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教育史的弦歌版呈现
1903年，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全校都在传唱着一首歌，歌名叫《男儿第一志气高》，它的曲调来自日本童谣《手戏》，教唱者为该校乐歌课老师沈心工。此歌标志着中国学堂乐歌的正式诞生。歌词是这样的：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
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
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这一年是农历癸卯年，次年清政府颁布实行《癸卯学制》，全国一下子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这些新学堂，或寄居旧式塾馆、从前书院，或占领庙宇道观、殿堂寺院。师资有旧式秀才，也有新派知识分子，甚至部分留洋人士。
当年从校舍到师资，从教材到课程，全国的新式学堂尚没有统一的硬性标准或强行规范，但新式学堂里却一定会有歌声。所以，自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男儿第一志气高》传唱开来后，各地学堂纷纷仿作学堂乐歌。远在河南唐河’正在上新学堂的冯友兰所唱的乐歌，曲调依旧，但歌词却改成了这样：
年少儿童进学校，第一学孝道。
父母生我多辛劳，乳哺又怀抱。
出入顾复不辞劳，罔极难思报。
你看林间乌鸟，尚能反哺把亲孝。
吾曹若不尽孝道，何以做英豪。
愿我同学事父母，大家尽孝道。
唐河是个内陆山区小县，当地官绅办学，一方面想与时倶进跟上沿海的步伐，另一方面仍念念不忘坚守传统。百善孝为先，唐河的学堂乐歌用的是《男儿第一志气高》昂扬激越的曲调，但传递的却是传统礼教的内核。
而到了民国建立后，无锡的一所新式学校依此曲调填写的新歌却又变成了这样：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
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
敦品励行重节操，道德真紧要。
体育功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
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
无锡作为沿海开放较早的城市，在清末民初近代工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一度被称为“小上海”。工商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离不开民风支持，离不开教育促进。在无锡的这所小学校里，校歌已经唱出近现代先进的教育思想了：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国民而非臣民、顺民或草民。民国了，共和了，新的国体，需要新的国民。教育的手段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为先，智育为本，体育为用。教育不仅要面对新国民，更要面向新世纪，面向全世界。
现在距离当年最早的这批学堂乐歌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校园里的歌声飘过一百年，中国新式学校教育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年。通过百年来传唱的一系列感人的学校歌曲，我们也可以感知百年来的教育历程，感受百年来的教育思想，想象百年来的校园生态，梦回百年来的教育现场。
中国古代对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商代以前，在明堂、成均、庠、序、瞽宗、学、塾、校等这些教育场所与教育机构当中，成均、瞽宗等就是专门进行音乐教育的场所。近代学者刘师培考证，成均的“均”，即“韵”之古文。古代教民，口耳相传，故重声教；而以声感人，莫善于乐。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原本是《四书》和《六经》，可惜《六经》中的《乐经》失传，只剩下《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和《周易》这“五经”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乐”，也就是音乐舞蹈的教育。孔子的学生曾点对孔子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时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本人能唱歌，能鼓瑟，能弹琴，能吹笙，能击磬，一次在齐国闻听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中国古代教育是把“乐教”与“诗教”、“礼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所以孔子说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果天下道德沦丧，那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个状况，叫做“礼崩乐坏”。如果这里风俗淳厚文教发达，那也又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个情况，就叫做“弦歌不辍”。
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和音乐密不可分。中国最早的音乐被称为“雅乐”，配“雅乐”的歌词保存到现在的是《诗经》；后来的音乐叫“清乐”，配“清乐”的歌词是“乐府诗”。到了公元4世纪以后，中国西部各兄弟民族的音乐及中亚、印度的音乐随着佛教大量地传播进来，和中原的音乐长期地接触、融合，发展成为在唐代时经常在宴会上演奏的“燕（宴）乐”。后来，逐渐地有人尝试依照这种乐曲的节拍来填写长短句的歌词，这就是唐宋词的滥觞。音乐与文学通过词这种文学样式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书生举子、文人雅士。
但是到了近代，在中国传统旧式塾馆教育中，却是没有音乐课的。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新式学堂诞生。伴随着这些学校的出现，“学堂乐歌”开始在学堂里传唱。当年一批留洋的新型知识分子回到国内，“效法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运用中国音乐素材，融合西方作曲技巧、风格、体裁、乐器、音乐语言等创作出了一批新型歌曲作品，因率先在新式学堂传唱并风行，故称之为“学堂乐歌”。从最初的模仿、拿来开始，曲调原创的学堂乐歌也开始陆续出现。
在“学堂乐歌”之前，西方传教士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堂里曾设置过唱歌课程，当然传唱的多为一些“宗教圣咏”、“赞美诗”等等。现在有据可考的、在近代中国最早开设音乐课的学校是马礼逊学堂。1839年英国人溫施娣、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了这所教会学校，1842年该校迁往香港。这所学校设有专门而系统的音乐课。在新式学堂的所有科目中，既有读书算术等直接有益于人生的课程，亦有诸如音乐等课程，培养人的情操，陶冶人的性情，以此间接地施益于人生。所有这些课程均为培养完全人格的手段，在学校教育中缺一不可。
中国的邻国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94年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这引起了国内朝野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极大震撼。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全面学习西方的革新运动。当时，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其中又特别重视音乐教育。他们专门颁布教育法令，建立教育制度来保障学校开展音乐教育，比如规定小学必须设置唱歌课，中学必须设置奏乐课，同时聘请西方音乐教育家来日本直接教授钢琴、和声、管弦乐、指挥、声乐等科目，并要求本国音乐家积极开展西洋音乐与本国音乐的借鉴、融合及创新工作。这些措施非常有效地推进了日本的音乐教育。清末留学日本的汤化龙曾在专门为《新编唱歌集》撰写的序言中介绍日本的音乐教育：“扶桑岛国，吸星宿之流而扬其波，音乐专科，永定学制。三尺童子，束发入塾，授之以律谱，教之以歌词，导活泼之神，而牖忠爱之意，浸淫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
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是我国最早正式提倡学校音乐教育的教育家。1898年5月，康有为在上书光绪《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此处“歌乐”就是指音乐课。更早在1891年康有为所写的《大同书》中，他从婴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联系音乐教育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如在育婴院，“婴儿能歌，则教仁慈爱物之旨以为歌，使之浸渍心目中”。小学阶段，“儿童好歌，当编古今仁智之事令为歌诗，俾其习与性成”。中学阶段，“乐以涵养其性情，调和其气血，节文其身体，发越其神思”。大学阶段“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诗说教，以辅翼其德，涵养其性，而所重则尤在智慧也”。在康有为看来，音乐对人的道德、性情、智慧、身体都能产生影响，因此音乐教育是对德育、智育、体育的辅助，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和谐发展的一种重要教育手段。
同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对日本的学校音乐教育在塑造个人情操，振奋民族精神，改造国民品质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他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种，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他在《论幼学》一文中提倡儿童教育应让儿童“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气血也。”
儿童们应该“或游苑画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
梁启超还直接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上介绍了一批优秀的学校歌曲。
1900年之后，沈心工、李叔同、曾志态、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等陆续留学日本。在留日期间，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日本音乐、西洋音乐。他们这几位后来均成为我国学校现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其中沈心工、李叔同、曾志态被称为中国学堂乐歌创作的“三驾马车”。
以沈心工（1870—1947）为例，他1890年考中秀才，1895年开始执教于圣约翰书院，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学堂。1900年师范学堂筹办附属小学，1901年沈毕业后即任附小教师。1902年他东渡日本自费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在那儿他写出了后来成为学堂乐歌开篇之作的《男儿第一志气高》。这是一首体操、兵操歌。1903年2月沈心工回到国内，继续任教于南洋公学附小，于是这首《男儿第一志气高》便从南洋公学附小开始传唱开来，直至传遍中国大部分新式学堂。同为学堂乐歌创作重要代表人物的李叔同曾评价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久为海内所钦仰”，另有学者颂沈为中国“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不仅自己创作了一批学堂乐歌，他还培养了一批学堂乐歌的创作队伍。沈用他的音乐教学实践证明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余观社会现状，家庭少隙地，城市无公园，彼天真活泼之儿童，若无正当之游乐地，自然发生种种败德伤身之事矣。欲求补救之方，唱歌其一也。”
根据清政府“癸卯学制”的总体部署，1904年1月正式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章程规定，乐歌与手工、图画三门课为学堂“随意科”，供学生选修。
不久，女子高等小学堂与男子学堂先后将“乐歌”改为“必修课”。
沈心工的学堂乐歌代表作很多，像《黄河》、《竹马》等均风靡一时。当年学堂乐歌的创作方式是依曲填词、选曲填词、按词选曲等。词曲的中西合璧及乐曲采用的进行曲体裁是早期学堂乐歌的主要特征。沈心工说：“余初学作歌时，多选日本曲，近年则厌之，而多选西洋曲。以日本曲之音节，一推一板，虽然动听，终不脱小家气派。若西洋曲之音节，则浑融浏亮者多，甚或挺接硬转，别有一种高尚之风度也。”
1911年至1927年，沈心工出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学校每天都升国旗，唱国歌、校歌。新生入学时，每位新生都要宣誓：
我为陶冶品性而来，愿遵守校规；我为研究学识而来，愿尊敬师长；我为锻炼体魄而来，愿爱护自己。
黄炎培对沈心工的歌曲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沈先生的歌曲“没有一首不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意味。先生所深深致意的是爱国，是自立自主，是惜时爱物、哀劳工、哀劳农，尤重体育和童子军。全部歌词的精神是美的，天真的，生动的，沉着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博爱、是自由、是平等”。邹韬奋说，沈先生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因为唱歌课在学校得到重视，当年的数学老师赵宪初还编写了数学公式歌：“X、等于、两A分子、负一B、正负、开方、B—方、减一4AC—……”谱写了曲调的这首公式歌，一直流传到解放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历经演变后改名为南洋模范中学。该校校友蔚然，邹韬奋、王选、张光斗、何祚庥、陈昊苏、厉以宁、汪光焘、王生洪、荣智健等等只是其中的代表。
该校音乐教育传统深厚，近年来每年均有大批毕业生以艺术特长生方式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学校学生交响乐团更是声名远扬，曾获国际音乐节金奖。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首《黄河》，词是杨度所写，曲便是沈心工所谱。相比沈心工，属于晚生代的音乐家黄自回忆说，他“童年时唱不释口的歌，几乎全是沈先生所作”。他最爱《黄河》这一首歌，“调子非常地雄沉慷慨，恰切合歌词的精神。
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实不多见”。
《黄河》是一首适合于中学生演唱的学堂乐歌。下面的《老鸦》适合幼稚园小朋友演唱：
老鸦老鸦对我叫，老鸦真正孝。
老鸦老了不能飞，对着小鸦啼。
小鸦朝朝打食归，打食归来先喂母。
自己不吃犹是可，母亲从前喂过我。
这首《蚂蚁》，则适合小学生演唱。
蚂蚁蚂蚁到处有，成群结队满地走。
米也好，虫也好，衔了就往洞里跑。
谁来与我争，一齐出仗，大家把命拼。
不打胜仗不肯回，守住洞口谁敢来？
好好好，他跑了，得胜回洞好。
有一处，更好住，要做新洞大冢去。
莫说蚂蚁小，一团意气真正好。
人心齐，谁敢欺？
一朝有事来，大家都安排。
千千万万都是一条心，邻居也是亲兄弟，朋友也是自家人。
你一担，我一肩，个个要争先。
你莫笑，蚂蚁小，义气真正好。
这些学堂乐歌’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传递不同的教化意蕴，或“谐合心志，裨益风教”，或“鼓舞性情，激发忠爱”，或“感化人心，播荡神志”，一度“家弦户诵”、“洋洋盈耳”、“响彻校园”，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悦耳先声。
被称之为学堂乐歌“三驾马车”之一的曾志态曾写过一篇叫做《乐理大意》的文章。文章说广远自欧美，近自日本，凡言教育者，莫不重音乐。而其于小学校唱歌一科，更与国语并重。盖期间教育家、理论家研究殆百余年，而有今日之大光明也。国无音乐，不得为文明国。人不知音乐，不得为文明人。音乐之于学校，改良儿童性质尚小；音乐之于社会，改良一般人民性质更大。”
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鼾未醒。
东亚大陆将沉没，一曲歌成君且听。
人生为学须及时，艳李浓桃百日资。
莫遣韶光等闲老，老大年华徒自悲。
近追日本远欧美，世界文明次第开。
少年努力咸自爱，时乎时乎不再来。
这首歌歌名叫做《勉学》，歌词作者是吴怀疚，一名出色的小学教育家。
丰子恺曾在《艺术趣味》一书中回忆当年唱《勉学》时的情景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乱动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多小时来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倶厉，眼睛里几乎掉下眼泪来。我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我们唱到‘东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惊心跳胆，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
下面这首歌歌名叫《童蒙入塾规矩吟》：
年少书生进学堂，衣冠整洁貌端庄。读书字字须清楚，不许痴顽学放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