筹。原因在于蔡元培父亲当年只是个钱庄经理，家里虽算是体面人家，但绝不富有，更没有多少积蓄。
蔡元培11岁（年龄为虚岁，下同）时，他的父亲去世。其时，蔡元培哥哥13岁，弟弟9岁。家族亲友念其清贫，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用。但蔡元培母亲自立好强，婉辞好意。幸好其父生前待人友厚，多有资助借贷于别人，虽无凭证，但对方良心常在，不时有人来归还借款。蔡元培母亲凭着这些还款，节俭度日，总算把一个家苦苦支撑下来，蔡元培也得以继续读书。
蔡元培真是个读书种子，现在他的家乡仍流传着不少他童年读书用功的故事。有一则是这样的：一天傍晚，蔡元培正在自家楼上读书，家中忽然失火。举家惊慌失措，疾呼他赶快下楼，而蔡元培因读书入神，竟全然不察。
还有一则说，绍兴是江南水乡，每到夏天夜晚，蚊虫特别多，常常扰得蔡元培无法专心读书。有一次他看到厨房里有几只空酒坛，便搬来两只酒坛，脱掉鞋子，把两只脚伸进酒坛子里。这样蚊虫咬不到，他就可专心读书了。
在绍兴，蔡元培生于斯长于斯26年，直至1892年北上京城。1926年，承载蔡元培青少年记忆的这座五开间三进深的故宅转售给了徐锡麟三弟。
如同鲁迅一样，故宅易主后，绍兴真的就只是蔡元培的故乡、心中常常眷念之所而已了。
不过，蔡元培对故乡的感情无比深厚。1938年他在给《鲁迅全集》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
蔡元培6岁即入家塾读书，走的是科举取士之路。1883年，17岁的蔡元培考中秀才。此后近十年时间，他自由读书，遨游书海，泛读杂览，驰目骋怀，以此奠定了蔡元培日后学博才闳、兴趣广泛、转益多师、沉潜浑厚的博雅视野与通达气度。
对立志科举的读书人来说，考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光宗耀祖，福妻荫子，此为人生正途。不过，蔡元培倒也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路高歌到进士的。1882年他应童生试，未被录取；1885年、1888年两次杭州乡试，也均未考中。此时的蔡元培骨子里开始不屑八股了。后来之所以能捷报频传，可能与主考官个人偏好有关。蔡元培当年科举试卷今尚可査。考官评语为：
“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警当，与众不同”，“文境高古，如读异书，如观鼎彝”（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而时人均称蔡元培的文才为“怪八股”，幸好考官偏好“怪八股”，乡试考官李文田曾对蔡元培说：“只有我李某人能够赏识，你才中了举人，没有第二个人再来赏识你的文章。”会试时王颂蔚是初考官，他阅蔡元培首场试卷不类八股文，即奇之，及阅二、三场卷，认为渊博无比，大为欣赏，“乃并三场存之，且为延誉”。晚清帝师翁同龢作为会试正主考官，也喜欢蔡元培这一路，还夸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参加殿试朝考时，蔡元培内心是戚戚然的，因为他的字不是从楷书入手的，不是馆阁体。蔡元培的字，如枯蛇挂树，取法黄庭坚。字面如人面，科举考试笔下工夫至关重要。当年湖南熊希龄为参加殿试，还特意回到家乡苦练毛笔字一年然后才敢赴京赶考的。所以多年后在北大时，钱玄同曾问过蔡元培，说你的这种字当年怎么会高中的呢？蔡元培笑着回答广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蒋复璁：《蔡元培先生的旧学及其他》）蔡元培自己也曾经说过：“向来殿试卷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蔡元培：《自写年谱》）“书院中为四书文，则辄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院长钱振常、王继香诸君转以是赏之。其于乡、会试所作亦然。然己丑、庚寅乡、会试联捷，在孑民（蔡元培字）亦自以为意外云。”（蔡元培：《传略》）晚清中国，积贫积弱，甲午一战，内外交困。由甲午到戊戌，尽管蔡元培个人从进士到翰林到编修一路过来倒也顺利，但他环顾世界，觉得中国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他没有沾沾自喜于个人名利，而是开始关注新学、西学，开始关注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査蔡元培日记，从1894年至1899年，蔡元培所读西学图书多达一百多种，除介绍外国历史、地理、政治之外，还有不少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声光化电之外，另涉及医学、算学、天文。
1898年当维新运动热火朝天之时，蔡元培正自学日文，日本森本丹芳所著《大东邦合论》，他已经能够借助字典看得七不离八了。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内心愤懑，深感政府无可希望，“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的心愿更加坚定了。他评价康梁之徒：“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蔡子民先生言行录》）1898年的那个秋天，蔡元培毅然率眷远离京城，回到绍兴。
回到家乡的蔡元培，应聘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校长）。绍兴中西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1887年由当地绅士捐资创办。往日堂堂翰林，而今新学校长，蔡元培从确立办学宗旨到聘请教师，从确定课程到选编教材，从选购图书仪器到指导课堂教学实践，一一亲力亲为。短短一年，便成绩斐然。
学生中有后来终身信服蔡元培、辅助蔡元培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功勋卓著的蒋梦麟及一直以“鲁迅挚友”名世的文学家、教育家许寿裳。1900年离开中西学堂后，蔡元培来到上海，先后出任上海澄衷学堂代理监督、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爱国女学校监督、爱国学社总理，并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其中，在爱国女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高君珊、诗词作家的徐新华，以及成为蔡元培第三任夫人的美术教育家周养浩；在南洋公学任特班总教习时所教学生，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可谓声名显赫的如：李叔同（弘一大师，艺术教育家、律宗高僧）、谢无量（书法家、教育家、文史大家）、胡仁源（教育家，曾代理北大校长）、黄炎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在爱国学社时的学生则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柳亚子、章士钊等。那几年，蔡元培还应张元济之邀，出任商务印书馆首任编译所所长，负责国文、历史、地理三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由此蔡元培一生均与商务印书馆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蔡几度出国留学，均有商务提供资助。1940年病逝前，伺候病榻的便是商务总经理王云五。
他（梁启超）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梁漱溟（1893—1988）评梁启超与蔡元培从1898年离开京城回到家乡开始，到1907年远赴德国留学，这个十年，对蔡元培来说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他完成了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继而从民主革命家到现代教育家的艰难蜕变与华丽转身。在晚清同等资历人群中，蔡元培的这种转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蔡元培早的，如晚清体制叛逆者洪秀全，连续四次参加科举竟连个秀才也没有弄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虽有功名，却终身是体制的维护者。张謇、张元济，则一心埋首于实业与书林。后来者中，再也没有进士出身的，有个举人就很稀罕了。陈独秀、汪精卫、任鸿隽，都只是秀才而已。而孙中山、章太炎、严复、鲁迅、胡适等，都是全无功名之人。
戊戌变法时，蔡元培因为淡然政治，所以他既没有像康梁之类遭通缉，像六君子那样遭杀身，也没有像张元济那样被革职，但他还是毅然挂职携眷出都。此时国内时局可谓“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张元济语）。蔡元培此番作为，这里面不仅只是对清廷的失望，还有对立志教育救国的希望，有对自己“此生端为国家来”的雄心，这是传统士大夫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担当，也是时代先觉者的大智大仁大勇。
这十年，蔡元培辗转绍兴中西学堂、嵊县剡山二戴书院、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外交报》、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商务印书馆、《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光复会、同盟会、绍兴学务公所、京师译学馆，概括起来，就是办学、办报、结社。而办学（教育人才）、办报（唤起民众）、结社（组织队伍），正是晚清一批仁人志士们从传统士大夫蜕变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也正是新式学堂、报刊、社团的大量出现，使得传统士大夫在非官即隐之外，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新型知识分子开始职业化一他们依托诸如上海这样的新兴城市，依靠弃旧塾、求新知的洋学堂学生，依靠弃帖括、问新事的新型读书人，依靠志同道合、救国图强的志士仁人，解决了稻粱谋的老问题，解决了安身立命的大问题。
蔡元培的浙东老乡罗振玉曾这样评价过蔡元培：“中进士，点翰林，不怕不能飞黄腾达，但蔡却要坚持革命立场，弃官不做，不夹杂个人穷通得失思想在内，这可以叫真革命。”
蔡元培通过严格而残酷的科举之路实现了旧式读书人的顶层设计，进而直接效忠朝廷，成为朝廷命官。戊戌维新失败，久居京畿深谙高层政治的他，突然“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当然这个读书声，不是“来日无多如奔马，一生惟愿做蠹鱼”的读书声，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声，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读书声，是立志“博古知今”又“兼济中西”且“旧学新知”能“放眼世界”的读书声。这个读书声，使得蔡元培毕其一生，始终保持了书生本色。
不过蔡元培这个书生，倒也不乏武夫经历与铁血精神。他在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时，公开是办教育，暗里却是从事反清革命。他把教育与革命相结合’办教育是为了培养反清人才’发动暴动’进行暗杀。他聘请教员进行军事训练，延请教师专门教授理化知识’指导学生制造炸药’甚至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暗杀团。所以1904年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蔡元培便众望所归地被推举为首任会长；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蔡元培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此番经历，使得日后蔡元培不仅学贯中西，德配古今；更是能文能武，惊天动地。
蔡元培远离京城回到家乡，原本俸禄优厚的上流官宦生活，一下子变成了吃百家饭、形同儒丐的底层平民生活，以致长子夭于贫病、结发妻子死于困厄。但蔡元培“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尽管他自己也说“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甚至“畏涉政事”，“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但在涉及个人信仰、价值、志向方面，他决不苟且，毫无妥协，从未懈怠，不曾动摇。
纵观蔡元培一生，可以说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的一生，是“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挽蔡元培联）的一生，也可以说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央研究院同人挽蔡元培联）的一生，还可以说是“道德文章不朽、事业功勋并茂”（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挽蔡元培联）的一生。在世人面前，蔡元培“无所不容、宽厚仁恕”，既“溫、良、恭、俭、让”又“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他始终安贫乐道，平易和蔼，对上不谄不卑，对下不倨不傲，一生好好先生。但换个角度来看，蔡元培“外和内介、守正不阿”，“能恕能严”，“严于律己”，“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他的一生，又是不断辞职的一生，不断有所不为的一生，他敢喜、敢怒，敢爱、敢恨，敢争、敢斗。
1890年24岁时，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如此年轻，出任如此要职，这已是旧式知识分子的莫大荣耀了）。他反对因循旧例，主张采用章学诚的史学方法，将全志分为地篇、吏篇、户篇、礼篇、兵篇、刑篇、工篇、学篇、书篇、碑篇、列传、仕女篇、杂篇及文征等篇，但他所定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赞同，此时蔡元培没有多想便辞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