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亲前送脸汤，问安事毕进学堂。钟声入耳当当响，长幼排班肩背望。
坐须端正戒偏斜，布素衣衫不用华。人品好时人敬重，规模要学大方家。
歌曲对愚顽儿童进入学校读书提出了基本的行为要求，仿佛现在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或《小学生守则》。通过歌声，入耳入心，内化为儿童的自觉行为。
这首歌名字叫《打球》：
斜阳如画芳草青，打球去，行行行。
球来球往如流星，天然好竞争。
我要一球飞向北，兴安岭外暮云黑。
又要一球飞向东，东方日出不敢红。
打球打球好男子，努力雪国耻。
这里有军国民精神，把音乐与体育、与德育算是结合起来了。
这首歌叫做《惟有现在》：
莫追想过去，快乐与悲哀，一切的一切，已葬埋。
莫忘念未来，成功与失败，一切的一切，难揣猜。
惟有现在，可贵且可爱，应刹那不放松，善自为主宰。
惟有现在，可贵且可爱，应刹那不放松，向上求愉快。
这里有劝学的诚恳、励学的坚定，还具有朴素的人生哲学道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自从李叔同的这首《送别》问世后，中国送别诗从《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再到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李叔同这儿达到了最高潮。
李叔同是我国学堂乐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在1904年他便创作出广为传唱的《祖国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生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
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丰子恺是李叔同浙江一师时的学生。丰子恺回忆说，自己小学时就是唱着这首《祖国歌》去上街游行“劝用国货”的。
李叔同还有这样一些新歌，如《我的国》，是一首宣扬爱国主义的歌曲。
它的歌词朗朗上口，颇有画面感：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
朝日丽天，云霞齐捧。
五洲唯我中央中。
二十世纪谁称雄？
请看赫赫神明种。
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春郊赛跑》：
跑跑跑看是谁先到。
杨柳青青，桃花带笑。
万物皆春，男儿年少。
跑！跑！跑！跑！跑！
锦标夺得了。
明媚的春光，孩子们在赛跑，积极进取，力争上游，歌词平白如话，对涵养道德、陶冶情操、激励精神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初学唱歌者，以琴和之，待发音既准，则琴可以不用也。唱歌发音宜平，忌倾斜。”李叔同在他创办的国内第一本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上对音乐教育教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叔同之所以能够到浙江一师任教，与一师校长经亨颐诚恳的态度、恭敬的礼聘分不开。李叔同与经亨颐一样都是留日海归，当经亨颐向李叔同提出聘任邀请时，李叔同说前来任教可以，但要求学校提供必须的设备条件：上课时每个学生要有一架风琴。经亨颐一开始以学校经费困难、从市场上一时也买不到这么多风琴为由，与李叔同商量能否屈就一下。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时风琴真的不怎么好买，因为国内没有生产，全靠进口，主要是从日本进口。但李明确表示，这些学生毕业后将要成为中国第一批中小学音乐教师’不会弹琴不行。老师课堂教授时间有限’练习全在课外，没有风琴，学生到哪里去练习呢？作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高材生，经亨颐当然知道李叔同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最后经亨颐花了九牛风琴，还有两架钢琴。每天下午四时一过，学生自修时间到了，60余架风琴无一闲置，满校可闻琴声。难怪当时其他学科的老师感叹道，“一师”快成“艺师，’了。
在音乐课上，李叔同始终采用五线谱教授法，不用简谱教学。他的器乐课有钢琴、风琴，声乐课有视唱、歌曲、齐唱、男声四部唱，有英文歌、中文歌和自己选曲填词的歌，理论课有作曲、和声、乐典等。每逢上李叔同的音乐课，学生绝不敢迟到，因为上课铃声未响之前，李叔同早已端坐在讲台上恭候学生了：他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马褂，宽广的前额，隆正的鼻梁，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和教学笔记簿、粉笔等，钢琴罩衣卸开，钢琴盖张开，乐谱醒目摆放着，琴头还放着一只时表，静静地闪着光。待学生坐定后，他起立深深一鞠躬，便开始上课。
丰子恺回忆说广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李叔同的这首《春游》，1993年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骆憬甫（1886—1954），浙江杭州人，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平民知识分子。民国元年开始，20多年如一日在杭州兢兢业业从事小学教育，做着一名平凡的小学校长。有一次一位同事跟他说：“骆校长，我们学校有几架风琴，但最好再有一架钢琴，让学生能更好地接受音乐的熏陶。”骆校长便问：“现在一架钢琴要多少钱？”同事说，大约两百多块。于是这个骆校长便马上正式召集同事们开经济会议，商讨购买钢琴事宜。当年许多学校里学生的伙食费结余、书坊纸店折扣等，往往都是校长与会计的私人好处。但在骆校长这里，这些费用都全部纳入公用，骆个人丝毫不取。这次开会专提钢琴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利用平时积蓄购买钢琴。会计一算，几年来结余、折扣款项金额已达200多块。于是骆校长便专门托人到上海买回一架价值270元欧洲所产的大钢琴。从此悠扬纯正的钢琴声与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便充盈飘荡在校园的日日夜夜里，萦回在全校师生的岁月记忆里。有一次杭州市教育局督学来校视察工作，偶然发现这所小学校里竟有这么一架大钢琴，便问骆校长钱是从哪里来的？校长如实汇报，督学听了，赞叹不已。
钱穆（1的5—1990），无锡荡口人。他7岁入私塾，1如5年10岁时进入果育学校，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据钱穆回忆，当年学校中教文史类的教师比较好找，教理化自然科学的则不容易找，最难找的还是体操唱歌老师，因为体操唱歌是开风气之先者。所以果育学校的唱歌老师华倩朔甚得众人称颂。
华倩朔曾留学日本。他编写的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畅销全国近二十年。钱穆的童年是由学堂乐歌陪伴的，所以钱穆从小便喜爱音乐，后到常州府中学堂求学时，他的国文老师童伯章也爱好音乐。钱穆还跟着童老师学习过昆曲。著名的光华大学的校歌歌词便是这位童伯章先生所作。民国诞生后，钱穆在家乡担任小学乡村教师，除了教授国文外，他还兼授体操和唱歌课。他晚年回忆说，那时学校学生每天都集体唱当年的国歌《中华独立宇宙间》。有一次班上有个学生叫杨锡麟，比较顽皮，学习成绩不好，班上同学都嘲笑他，久而久之杨便变得自卑寡欢。一次偶然的机会，钱穆在唱歌课上发现杨锡麟的音准、音调、音色都非常好。为鼓励杨锡麟，帮助他在班级里树立信心，钱穆暗地里问杨，明天唱歌课上，是否能独唱一首歌？杨点头，说可以。钱又问他，如果唱歌的时候，突然琴声停止了，他还能继续唱下去吗？杨再次点点头，说可以。第二天唱歌课上，钱穆问谁愿意起立独唱，杨果然举手表示愿意。伴随钱穆的琴声，杨唱得很好。突然，钱穆停下了琴声，杨丝毫未受影响继续把歌完整准确地唱完了。班级同学都为杨锡麟的唱歌水平与临场表现而震惊，纷纷为他鼓掌。后来，学校举办游艺会，钱穆还专门让杨上台表演独唱。杨锡麟一下子成为了全校的名人。自信心得到恢复与鼓励后，杨的学习成绩不久也得到了提高，与班级同学的关系由此开始好了起来。晚年钱穆定居台湾，一次偶遇家乡老友，提及六十年前的乡村教师生活，两人竟都还记得这个杨锡麟。就是这个杨锡麟，毕业后成为了当地一个口碑很好的人才。
陶行知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文中写到会考的直接恶果广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
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就不必教，甚至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试验不做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也没有了。”
1930年，陶行知应张伯苓邀请到南开演讲。当时正逢河北省会考（旧时天津参加河北省会考）刚考完，这次会考全省69所学校参加，南开男校名列18名，南开女校名列37名，考得都不太好。但南开是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注意学生整个的生活的，不肯把学生完全当成书呆子教，没有牺牲学生们宝贵的生活以迁就机械、死板、毁灭学生生命力的会考制度。所以陶行知一见张伯苓便向他道喜说：“我就贺你会考考得不好啊！”并专门作诗一首：
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
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
请问贺客贺什么？贺您几乎不及格。
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原载《生活教育》第1卷第19期）可见陶行知对音乐、体育、美术、手工等这些课程非常重视。陶也是校歌包括校园歌曲的热心创作者。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他专门编辑出版过一本音乐教材，在这本教材中，有七首歌曲是他自己作词的：《锄头舞歌》、《镰刀舞歌》、《凤阳花鼓》、《农人破产之过程》、《自立立人歌》、《村魂歌》、《黄花歌》。其中《锄头舞歌》还被选作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校歌，它是可以一边唱一边舞的：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依呀嗨，呀荷嗨。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呀嗬嗨，依呀嗨！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依呀嗨，呀嗬嗨。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呀嗬嗨，依呀嗨！
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
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依呀嗨，呀荷嗨。
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呀嗬嗨，依呀嗨！
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学的国语课本，共八册。课文都是叶圣陶编写的，插图则是丰子恺手绘的。叶圣陶创作的歌曲很少见，但他写的课文《中华》，因为文字优美、合韵合辙，读着读着，就成了一首歌：
中华，中华，我们大众的家！
高大的山岭连延南北，广阔的江河滚滚东下。
良好的田地到处都是，年年生产米、麦、桑、麻。
富足的矿山指说不尽，多量采用哪怕缺乏。
中华，中华，我们爱护它谁来犯它，我们抵抗他！
中华，中华，我们大众的家！
193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校歌”向部属院校发出训令称：
“音乐一科，为陶冶青年儿童身心之主要科目，自古列为六艺之一。现在各级学校教授音乐，取材虽未尽趋一致，但自编校歌，以代表各该校之特点，而于新生入学之始，则教之歌咏，以启发爱校之心，影响至为重大。”政府要求部属大学编校歌，社会也早就将有无好校歌作为判别学校是否优良的众多标准之一，引得中小学校纷纷改校歌写校歌，成为一时风潮。
当时中国最牛的一首校歌，可能要属复旦大学的校歌了。复旦大学，得名于上古的《卿云歌》：
卿云烂兮，礼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首古歌词，1913年曾被谱曲，用作中华民国的临时国歌。这时复旦大学没有了校歌，而一时又写不出更好的校歌，于是复旦大学干脆还是以《卿云歌》为校歌，这样一所学校的校歌与一个国家的国歌完全一样。直到1925年著名学者刘大白写出了新的歌词：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姅；无羁姅，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交相勉，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曰月光华同灿烂！
歌词写好后，著名音乐家丰子恺谱了曲，一时传唱久远。可惜的是，后来复旦大学校歌一度又被改成了这样：
你是复旦人，我是复旦人，我们共同拥有新的理想。
民族的崛起，人民的富强，未来的历史重任在我们肩上。
刻苦严谨，求实创新，努力前程，为国栋梁。
文明健康，团结奋发，复旦复旦，日月辉煌。
不过，要说这样一改错在哪里，还真不好说。校歌好不好，在于它的味道与旨趣。没有了那个味道，没有了那个旨趣，就是再好，好像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南京大学校歌也是如此。
南京大学前身为创办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首校歌创作于1916年前后，歌词由校长江谦所写，李叔同制谱。
大哉一诚天下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
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
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
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江谦是张謇的高足，他就任校长的时候，聘请李叔同来校任教国画与音乐。这首校歌的歌词，体现了江谦所信守的“一诚”、“三德”的儒家精神，“道德为原本、知识极诚明”的办学理念。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学校曾公开重新征集学校校歌歌词，结果却是大家希望恢复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的老校歌。于是，南京大学的校歌“复辟成功”。
校歌与校名、校训、校风、校徽等共同构成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识别系统。她承载的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办学传统、办学精神，参与构成一所学校的精神血统与文化DNA。不少校歌，都是直接围绕校训来进行演绎、铺陈或强化的。
以厦门大学为例。
厦门大学是陈嘉庚于1921年个人独资创办的，是福建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同时还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唯一一所创办以后从未改过校名的大学。陈嘉庚是一个个性坚强的人，厦门大学被他视若生命。在他的企业破产收盘以后，陈嘉庚仍坚持“毁家办学”、“卖大厦办厦大”。当抗战期间福建省政府想改“厦门大学”为“福建大学”
时，陈嘉庚极力反对。他利用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访问的机会，一一拜访了当时的国民政府高官，历陈不可改名的理由，最终获得成功。陈嘉庚很喜欢《周易》中的“自强不息”与《礼记》中的“止于至善”，他欣然将此八字定为厦门大学的校训。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谁欤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